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从小在伯颜之家长大,跟着伯颜学习治国之道。不管是家庭关系,还是私人关系,二人的关系与情感都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伯颜对元惠宗的打压,愈演愈烈,受到儒学熏陶的脱脱,也不免有些担心起自家家族的前途了。这位脱脱的师父正是汉族人吴直方,这位吴直方,出生于浙江,因家庭贫困,曾在京城求学,后来经举荐,拜入了明宗的门下,但在明宗出镇云南之后,他并未追随,而是一直在京。在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期间,他曾到脱脱之父马扎尔台的要求,前往传授脱脱和也先帖木儿的各种学问。
脱脱担心伯颜的事情会牵连到他的家人,便对他的父亲提出了这个建议,并请他的老师指点。吴直方以汉家思想对他进行劝谏。之后,脱脱逐步向惠宗身边,伯颜被贬之后,吴直方出任河南行省的左丞,到了新的一年,他升到了中政事,升到了文武百官。至正第七年,第十五年,被王士点和哈林秃两位朝臣上疏,辞官归隐为集贤大学士。伯颜被逐出后,其家族势力的代表人物,马札儿台,就是脱脱的老爹,成为中书右丞相,手握实权。然而,由于对于“附会汉法”持相对否定的立场,马札儿台在位后的半年脱脱的幕僚佛嘉问就开始了对他的弹劾。从外面看来,脱脱的家族实力下降了不少,其实不然。在西元6年11月,提调左阿速卫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使“至正新政”得以正式实施。
元顺帝“至正新政”的具体措施包括:恢复科举制度,兴举学堂,整顿官吏,赈灾减轻百姓负担,改钞法,重振三农。可以说,这一点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的所作所为十分类似。元顺帝身为一位皇帝,自然不能亲自主持“新政”,而且元顺帝的名声也很差,很多人都不敢给元顺帝扣上这个改革的功劳。故“至正新政”亦称“至正更化”、“脱脱更化”。但不管这场变革的名字叫什么,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推行这场变革的人不会变。
蒙古族在一统天下之后,在人口、文化和经济上都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单靠着马匹和刀枪的力量,可以征服疆域,却无法治理土地。所以,“附会汉法”既有其客观的原因,也是情势顺势发展的必然。从指导意义上讲,至正新政是对的。但是,要知道,每一次变革,都会有一些人蒙受了经济上和社会上的损害。如果你尊敬儒学,那么你对萨满、藏族和畏兀尔等文明的少一些尊敬,因为元代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多民族,多势力的国家,所以这种冲突经常发生。 皇权与权臣之间就“附会汉法”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使得元王朝的寿命实际上处于一个基本没有发展的状态。所以,必须要有一名有势力的大臣,以其刚烈的性情,来进行变革。但问题是,这种人往往有些过分的相信自己,这是每个人都会犯的错误。脱脱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至于改革执行的细节,元惠宗和脱脱不能亲自动手,只能由宣文阁的经官和学士们来商议,制定执行的详细策略。宣文阁成立于至正那年的九月份,共有十一人,其中蒙古人和两个色目人,八汉人。脱脱的性情,虽不似其叔父伯颜那么刚烈,却也算是一个颇具魄力之人,对于改革的很多方面都十分“一意孤行”。当然,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做得好,那就是英明神武,做得不好,那就是我行我素。因此,相同的人物,相同的政策,更多的还是要看“结果”,加之一些人的国度思想比较狭窄,更让至正新政为后世所不齿。比如说,在宋金辽两国之中,到底哪一方才是真正的“正统”,对于“以宋为尊”这一点,他并不是完全地赞同汉家臣子的观点的。在货币制度的变革上,脱脱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很明显,脱脱将这个问题弄糟了,汉臣的看法,那就是,钱币一定会比钞票更有价值。汉臣的看法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事关每个人的腰包,每个人的肚子,因此,有些人认为,由于钞票的大量发行和失效,导致了元朝的通胀问题十分严峻,进而引发了元末的农民反抗,这种说法并不是夸大其词。只是遗憾的是,后来的明代并没有借鉴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