甘中流，1963年生于安徽怀宁。中国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书法批评史》《中国书法理论纲要》《草书津梁》《王羲之〈十七帖〉技法与创作图解》《王羲之书派行书翰札导读》《书法与中国文化》（合著）《新编书法教程》（合著）《甘中流草书成语字帖》《甘中流书作》等。
书法形式的文化根源及特性
文/甘中流
近几十年，随着书法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书法展览的推动，书法的艺术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与传统书写有一定的差异。毛笔文化时代，汉字的书写以实用为主，艺术表现毕竟不是主流。随着毛笔退出实用领域，书法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以创造出艺术产品为主要目标，追求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成为书法家们弹精竭虑的工作。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品式类型都被加以利用，诸如染色做旧的效果、模仿古迹上的收藏印章等。
其他艺术性形式的创意，也在一定程度上被用来扩展书法表现的效果，诸如通过装裱拼贴出花色多样的效果等。概言之，这些方法可归属为书法作品的外在形式。我这里要说的主要是书法形式的内在机制，或者说是隐性形式机制问题。所谓内在机制，指字中笔画、偏旁之间的组织，字与字如何排列成行，行与行之间如何排列成篇，这是写所有书体都会面对的问题。
“现状与理想”批评展的举办，正是全面审视近几十年书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或者说希望通过这种倡导，产生更多的精品。除了从学养品格提高创作者自身的积淀，书法形式问题也需要从文化层面进行深度解析。所谓精品，通俗来说就是耐看，历史上的经典作品都很耐看，且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其中作品的形式也具有决定性因素，创造出有深度的精品离不开形式问题的探究。前人描述的书法理想境界，实际上已包含了对形式要求的因素。黄庭坚说魏晋书法有韵，这个“韵”本身就具有美妙的韵律。清代书法理论家刘照载描述理想的书法犹如“高山深林，望之无极”，其中形式因素不可或缺。
从东汉以来的书法理论文献来看，古人已经涉及作品形式问题。东汉崔瑗《草书势》说“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西晋成公绥《隶书体》中提及“分白赋黑”，杨泉《草书赋》称述草书“或攒剪而齐整，或上下而参差”，描述草书不但有齐整之序，更有参差错落之美。卫恒的《字势》论及古文字“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
刘劭《飞白书势铭》有“直准箭驰，屈拟蠖势”，涉及字形篇章中的俯仰、方圆、曲直等形式维度。唐代孙过庭《书谱》说：“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这是较深度的总结，涉及用笔的迟疾，用墨的润枯，结构的方圆，整体关系的显晦、行藏等，表明书法形式在于各个层面的方圆、曲直、轻重、疏密等关系构成。正是有这些关系，一篇书作才有内在的秩序，形成有意味的节奏。如前所述，对于书法的形式机制，前人有所揭橥，但并未做系统总结。今天我们不但要关注这一课题，更要从文化渊源上做系统研究。
《书谱》（局部）
关于书法形式的文化根源，简言之，在于古老的阴阳二分思维，古代书法理论著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孙过庭《书谱》说“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托名蔡邕的《九势》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传为虞世南的《笔髓论》说“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都涉及阴阳观念。
阴阳对偶范畴是古人观察天道、地道、人道总结出来的两种根本属性，《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在前人看来“阴阳交错”“道在其中”，意谓天地人伦事物的变化规律都可以通过阴阳两种属性来把握。这种思维方式曾经长期主导中国人的世界观，《周易》这本书就是其集中体现。我们书法学习者熟悉的《圣教序》里有“窥天鉴地，庸愚皆识其端；明阴洞阳，贤哲罕穷其数”，这是说天地间的有形事物一般人都能识别，而阴阳变化莫测，贤哲也很难穷尽其奥秘。
由阴阳二分思维展开的对偶范畴有很多，诸如阴阳、刚柔、虚实、动静，疏密聚散、开合、张弛、起伏，方圆、曲直、向背、轻重、正奇，主次、大小、粗细、长短、单复、藏露、连断、顺逆、远近……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通过阴阳二分逐渐扩展成一整套观察天地事物之变的网，概括了一切静态、动态。这里面除了色彩，大千世界的种种都可以通过这个网来表现，可以说这是我们先民经验、思考世界的基本模式。这个网实际就是书法形式的根本机制。
书法作品如何内化上述这些对偶机制？这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书法作品的构成层次。传统的观点一般把书法作品的构成分成三个层面：点画、结构、章法，这种分法多半是以正体为标本，若施之于行草则过于简单化。按照现代的艺术分析准则，我以为行草两种书体的视觉意义单元有点画、偏旁、单字、字组行、行组、局部、整体八个层次，因为这些层面都可以产生美感效应。其他如篆书、隶书、楷书相对少一些，但也不止三个层次。应该说各个层面都可能生成曲直、轻重、向背、聚散、疏密等关系。
其二是这些对偶范畴如何在作品中发挥效能。许慎《说文解字》说：“文，错画也。”所谓“错画”，即交错的纹理。书法形式正是用“错”，让阴阳、刚柔、虚实、动静，疏密、聚散、开合、张弛、起伏，方圆、曲直、向背、轻重、正奇，主次、大小、粗细、长短、单复、藏露、连断、顺逆破完、浓淡、干湿，远近、面线等层面产生差异而形成动态的关系，由这些二分范畴在点画、偏旁、单字、字组、行等层面穿插交织、相克相生，并构成秩序，这样就让本来松散的汉字变成一个互相之间有联系的整体，且能产生深度的美感。
孙过庭说书法艺术“同自然之妙有”，张怀瓘说书法要“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正是因为有上述这些形式机制。宗白华在《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一文中说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书法如何将自然节奏化，又如何“深层”对生命形象进行表现，关键也在于上述这些关系的处理。
也正由于书法形式机制匹配人们对天地人伦之道的认知模式，书法成为古人心目中的“玄妙之技”。唐太宗李世民《王羲之传论》评述王羲之书法时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明朝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一论及书法时说：“梁武帝学佛精儿，陶弘景神仙宗伯，唐太宗英武真君，李煜荒淫孱主，而皆笃意书法，咸有深嗜卓诣，盖由书道中备有真寂玄旷，与夫雄姿绰态，可摄种种根性，令其醉心耳。”
书法艺术内化了阴阳对偶范畴及其扩展义项，让这门艺术能以简驭繁，得简易之道，借用陆机《文赋》所言，即“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毫端”，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何书法成为士大夫乃至帝王们心仪的雅艺。人们在书写中体察阴阳刚柔之消息，感受超以象外的玄虚之境。书法形式的这些优势，后来被文人运用于绘画，即强调以笔“书写”的方式创作，这样通过笔墨的轻重、方圆、刚柔、疏密等关系生成更深层次的美感表达机制。
定武《兰亭序》
经典作品如《兰亭序》等充分展示了上述形式机制的妙处我们循着这个路径也能更好地理解经典作品的形式奥秘。
当然，前人也列举了相反的例证，托名王羲之《笔势论》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包世臣《答熙载九问》中吴照载说赵孟颍的书作“上下直如贯珠而势不相承，左右齐如飞雁而意不相顾”。周星莲《临池管见》说：“字莫患乎散，尤莫病于结。散则贯注不下，结则摆脱不开。”这些都是因形式简单化而导致的结果。
从文化层面来看，书法形式机制有自己的特性，粗略来看具有多维的、人文品格的、主客统一的、开放的特征。
关于多维的问题，上述对偶范畴涉及的多层面举证已足够说明问题。关于人文品格的问题需要做些解释，书法形式的些对偶关系并非纯物理属性的，往往包含着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张怀瓘《书断》说：“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长，有似夫忠臣抗直补过匡主之节也；矩折规转，却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顺慎终思远之心也；耀质含章，或柔或刚，有似夫哲人行藏知进退之行也。”其大意是说长短关系的协调让人想起忠臣的节概，方圆疏密的处理如同孝子般的用心，刚柔关系的和谐可以体现出哲人般的智慧。在比较虞世南、欧阳询书法性质时，张怀瓘《书断》中说：“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由此看来，刚柔关系也具有道德品格的内涵。
黄庭坚评议米芾书法说：“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黄庭坚认为米芾的作品有足够的气势，但少了一些儒雅的风范，不够含蓄，就如同子路还没有追随孔子时的习气，举止近乎鲁莽，具体到形式，必然包含字形的收放矢度，用笔迟疾偏颇的问题。关于主客统一的特性，是说很多对偶关系不仅是反映自然物象及其秩序的，同时也给创造主体以充分的自由。其他造型艺术形式也有这些特点，即便是西方写实的艺术也会有主观的选择性，但书法形式的这些对偶层面为作者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诸如方圆、疏密等，其梯度变化交给作者来处理，而非客观描述自然事物，也非纯几何式的，这在造型艺术里应该是最自由的，所以张怀瓘说书法“得简易之道”。
书法形式机制还有开放性的特点，即形式层面可以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得到扩展。我们前面所列对偶范畴的最后一项“面线”关系即是如此。面线关系在古代书法作品中是客观存在的，块面与线条的对比会让作品增添表现力，但古人没有总结。冯承素本《兰亭序》中涂改的一些字迹显然要比正常书写的笔触宽厚，这实际上增加了作品块面与线条之间的对比，让作品更有深度，假如加以“改正”，就会显得平面化，看看褚遂良的临本《兰亭序》就明白这个道理。明清以来，王铎、傅山等书家有意识运用涨墨，就是把本来试错的效果加以利用，成为常规的艺术表现手法。所以，今天可以在传统的形式层面加上面与线这组关系。将来还会有何种扩展，都是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从历史文化的广度、深度寻绎书法形式的根源，探究书法形式的内在机制，体察书法形式因素所包含的人文精神，解读经典作品的形式特点，依然是提升书法艺术表现空间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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