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胜辉学习与思考第2118天

关于作者

迪特·库恩（Dieter Kuhn），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尤为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学工作与任教，现任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著有《中国丝麻纺织技术史》《地位和礼仪：从远古代到公元十世纪贵族的中国》等。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四卷。作者秉承“唐宋变革观”，将唐代旧制度和旧社会结构的瓦解，与宋代“士大夫”与“道学”、“理学”等新社会阶层与新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出现相结合，帮助我们理解宋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型。

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四卷，如其名所示，本书把对宋史的研究，聚焦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转型”，二是“儒家统治”。

《哈佛中国史》这套书，我们已经给你讲过3本了，分别是《秦与汉》《南北朝》，还有《唐朝》，这三本的作者都是美国人陆威仪。这本书，终于换了一位新作者来接棒，他就是迪特·库恩，德国著名的汉学家，曾经在英国的剑桥、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任教，而且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专门以宋代为主，这本《宋的转型》，就是他的代表作。

虽然作者换人了，但是迪特·库恩这本书的思路，跟陆威仪，可以说是无缝对接，特别是跟我们上次讲的《唐朝》。还记得吗？在那本书里。陆威仪重点讲了唐朝的一系列重要变革，认为这些变革，把中国历史从“中古时期”，带进了“近代早期”。那么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正是这个观点的延续，你看在整个这套书里，这本书的书名最特别，叫“宋的转型”。它不是讲一个或者几个朝代，而是把主题定在了“转型”上，正好跟上一本讲的“变革”，形成一个承接关系。给这本书写书评的首都师范大学李华瑞教授说，这就是外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观”，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线索。

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一下所谓“唐宋变革”，我们常说一个词叫“不破不立”，唐朝起到的作用可以说就是“破”，尤其是在唐中后期，一些属于上一个时代的东西被废弃了，像我们上一本书里说过的，均田制啊、府兵制啊、里坊制啊，这些都没了，政治门阀也没落了，那接下来登场的宋朝，它的作用就主要是“立”。唐朝破掉了旧的，宋朝就得立起来新的。这个“立”，这本书里认为，主要体现在儒学方面，儒学，它从一种思想和学说，变成了统治整个社会的一套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产生了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产生了一套儒家的升级版操作系统，也就是“道学”，对从社会生活到国防外交，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一直持续到今天。作者说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很多特质，就是在宋代形成的。

下面我们就一起用“变革与转型”的眼光，来读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

首先还是先来简述一下历史：这本书的开篇，是从唐朝中后期的唐宪宗开始写的。唐宪宗的时代号称“元和中兴”，可以说是唐朝最后一次复兴，那以后的唐朝就每况愈下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藩镇割据，这个我们上一本书讲过，之外呢，内有宦官干政，外有治安问题恶化，盗贼风起，总之就是民不聊生啊。然后唐朝灭亡，五代十国，军阀混战。五代，梁唐晋汉周，前边都得加一个“后”字。“五代”这是一个习惯上的叫法，其实它们算不上真正的朝代，实际控制的地盘都很小，除了占据中原的这所谓“五代”，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小的割据政权，前后有十个，就是所谓“十国”。五代的最后一代后周，发展形势不错，但是皇帝早死，然后就有了我们熟悉的历史事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当了皇帝，建立了宋朝。

为什么要交代这么长的背景呢？就是为了说明，赵匡胤他的成长环境。他出身在这种乱世里，深知军阀割据的危害，更知道军人掌握实权，可能对他本人构成多大的威胁，因为他本人就是这么上台的嘛，所以他开创的政权就拼命防范和打压军人。他的代表作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一个饭局，把那些在军队里有实权的、可能威胁到他的老弟兄们全搞定了，而且没有杀人流血，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手腕。这之后，赵匡胤以及后来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他们建立了一个文官主导的新政府。

我们在第一本书《秦与汉》里说过，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就是一个被神化的概念，从理论上说，皇权至高无上，但是从具体的权力运作上看，这么大的国家，又是在当时那种技术条件下，皇帝一个人怎么可能玩得转呢？皇权，它始终需要一个“政治同盟”，来共同实现统治。在汉朝到唐朝中前期，充当这个同盟的就是“门阀”“士族”，唐朝后期，士族没落了，到了宋代，皇权需要新的同盟者，这个同盟就是由皇帝任命的职业文官，他们就构成了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士大夫。

士大夫，跟我们之前说过的士族，两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像，有什么区别呢？作者是这么解释的：

士族，是一个世袭集体，由血缘来界定，而士大夫，是一个身份集体，士大夫阶层，不是通过家庭出身和背景来构成的，而是通过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理解、各种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

也就是说，在之前的时代，一个人想在政府或者社会上获得比较优越的位置，那必须得有一个好出身，你必须得是生在“士族”“高门”，要么，你就得搞军事斗争，像南北朝的开创者们，还有唐朝后期那些节度使。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不论是投个好胎，还是扯旗造反，这难度系数都太高了啊，所以之前中国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是比较差的，虽然隋唐开始有了科举，但我们上一本书里说了，整个唐朝历史上，只有10%的官员是科举出身，可以说这条路也还是很窄的。这个情况，在宋代就彻底改观了。你不用出身多高，也不用造反，只要读好书，还是有机会改变命运成为士大夫的——知识就是力量啊。

成为士大夫，有多重要？举一个例子来说，宋朝发生过一件大事，王安石变法。这个变法是触动士大夫阶层利益的，所以士大夫们普遍反对，当时的皇帝宋神宗支持王安石，他就跟士大夫们解释说，变法怎么怎么有利于百姓等，但是当时士大夫集团一个领袖人物叫文彦博，他就直言不讳地告诉宋神宗，说陛下您是“与士大夫共天下，非与百姓共天下”。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士大夫集团事实上是跟皇帝一同，构成了宋朝社会的上层建筑，所以你说士大夫这个阶层力量大不大？

那么读什么书，学什么知识，才能有机会成为一个士大夫呢？答案就是：儒学经典。这个原因很好理解，儒家思想，尊尊亲亲这一套，有利于维护王朝统治啊，所以宋朝政府提倡儒学，并且把儒学作为选拔职业文官的标准。虽然儒学在汉朝的时候曾经是国家的指导思想，在之后时代里地位也一直很高，但是儒学对国家具体政务、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从汉末开始其实就下降了很多，所以说，儒学的复兴，也是在宋代。

注意，宋代的儒学，跟汉代乃至先秦的儒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作者认为，为了应对南北朝以来日益盛行的佛家和道家思想，儒家吸收了很多佛教道教的元素；同样儒家思想的改变，也反过来影响了佛家和道家，比如佛家讲究“出家修行”，但是这就跟儒家提倡的家庭伦理特别是“孝道”有冲突。在唐代就有佛教徒针对这个做了调整，编了一部《父母恩重经》，来表明佛家也是重视孝道和伦常的；道教也一样，宋代著名道士王重阳，提倡三教合一，进一步促进三种思想的交融。所以宋代的儒学，其实是更体现“三教合一”的，内外兼修，佛、道思想代表人的内在的信仰，儒学思想，代表人、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外在的处事原则。

所以说，宋代的儒学从一种比较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变得细化了，儒家提倡的价值观，覆盖面也从知识分子，延伸到全社会。作者把这个过程叫做儒学的“意识形态化”。而在这，我们自己做一个比喻：在宋代，儒学完成了“系统升级”，更新了一个“2.0版本”，这个新版本，就叫“道学”。

注意，道学，跟道家思想不是一回事，不过道学也可以说吸取了道家和佛家的一部分元素。这本书的作者认为，道学的缘起，是唐朝后期，知识分子有感于国家的衰败，希望从古代的经典里边汲取营养，把古人的原则和理论，变成能应用于当下的具体规则。我们上一本书里提到的韩愈的古文运动，也是带有这种“到古人那儿寻找智慧”的意味。然后在宋朝初期，出现了几位儒家的哲学家，就是所谓“北宋五子”，他们试图把儒家的思想拿来解释世间万物，借用了道家所说的“道”，把宇宙万物的原理称之为“道”，并且从儒家的立场上解释，把这个“道”跟儒家提倡的“道德”联系起来，这就把儒家思想上升到一个普世真理的高度上。

然后，在北宋五子的理论基础上，就出现了自孔孟之后儒家系统里唯一一位官方认证的圣人，就是朱熹。朱熹提出了三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是万事万物的原则，他把这个叫做“理”，道理的理；第二个，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叫“格物致知”，就是通过研究事物，来探索它内在的道理。关于这个我们多说一点，清末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时候，就把“物理学”翻译成“格致”，就是格物致知的意思，不过朱熹这个格物，对事物的研究，跟我们今天熟悉的物理、化学意义上的研究是完全两码事。

他是试图用儒家的理论来解构自然界的事物，所以它不能算是科学，而中国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始终不能脱离出“格物致知”的框架限制，所以宋代对天文、医学、药理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更有印刷术、指南针这些伟大发明，但是这些东西始终没能像西方那样，发展成一个科学的体系。第三个，是“诚”，朱熹提出，对诚信的践行，就是实践“道”，或者说“理”。

虽然这里边有很多不科学的地方，但是可以说朱熹把儒家这些分散的、形而上的、原则性的思想，整理成了一套系统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后来的人还根据他一生的思想和言行，编辑了《朱子语类》，所以他的思想细化成了操作守则，对宋代乃至后世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朱熹对儒学经典，比如《四书》的注释，成了权威的教条，直到清朝，他本人也因为这些成就，获得了至高荣誉——配享孔庙，就是他死后，牌位被放到孔庙里，跟孔子一起接受祭祀。

但是作者也指出，朱熹的这一套，强调的是“道德”这个看问题的总原则，对于具体问题，并不是很管用，所以在他的时代，其实有不少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批评他的思想不切实际。

从北宋五子到朱熹，这种改良和细化过的儒学思想，在宋朝的绝对统治地位就这么确立起来了，影响到社会方方面面，具体有哪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一个人掌握的儒学知识的多少，决定了他的上升空间。这个主要就体现在科举上。前边说了，在宋朝你想出人头地，特别是想走仕途，靠祖辈的余荫是不管用了，只能自己去参加科举，“考取功名”，而科举考的就是儒学。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儒学是当时最热的、就业前景最好的专业，所以知识分子都把精力投入到这个上面，唐朝时候的科举考生数以千计，到了宋朝，已经变成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了，而且从本乡到京城逐级考试的制度也完善起来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原因，就是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术，书本普及率大大增加，这也让更多的人有条件去读书、考试。

然后，国家上层倡导儒学，这个影响就蔓延到所有的社会阶层，蔓延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些影响，有好也有不好，好的就是帮助社会稳定，培养人讲究礼节和礼仪，另外儒学这个时候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思想，比以前更强调劝人向善这方面，这也是有益于社会风气的。不过不好的影响好像更多，特别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

你比如说，儒家最核心的价值观是“孝”，因为儒家思想从根源上说是源于祖先崇拜的，习惯站在“是古非今”的立场。古人的、祖宗的都是对的，在这么一个大前提下，那“孝”也就变成一种无条件无原则的服从了，一切都得为“孝”让路。所以，在宋朝出现了《二十四孝》，那里边有很多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不人性的例子，最极端的就像“郭巨埋儿”。这在今天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不能认同的，但是在当时是被提倡和赞美的。

还有，儒家是强调等级的，跟中国古代其他所有时代一样，宋代也是一个阶级不平等的时代，而且绝大多数的人处在社会底层。但是儒家的观点认为，社会各个等级之间的不平等，那就是天经地义的。所以虽然我们能从宋代人的诗文里看到，他们对一些作为具体个案的社会底层人表达同情，但是从价值判断上，宋朝文人们不觉得社会上层和底层的不平等有什么不对，他们觉得就应该是这样，有的人就应该是“清而秀”，又清高又优秀，有的人就应该是“浊而蒙”，又污浊又蒙昧，怎么界定秀还是蒙？标准就是，“秀者通三纲而识五常”，也就是说，掌握这套儒家的价值规范，你就是秀者，否则就是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恶”，一切遭遇呢，当然也都活该。

这套等级理念，最糟糕的地方还是体现在性别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最大的一个陋习，就是女性缠足。这就是五代到宋朝兴起来的，原本只是一个舞女为了舞步轻盈好看，属于个人行为，但之所以一下就火遍全国了，作者认为，是因为缠足背后的思维方式，正好契合了儒家在两性问题上的看法。儒家认为在一个家庭里，女性就是居于从属地位的，就应该待在屋里不出来，缠足之后，脚残废了，没法在室外长时间行走，那当然也就不能出屋了。所以说，缠足的流行，不光是因为审美情趣的低下和变态，更因为缠足符合儒家思想里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定位。而缠足流行之后，原本是受害者的女性，当她们有了女儿，也会给女儿缠足，把她们变成残废，还把这上升为一种女性道德。作者认为这说明儒家思想，已经全面影响宋代以后的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上面讲的这些，都是儒学思想对宋朝内部的影响，儒学的影响，还包括对外方面。宋朝不是当时中国境内的唯一政权，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宋朝是和其他民族共享唐朝的政治遗产。

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国东北部的契丹民族崛起，建立了辽国，时间上稍早于北宋。五代时候，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争取契丹人支持，把中原北部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也有的书上叫“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国了，这些地方都在长城以南，这样辽国就地跨长城南北了，长城也就失去抵御北方民族的作用了。而且这么一来辽就跟之前的匈奴、突厥这些民族不一样了，他们不是单纯的游牧民族，而是变成“游牧-农耕”二元国家了，在幽云十六州这些地方，他们也发展农耕。顺便说一句，因为割让幽云，好多人骂石敬瑭是汉奸，其实这个是有点冤枉他了，因为石敬瑭是沙陀人，根本不算汉人，所以叫汉奸不太准确。

后来又有西北的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党项人的先辈本来是唐朝的一个军镇叫“定难军”，地盘在今天宁夏甘肃这一带，后来他们逐渐独立，在宋朝第四个皇帝宋仁宗的时代，正式建国，就是西夏。

从地理意义上说，辽、西夏和宋共同继承了唐朝瓦解之后的中国本部，这是以前秦汉唐这些统一的汉人王朝没有遇到过的局面。宋朝不得不摸索着学习跟这些异族的相处之道。宋朝从赵匡胤开始，一直是想收复幽云的，这样就可以把边境线往北至少推进到长城一线，安全就比较有保障，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代，宋辽为这事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战争，但宋朝都没打赢，幽云十六州要不回来。

在宋真宗时代，宋朝政府改变主意了，不再追求把国家安全的基础建立在军事上，而是尝试用一个更经济的办法，跟异族政权签订和平条约，以支付一定的金钱为代价，换取和平，这就是1005年著名的宋辽和平条约“澶渊之盟”。宋辽停战，还约为兄弟之国，以后大家不打仗，论哥们儿了，平起平坐。我们传统上站在民族情绪的角度上，觉得澶渊之盟，要给辽国送钱换和平，这是很屈辱很没面子的，但是用经济的视角来看，宋支付给辽的“岁币”，比打仗需要的军费要划算多了，而且还不用死人，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很理性务实的外交手段。

不过澶渊之盟对于宋朝政府，包括北宋和后来的南宋来说，有一个不太好的示范效应，就是宋朝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花钱平事儿”的模式，不去分析具体利害就轻易妥协，后来跟西夏，以及南宋时期跟金、蒙古签订的一些条约，就没这么划算，而是很吃亏甚至丧权辱国的。

那宋朝跟人打交道，为什么总会倾向于用外交和金钱赎买，而不是用军事手段呢？这里有前面说的宋朝先天对军人不信任的原因在里边，一直抑制武将的权力，同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是反对战争的，认为战争是“霸道”，和平才是“王道”，所以整个宋朝一代，对战争不是特别积极。

但是辽、西夏这些异族政权在中原的存在，他们的首脑也称“皇帝”，还跟中原王朝的皇帝论哥们，这种情况还是挑战了儒家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天无二日民如二主”，皇帝只能有一个。而且儒家理想的世界结构，是“中国居于内，夷狄居于外”的。宋辽夏并存的局面，显然不符合这个构想。那儒家理论是怎么解释这个现实困境的呢？这就使儒家思想里的另一个观点被发掘出来：“中国人”这个身份，主要不是看血统，而是看文化，所以，即便你血统上不是中国，但奉行中国的文化礼仪，那你也可以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这个以文化而不是血统来界定身份的观点，是中国跟欧洲最大的不同之处，而且这个思想对后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正面影响，那就是“异族中国人”这个概念被接受了，可以说我们今天“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共识，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不过这些是后人的认识了，在宋的时代，各民族生存斗争还是很严酷的，北宋跟辽在澶渊之盟之后没有大战，但是跟西夏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摩擦不断。后来金国灭辽之后入侵中原，就有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在江南开创南宋，也是跟金国发生过几次大规模战争，包括我们熟悉的岳飞抗金。后来又有蒙古崛起，先是横扫欧亚大陆，接着又南下，在1279年，最终灭亡了南宋。宋朝自始至终重文轻武，导致这个王朝最终被异族灭亡了。

所以你看前面我们讲的，在宋代，儒学对社会的影响，那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的，包含了方方面面，从人才选拔、上层社会的构成，到学术思想、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界定，到市民的生活、家庭伦理，再到国防和外交，以及这个王朝从生到死的全部运势，全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就像这本书的书名概括的：儒家统治的时代。

说到这，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疑问，你既然说儒学对社会的种种限制和禁锢是这么无孔不入，那宋代应该是一个非常死板的时代啊，但我们都知道宋代的商业程度很高，宋朝的经济水平在当时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出现在宋朝，就不说这些，单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宋代大城市的经济那是相当繁荣啊，这又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个问题作者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从他写到的一些点，我们可以归纳出来：

几个关键因素就是：技术、人口、城市化。技术首先是指农业方面，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来自东南亚的高产农作物的引进，提高了农业产量。粮食多了，能养活的人也就多了，加上唐末五代的战乱终结了，宋朝处在长时间的和平期，人口增加，到北宋末年增涨到一亿人以上。人口多了，就有更多的人能从农业中脱离出来，分流到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所以宋代的手工业比如瓷器、纺织，都达到了巅峰。

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都有利于经济发展，特别是从唐朝中后期里坊制解体之后，城市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已经融为一体，经济活力越来越强，随着宋朝大量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经济也就越来越繁荣。最后还因为宋朝土地面积小，光靠土地税养不起政府，所以朝廷重视贸易，把贸易当做一个重要的税源。所以，即便在宋代，儒学试图把人的思想和生活都纳入条条框框，但经济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活力。

总结

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四卷，是德国汉学家迪特·库恩的著作。如书名所示，他把对宋史的研究，聚焦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转型”，二是“儒家统治”。

转型，是指经历了唐朝中后期和五代十国的动乱，传统的、由皇帝和“士族”“门阀”共同构成社会上层的旧模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职业文官”——士大夫阶层。宋以后的中国，就由“皇帝+士族”的模式，转变成“皇帝+士大夫”的模式了。

儒家统治，是指，儒家思想变成系统的治国理政指导思想，以及社会生活的规范模式，从官员选拔、学术思想、市民生活、家庭伦理、国防外交、商业活动，各个角度，全方面地影响着宋代的中国，甚至直接决定了这个王朝的生与死。

作者认为，今天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特质，就是形成于宋代的，所以可以说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塑造与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撰稿：曲飞工作室；脑图：摩西；资料来源：得到APP听书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