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才芳是我军开国将领中资历很老的一位，他1924年参加革命，一年后奉命回乡组织农民运动。

20岁的时候，詹才芳率领一支农民自卫队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成了木兰山72勇士之一，和陈再道等人一起在木兰山坚持游击。

到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詹才芳担任四方面军12师政委。同年，12师改编为红9军，詹才芳顺理成章成为军政委（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当时詹才芳才26岁。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詹才芳调任31军担任政委，当时31军的军长由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兼任，所以大部分时间里，詹才芳实际上一人挑起了31军的大任。

两大方面军会师后不久，就发生了南下北上之争，詹才芳阴差阳错地卷入了这次事件。

当时张国焘仗着兵多将广，妄图以武力的方式胁迫中央，这期间有著名的“草地密电”，即张国焘给陈昌浩发了一封大意为要他南下，武力解决问题的电报。

这封电报的具体内容如何，我们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张国焘的另一封电报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才芳：

甲、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 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8日（《张国焘关于扣留军委纵队致詹才芳的电令》，《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第669页）

这封电报中的才芳，就是时任31军政委的詹才芳，由于他是31军的实际领导者，所以这封电报是发给他的，而不是军长王树声。

而时间“8日”，就是中央率领1、3军团单独北上的前一天。

当然，最后蔡树藩及时撤退了，并没有遭到扣留，否则蔡树藩和詹才芳两人后来的命运可能就大不同了。

（蔡树藩曾任红5军团政委，红九军团政委。担任红九军团政委期间，和军团长罗炳辉作为红军的后卫，为我军长征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四渡赤水后，蔡树藩和何长工互换职务，担任军委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二次国共合作后，蔡树藩担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主任。1958年因飞机失事牺牲。）

后来，四方面军南下后接连遭遇失利，张国焘最终同意全军北上。此后，四方面军被分割成两部分：30军、9军、5军及四方面军总部组成了西路军，4军、31军则留在了河东。

国共二次合作后，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1军改编为大名鼎鼎的129师386旅，陈赓任旅长，陈再道任副旅长，李聚奎任参谋长，王新亭任政治部主任（后为政委），谢富治也曾担任该旅政委。31军下属的两个师则改编为了386旅的2个团，团长分别为徐深吉、叶成焕。

386旅曾被誉为“全中国最好的部队”，为日军所深深忌恨，日军曾在他们的坦克上写“专打386旅”。这支部队就是后来和刘邓、陈粟一同经略中原的三支大军之一的陈谢兵团的前身，在解放战争中也出尽了风头。

386旅旅长陈赓后来位列开国大将，政委王新亭和谢富治都是开国上将，参谋长李聚奎也是开国上将。

那么，原本的31军政委詹才芳去了哪里？他为何没有在这支劲旅中担任职务？按常规来说，他应该是386旅的首任政委才对。

原因就是当时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红31军到达陕北前，在战斗中缴获了一些汽油，便派人护送回总部，结果在路上因为有人抽烟，汽油被引爆，多人因此伤亡。

总部随后派人前来调查，詹才芳主动把所有责任都揽了下来，最后组织决定撤销他的军政委职务，并安排他到红大学习，任1大队副大队长。毕业后，詹才芳又率队前往河北扩建抗大二分校。

直到1940年，詹才芳才重回军队，在晋察冀军区担任3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成为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冀东军区司令员。

抗战结束后，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由詹才芳率领“詹才芳纵队”开赴东北，不久后，冀东军区也被划入东北。

1947年，詹才芳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9纵队司令员，指挥过杨家杖子、朝阳等战役，后来又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在辽沈战役的锦州攻坚战中，9纵包围范汉杰的司令部，并俘虏了范汉杰及其妻子。）

平津战役结束后，詹才芳率领由9纵改编而来的46军一路南下，解放了任丘、献县、武邑、南宫、威县、兰封、信阳等63座城镇，并担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员。

由于詹才芳一直未能兼任副兵团级的职务，他在1955年的授衔中未能被评为开国上将。而他曾经的部下，如许世友、陈锡联都位列开国上将。

不过，詹才芳在四方面军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受损，出身四方面军的将军们提起这位老政委都非常尊敬，就连徐向前总指挥都称呼詹才芳为自己的老战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