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1360名开国少将中，丁盛将军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在上世纪60年代，只有丁盛、李德生、龙书金三位少将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而这其中，丁盛的经历是最为复杂的。

丁盛绰号“丁大胆”，14岁参加革命，参加过长征，抗战时期在八路军120师工作，在解放战争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政工干部。

真正让丁盛成名的，是他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这时的他从政工干部转为军事主官，凭借着彪悍的作战风格从旅长一直升为师长，尤其是他担任45军135师师长期间，在衡宝战役中大胆穿插，堵住了白崇禧的第7军，一战闻名于世。

衡宝战役一年后，丁盛升任45军代军长，之后正式升任军长。52年10月，45军和44军合编为54军，丁盛仍然担任军长。

此后他率部入朝，参加金城战役，59年平西康，62年攻瓦弄，坚决捍卫了新中国的领土主权。丁盛和54军名声越发响亮，几乎成了闻名全国的人物。

丁盛在这些战役中计划周详，决心果断，身为军一级的高级指挥员，他三年间数度亲临前线，不畏难，不避险，创造了我军在雪域高原上的典范战例，展现了一代名将的卓越风姿，他的部队也以纪律严明，作风过硬著称。

1964年7月，丁盛调离54军，担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从军长调到大军区副司令员，这显然是高升，但丁盛并不愿意，他更情愿留在一线部队，而不是到新疆搞生产建设。但当时中央的命令已经下来，他没法拒绝。

来到新疆军区一年后，丁盛感到难以适应这里的工作，曾在65年和66年两次给中央打报告，要求调离，但都没有得到回音。

1967年初，丁盛在北京出差期间，住在京西宾馆，而他的隔壁是广州军区后勤部长邱国光。一天，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妻子项辉芳来找邱国光，恰好丁盛也在场，听到他们要在春节期间到毛家湾拜年，便提出想一同前往。

得到同意后，丁盛抓住机会在毛家湾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说希望组织批准自己调离，一旁的黄永胜也为他说了两句话，但当场并没有得到回复。

到1968年2月15日，丁盛的调令下来了，他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党委副书记，这算是一次平调。

丁盛到任一个月后，“杨余傅事件”便发生了，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职务空缺了下来，黄永胜被调到北京接任他的职务。黄永胜此时虽然还兼任着广州军区司令员一职，但实际工作已经不是他负责了，主要的工作被交给了丁盛等人。

在战争年代，黄永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丁盛的顶头上司。44年，黄是晋察冀教导2旅旅长，丁是2旅1团政委；45年11月，热辽纵队成立，黄是司令员，丁为其麾下27旅旅长；47年，黄出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丁盛为热河军区18军分区司令员，黄领导的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东北民主联军8纵，而丁盛是8纵24师的师长。

8纵后来改编为45军，军长是段苏权和黄，丁盛则是45军135师的师长。后来黄被调到14兵团工作，两人才分开。

黄在“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2个月后，丁盛正式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对于丁盛的能力，黄是非常清楚的，而丁盛的升迁，想必也离不开黄的举荐。

所以，在71年9月之后，很多人都怀疑黄永胜和丁盛关系有纠葛，丁盛也难免受到一些风言风语的影响。

据邓颖超同志的秘书赵炜在《西花厅岁月》中回忆，当时丁盛曾给西花厅打电话：“丁司令员在电话中语调十分郑重地说：请转告总理，我们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们已经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这是对丁盛当时表现的客观回忆。

1973年12月，毛主席决定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丁盛对调的，是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

命令宣布后，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八大司令员。在和丁盛握手时，毛主席说：“你到广州不久，把你换换吧！”随后又说：“你有心脏病，要注意休息。”毛主席的关心让丁盛感动不已，差点落泪。

丁盛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调动会如此深远地影响他后来的人生。由于南京军区下辖上海，丁盛此后就和上海的一班领导人如徐景贤、马天水等有了联系，这导致他日后遭到了徐景贤的“状告”。

徐景贤在供词中刚说，76年9月21日，他当面向张春桥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丁盛说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说，这个谈话发生在8月8日晚上。

而丁盛的说法则是，8月8日那一晚他们只是谈了杭州湾演习、文工团演出、金山化工厂等问题，并没有说什么民兵、60军。谈完之后，他便回房间睡着了。

丁盛针锋相对地反驳徐景贤：“根本就没这回事！60军是我到南京之后，为了战时加强长江口的防御，经我提议，报中央军委批准，才从江北调到沪宁线的。如果我指挥不动，为什么要自找麻烦？”

《廖汉生回忆录》记载，（廖汉生时任南京军区政委，他在回忆录中称丁盛为“丁盛司令员”），8月8日那一晚，他正在上海看病，徐景贤等人派人告诉他，说他们一会儿就来看望他。

然后他们就去先看了丁盛，在房间里从7点多谈到10点多，廖汉生于是就关灯睡觉了，刚睡下就听见徐景贤他们在门外叫他，但廖汉生没有理会，继续睡觉了。所以他们谈了什么，廖汉生并不清楚。

不过，《廖汉生回忆录》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76年10月7日，国锋同志将张、姚等人被捕的消息通知了南京军区，并通知他们立即到北京开会。

到北京后不久，他们入住京西宾馆，各回各房间等待着开会通知。

不一会儿，通知来了，廖汉生于是匆匆下楼通知丁盛，结果发现丁盛门反锁着，人在澡盆里泡着，已经睡着了，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

根据廖汉生将军的回忆，我们不难看出，丁盛在10月7日前后表现得非常坦然，在南京如此，到北京后也是如此，如果他真的牵涉了进去，怎么能有心情在那样的关头睡着呢？

也有学者指出：南京军区当时下辖3个军，1军在浙江，12军在安徽，60军在江苏。按照徐景贤的说法，如果60军“靠不住”，那么1军和12军就是“靠得住”了，但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面，1军和12军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

而且，丁盛如果真的要密谋什么，从情理上说，完全不必经过徐景贤告知张春桥，他有很多直达的渠道，何必节外生枝，埋下泄密的隐患？况且他和徐景贤等人此前交往很少，基本不熟悉对方。

再者，如果真的有密谋一事，为什么8月8日谈话后，徐景贤在9月21日才向上汇报转达？这难道是合乎情理的吗？

1998年5月，自知时日无多的丁盛请人给徐景贤捎去一封信，在信中恳切地希望对方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说明他那段口供的真实情况。然而，这封信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2004年，徐景贤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自称他的书是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的，但作为关键证人的他，对改变丁盛后半生命运的那次“密谈”却只字未提，实在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