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119天

关于作者

卜正民（Timothy Brook），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前任会长。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其中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

这本《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五卷，作者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的新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

作者把中国的元明两代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着眼点放在这个时代的“挣扎”。这种“ 挣扎”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政治传统的断绝；小冰河期气候的影响；欧洲人的到来与新的世界局势。

讲这本书之前，我们得跟你着重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卜正民是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早在1974年就来到中国留学，跟中国结缘已经超过40年了，而且跟过不止一位外国汉学研究的顶级大佬，比如他曾经师从孔飞力，就是汉学名著《叫魂》的作者，还曾经跟李约瑟一起，参与编写了那套著名的《中国科学文明史》。他自己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同样有名，光是在国内畅销的就有《秩序的沦陷》《杀千刀》《维梅尔的帽子》，都是叫好又叫座。这套《哈佛中国史》，也是由卜正民主编的，可以说，他是整套书的灵魂人物。

可能有的朋友还有印象，我们在讲第一卷的时候说到过，他曾经跟大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探讨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什么意义，这段话非常精彩，重温一下：朱先生说：中国的历史就像一间屋子，中国的历史学家坐在屋子里头，能看清屋里的每个细节，但他的视野就只限于屋子内部，没法从更高的维度，来看清这间屋子所处的位置——而这个问题，只能由站在屋外往里看的人，也就是外国的研究者来提供答案。

这个说法，对卜正民来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的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能从我们中国同类作品很难关注到的小地方入手，见微知著，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眼光和视野。比如说这本书的主题：元和明。元朝跟明朝，在一般的中国通史类的书里，这绝对是要分成两本书来写的，或者至少是两个完全彼此独立的章节，因为这两个朝代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卜正民就能敏锐洞察到这两个朝代的联系和共同点，并且非常精准地概括出来，那就是这本书的书名：挣扎的帝国。为什么而挣扎？有政治制度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文化生活方面的，还有别的书上很少注意到的，生态环境方面的，以及全球化视野下的。所以说，这是一本完全不一样的元代和明代历史书，下面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下吧。

说这本书独特，一开篇就来了，它的破题用的是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点：龙。

整个第一章，讲了元朝和明朝时期的“龙见”，就是中国各地“有龙出现”的记载，比如第一次，公元1292年，元朝的至元二十九年，这一年太湖附近出现龙，当时的情景据说是，蛟龙腾空，龙嘴里洪水倾泻而下，把周边地区都淹没成泽国一片。第二年，龙再次出现在太湖附近，这回来得比较是时候，龙带来的降雨，正好帮当地缓解了旱灾。不过这也算是个特例，因为绝大多数的龙出现，都伴随着各种灾难。而且不光是洪涝之类的自然灾难，还包括政治上的一些重大变故，比如前面说的第一起目击龙的事件，发生在1292年，两年之后，当时中国的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就去世了。还有后来元朝灭亡前夕，“龙”也不断出现。

到了明朝，明成祖朱棣从他侄子朱允炆手里夺来皇位，他登基第二年就出现了“龙”；后来被普遍认为是明朝皇帝当中最荒唐最没正事的一位，明武宗正德皇帝，他在位的时候龙频繁出现，接下来嘉靖、万历年间，每当政治上出现大的异动，往往也有“龙”跟着搀合，到了最后一任皇帝崇祯的时候，天下大乱，不用说，龙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今天我们都知道，龙是不存在的，从这些“龙见”的描述来看，也基本能确定，其实就是龙卷风。什么带来暴雨啊，房倒屋塌啊，把人卷上天啊，都是典型的龙卷风过境的表现。卜正民说，古人的气象学知识虽然不如我们今天，但肯定也能分辨清楚龙这么一种生物，跟龙卷风这么一种气象现象的区别，那为什么还这么郑重其事地把这些认定为“龙”，并且在正史当中记录在案呢？他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人的一种困惑和焦虑。这种焦虑和困惑，全面体现在元明两代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生态环境，再到国际局势的方方面面。我们还是照例，先从政治层面说起。

在元明两代，中国人在政治上，可以说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不光是说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了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少数民族王朝这么简单。还因为，元朝的建立，无论对蒙古人还是汉人来说，都意味着他们之前熟悉的那套政治理念和文化，都彻底被改变了，而且对汉人来说，这种改变还持续到了明朝，甚至是更远。

说元朝之前，得先明确两个概念：蒙古帝国和元朝。很多人容易弄混，但这完全是两回事。从时间上，蒙古帝国是成吉思汗建立的，元朝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的，比蒙古帝国晚50多年；从空间上，蒙古帝国比元朝大，除了中国北部和蒙古，还包括中亚、西亚、俄罗斯南部这些地方；从法统上，可以说元朝是从蒙古帝国里脱胎出来的一个新政权。

那忽必烈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新的政权呢？是因为原来的蒙古帝国，地盘虽然大，但是他们那套政治文化传统，对他来说，已经不够用了。最主要是在继承权方面，蒙古不像汉人政权，有宗法制的传统，权力交接的时候按照长幼，传承有序，他们是要看实力的，包括你的能力、功劳，还有，能不能让其他的手里握有军队的宗室贵族认可你。在当时的蒙古政治传统里，还有这种所谓原始民主的痕迹，蒙古大汗上位要经过一个形式上的推举。忽必烈能上位，是因为他的哥哥蒙哥大汗，在攻打南宋的时候突然死在四川钓鱼城了，蒙哥没有指定继承人，这样忽必烈才有了机会。

在当时，蒙古帝国名义上是一个国家，但事实上已经分属于几个不同的汗国了，就相当于蒙古是个大公司，这几个汗国是子公司，但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几个汗国的可汗跟忽必烈基本都是叔伯兄弟，名义上他们都听命于最高的大汗，但事实上谁都想在自己的地盘上，自己做主，谁都不希望出现一个有才能的、强势的大汗，所以他们不同意忽必烈继位，忽必烈费了很大一番周折，打败他自己的亲弟弟，这才当上大汗，但当时蒙古四大汗国里，有三个不承认他，所以这时候蒙古帝国事实上已经处于分裂了。

忽必烈宣称他自己是蒙古大汗，但没人真听他的，而且他武力夺位，这毕竟是违背蒙古的传统了，所以，从政治上说，他需要有一个新的法统，来给他自己正名，这个法统，就是中国的皇帝。另外从经济上，当时蒙古的经济非常落后，特别是在户籍税收方面，所以他也需要吞并南宋，因为南宋有钱啊。

然后，到1279年，崖山之战，南宋大臣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南宋灭亡，元朝统一全中国。忽必烈不但是蒙古的大汗，同时也成了中国的皇帝。忽必烈采用一些汉人的传统办法统治中国，他本人汉化程度也很高，但是出于警惕，他始终坚持把权力放在蒙古人手里。这本书里作者引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忽必烈把种族区别对待搞成制度化，这导致他的帝国在根基上就出现了裂缝。我们也可以说，这是元朝政治问题的总的根源所在。他的汉化是处在一种“夹生”状态，半生不熟，残留着很多蒙古那种随意性很强的特点，所以我们看元朝的政府设置，很多部门就是单纯的皇帝的服务机构，而元朝皇帝的皇位传承，代际关系也是非常混乱，不仔细看看不明白，皇室内部的内斗也特别激烈。

而且元朝的这种政治混乱，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它打破了中国帝制运转一千多年形成的一种权力结构的平衡。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皇帝，虽然权力很大，但皇权也受到一些制约。这种制约，在汉代，先是宗室亲王，然后是外戚，再后来又有地方豪强大家族；在魏晋南北朝以及唐朝前期，是大家族的升级版：“门阀”“士族”，在唐后期是内有掌握禁军的宦官，外有地方军阀“节度使”，在宋朝，是士大夫，这些我们前面几本书里都很详细地讲过。

这些阶层跟皇权，是一种互惠关系，也就是说，互相负有义务，虽然不对等，但总的来说能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而且除了这些有形的，还有无形但是往往更有效的，就是所谓“礼制”，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那套行为准则和价值观。这些东西的存在，就让皇帝也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又汉化不彻底的政权，把这些传统都打破了，把游牧民族那种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酋长的随性作风带进来了，在整个帝国权力结构当中，皇帝个人独裁的程度越来越加强了。

而且这个趋势，没有随着元朝一起灭亡，而是延续到了明朝。朱元璋和明末起义军们，他们打的是民族主义的旗号，什么驱逐鞑虏啊，恢复汉人政权啊，但是当朱元璋真的创立明朝当了皇帝，他的政治制度设置，反而更像元朝，而不是他口头上推崇的那些汉人王朝。比如他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再比如他在法律之外，又亲自颁布了一个《大诰》，全是严刑峻法，方便他拿这个给人治罪。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法律制定严一点呢？因为皇帝虽然被默认有法律豁免权，但是一套法律，要是制定清楚执行严格，那对皇帝本人多少也有一点制约，而《大诰》这个东西，是他可以拿来办人，但是司法机构不能这么干，相当于“法上之法”，也就是说这是他给他自己准备的独门武器。总之，朱元璋的制度设置，就一个原则，尽量摆脱一切程序和舆论的制约，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个人的手里，把前面说的那种君臣的互惠关系，变成臣民对他的单向的义务。

作者认为，朱元璋能够这么干，就是因为之前元朝的这种示范，以及元朝打破了前面说的那种制约和平更关系，以及礼制的传统。所以作者把元和明放到同一个单元里，来一起研究，这种眼光是其他的书里很少见的。

说到这我们多探讨一点啊——你可能觉得，不对！明朝也有权臣啊，像张居正，也有大太监啊，像刘瑾、魏忠贤，甚至也有后妃干政啊，像成化皇帝的万贵妃，还有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所以怎么能说明朝除了皇权，就没有别的政治势力了呢？

首先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对历史很了解。但是我们深入一层来看，这些所谓权臣、权监，他们虽然得势的时候权倾朝野，但是他们的权力，是皇权的延伸。说白了，他们只是皇帝的办事人员，他们的授权是来自皇帝，而不是制度设置，皇帝很容易就能收回这种授权，所以根本构不成对皇权的制约，更不用说威胁。你像公认的昏庸玩闹的正德皇帝，一句话就灭了大太监刘瑾，亡国之君崇祯，也是轻松拿下魏忠贤，至于张居正，他的强势更主要是由于个人的威望，以及跟万历皇帝的师生关系。所以说宦官也好权臣也好，第一，都是偶发现象，第二，实质上威胁不到皇权，跟晚唐宦官集团废立皇帝，或者曹操那样的权臣“挟天子令诸侯”的局面，根本不能同日而语。这就是因为明朝从朱元璋开始，它的制度设置，就是指向“方便皇帝实施个人独裁”这个方向。

不过朱元璋和他的后人搞的这套，也不是一帆风顺，官员还有读书的士人们也一直在反抗，利用儒家的礼制作斗争。卜正民写了他眼中的明朝五大政治事件，分别是：

一，胡惟庸案，就是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干掉了他的宰相胡惟庸，而且还借这个机会，撤销了宰相这个职位，用内阁大学士来替代；

二，靖难之役，就是朱棣从他的侄子朱允炆手里抢来皇位，并且镇压了方孝孺等等一大批不合作的人；

三，土木堡之变，就是明英宗皇帝被瓦剌部落俘虏了，为了防止瓦剌人用他来要挟，北京方面另立了一个新皇帝，就是明英宗的弟弟景泰帝，后来明英宗被释放，又跟他弟弟再展开夺权斗争；

四，大礼议，就是正德皇帝猝死，由他的远房堂弟嘉靖皇帝继位，大臣们从礼法的角度，要求嘉靖皇帝追认正德皇帝的父亲做爸爸，而把他自己的亲生父亲改叫叔叔，嘉靖不干，跟大臣们僵持，闹了很久，最后一顿板子把反对者都揍服了；

五，争国本，就是万历皇帝喜欢他跟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想把太子废掉换上福王，但是大臣们从嫡长继承制的角度，坚决反对，万历皇帝一赌气多年不上朝，最终还是屈服了，没有更换太子。

卜正民讲的这些故事，都是从皇帝和大臣们的权力斗争视角来讲的，这斗争背后，就是明代的皇权独裁化，跟中国传统的君臣伦理价值观的斗争，可以说除了最后一个回合争国本是皇帝输了之外，都是皇权最终胜利，这也就论证了作者的观点，就是明代政治最突出的特色，就是皇帝个人独裁的加强。

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斗争中节节败退的大臣、士人们，他们就难免困惑和焦虑啊，“为什么我们皇帝搞的这套，跟我们从圣贤书里读的那套，就是不一样呢？我们是应该按照书里讲的臣子之道，据理力争呢，还是应该遵照忠君的最大原则，就是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呢？”所以你说，这么自相矛盾的问题，能不让人精神分裂吗？

这就是元明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上最主要的困惑和焦虑。好，弄明白了这个，我们再来看开头讲的“龙”。为什么关于“龙”的记载这么多啊？在中国的传统理念里，有一个概念叫“天人交感”，就是认为自然世界是一个道德化的世界，当人世间的好事多了，老天会降下一些好兆头作为奖励，而当坏事多了，整个世间的道德水平处在一个混乱甚至堕落的状态，老天就会降下各种灾难，作为惩罚。而皇帝，也就是“天子”，是老天考察人间的一个最重要的样本，他这些不符合古圣先贤规范的做法，会惹怒上天，降下灾祸，特别是这种最有神秘色彩的“龙”带来的灾难。

明白了吧？为什么元明的史书和地方志上记录了那么多的“龙”，特别是在国家有大的政治变故的时候。这就是负责修史书和地方志的文人阶层，对皇权不满的一种隐性的表达和警示。

那么，这些“龙见”，都是不满现状的人编出来的吗？恐怕也不是，这些灾害，应该大体都是真实的，把元明两代叫做“挣扎的帝国”，不光是因为前面说的这种政治上的焦虑和困惑，也因为这段时间，从自然周期上说，确实是很难熬的一段。

在这我们又要说一个概念叫“小冰河期”。简单说就是气温骤降，水旱之类的灾害持续出现，动植物大量死亡，一些极端天气也出现得更频繁。

现在的气象史研究证明，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这种小冰河期，每次都伴随着北方所谓“蛮族”对定居民族的入侵，因为这种极端天气下，他们在北方故土上生活越来越艰难，于是就发动战争往南边气候温暖的地方进攻，势不可挡。像我们第二本书里说过的所谓“五胡十六国”，还有同时期欧洲的民族大迁徙，西罗马帝国灭亡，这里都有小冰河期气候的影响。

最近的一个小冰河期，就是从13世纪到17世纪，在17世纪达到顶峰。对照中国历史年表来看，正是元明两朝这一段，从蒙古崛起灭亡宋朝，到清朝崛起，取代明朝。同时，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发，像龙卷风这样的极端天气，也比一般时候多，所以有那么多“龙见”。而不光是龙卷风，别的灾难也多，像低温、干旱、洪水、瘟疫、蝗虫、地震……作者专门写了一个章节叫《九渊》，记录了元明两代最严重的一些自然灾害，以及这些灾害带来的影响，比如元朝末年就是洪灾频发，最早的农民起义，就是被朝廷征发来修黄河河堤的民夫们闹起来的，明末李自成起义，也是跟陕西关中地区持续7年的大旱和饥荒有关。

除了这种自然周期造成的灾害，元明两代的另一大环境问题，就是人为破坏。在这，作者“龙见”之后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虎见”。这个虎，就是真正的老虎了，老虎都是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跟人本来很难碰上，但随着人口增加，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森林植被被破坏，老虎和人的栖息地越来越重合，虎伤人的事件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当时的人把老虎看成是一大祸害，经常组织打虎灭虎，打来打去终于把老虎打成了今天的保护动物。

这个视角对我们今天来说，是不是特别引人注意呢？老虎是环境问题的一个剖面，老虎是自然界食物链顶端的物种，老虎都被我们消灭得不剩多少了，那些比老虎弱的物种，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可见我们已经把环境破坏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今天的环境问题这么严重，是不是就源于我们这几百年来都缺乏环境保护的意识呢？

元明两代的这种“挣扎”，除了因为政治层面的大变革，和自然环境方面的“小冰河期”之外，元明两代面对的新情况，还包括外部世界的新变化。

在这还是先讲一个故事，说明朝万历年间，苏州有个银匠，叫管方洲，犯了事儿，出海跑路。当地的衙门派人追捕，在中国东南沿海找了一路，最后在澳门，一艘失事的欧洲船上发现了他。但是不敢在澳门公然抓捕他，只能骗他说，老乡，我们也是到南洋做买卖的，结果一看，南洋太危险了，还是回老家吧，现在咱正好结伴一起回去，你犯的事呢，皇上大赦天下，已经不追究了。这样，才把管方洲骗回去，法办了。

故事很简单，但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管方洲，一个中国人，会跑到欧洲商船上去？为什么中国的捕快，在澳门，中国的领土上，却不敢光明正大地抓人，而要把他骗回去？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已经跟以往完全不一样了，一个全球体系正在形成，中国正在自觉不自觉地，被纳入这个体系里。

在明朝中期的时候，欧洲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大航海时代开始了，通过大航海，原来相隔很远彼此隔绝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有了直接交往的机会，并且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说的全球化的雏形。一般把欧洲大航海的起点，放在葡萄牙人征服北非的休达港，这件事发生在1415年，明永乐十三年，又经过一百多年，葡萄牙人出现在中国海面上，并且在1553年-1557年，明朝嘉靖年间，获得了在澳门的居住权。虽然明朝从来没说放弃澳门主权，但是一直默认，葡萄牙人在澳门享有治外法权，这就是为什么在管方洲的故事里，捕快不敢在澳门公开抓人。

欧洲人来到东方，给中国人带来的影响，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它还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彻底更新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这作者给的例子就是，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来到中国的时候，西方的测绘，就是绘制地图的技术和地理知识，已经超过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想象，还停留在古代的“天圆地方”说，认为地是平的。通过利玛窦的讲解和他带来的最先进的欧洲地图，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才有人慢慢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但是还有更多思想保守的人，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利玛窦当时还是相信“地心说”的，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转，他向中国人传授“地球是圆的”这个最基础的天文学知识的同时，在他欧洲老家，地心说已经被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淘汰了。

利玛窦这些传教士的出现，虽然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中国的科技水平，跟西方相比已经落后了，但这并没对明朝产生太大的触动，真正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明朝中后期从国外流入的白银。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西班牙人占领了除了巴西之外的整个南美洲，在今天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山，发现一个巨大的银矿，后来他们发明了用水银提纯银矿石的办法，这下白银简直就挖不完了。除了美洲，西班牙人在亚洲还占领了菲律宾，他们就把从波托西山开采出来的白银运到菲律宾，以菲律宾为基地，跟中国进行贸易。当时中国的闽粤一带沿海的商人都嗅觉很灵敏，发现菲律宾这个地方忽然多出来这么多白银，就把中国特产的蚕丝、瓷器这些东西贩运到菲律宾，换西班牙人手里的白银。就这么着，来自美洲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南海，就成了中国跟西方以及印度洋各国商船往来，商旅云集的这么一个大贸易区。明朝从嘉靖之后的隆庆皇帝开始，解除海外贸易禁令，到万历朝，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跟美洲以及日本白银的流入，有很大关系。

而明朝是中国手工业的一个高峰，那些中国产品，品质都非常好，在欧洲都是抢手货，能卖出几倍的价，所以西班牙人也愿意换，这是一种双赢的交易。并且这样，中国就被纳入到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体系里边去了，可以说中国进入全球化，从明朝中后期那个时代就开始了。

但是这种冲击，也给明朝带来很大影响，首先是思想文化上，像前面说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从“天圆地方”，变成接受“地球”这个概念，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相当“毁三观”的啊。还有贸易方面，中国传统的对外贸易，叫做“朝贡”体系，贸易是政府主导的，而且是跟政治连在一起的。一个国家想跟中国做生意，首先你要在政治上承认，中国是“天下共主”，你的国家，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这样你才能获得一个“朝贡国”的地位，定期向中国进献一些你们当地土特产，表达恭顺。当然中国也不让你白孝敬，皇帝回赠给你们的，一定是比你们的贡品价值高很多的东西，所以向中国“朝贡”，其实是相当赚钱的一个买卖。中国皇帝把接受外国的这种“朝贡”，看成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是所谓“盛世”的一个认定标准。

不过中国也不完全是花钱买面子，在朝贡体系里，中国始终处在核心位置，对这种国家间的贸易有完全的主导权。如果你得罪了中国，就停掉你朝贡国的地位，也就别想再跟中国做买卖了。那这种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的朝贡体系，跟西方商业社会产生的那种自由贸易精神，就是相悖的。虽然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后来的荷兰，都试图获得“朝贡国”身份，但从骨子里，双方是有严重的理念冲突的。同时，西方人强大的火炮，让明朝政府觉得很忌惮，跟西方的接触一直是有点不情不愿，甚至明朝后期，关外清军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一些对西洋技术优势比较了解的官员，像利玛窦的学生徐光启，提出引进西方军工技术人员发展火炮，这个方案也被保守派给否决了。明朝政府只是买了欧洲人的“红夷大炮”，但是没有学习欧洲的军工技术，就是因为对欧洲人这种外来文化的不信任。

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跟西方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冲突，以及中国这种对西方的矛盾心态，一直持续到清末，未来的鸦片战争什么的，其实根源都可以从这里找到。

而在明朝，面临这种来自西洋的思想、商贸、技术的前所未有的冲击，让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处在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很多传统的东西，在新情况下已经不适用了，这也是造成他们这种“挣扎”的另一个原因。

总结

这本书叫《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作者加拿大历史学家卜正民，把中国的元明两代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着眼点放在这个时代的“挣扎”。这种“挣扎”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

1. 蒙古征服导致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断绝，这个影响持续到元朝灭亡之后，具体表现就是，明朝皇帝个人独裁倾向的加强。

2. 从元朝建立前到明朝灭亡之后，持续4个世纪的“小冰河期”气候，这种气候条件导致灾害性天气频发，并且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

3. 大航海时代之后，不断出现在东方的欧洲人，跟他们的贸易带给中国大量的白银收入，但同时欧洲贸易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不兼容，这种矛盾也在一点点发酵，另外欧洲人带来的科技、宗教、武器，也都开始影响中国。

所谓“挣扎的帝国”，就是元明两代，在这种复杂局面下的处境。

撰稿：曲飞工作室；脑图：摩西；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