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 10 月，中原大战结束后，混乱的局面终于逐渐稳定。

然而，此时蒋中正却突然发动汤山事变，强行扣押了胡汉民，逼迫他辞去立法院长的职务。由于胡汉民是党内广东军政方的精神领导人物，他被软禁的消息一传出，对当时中国政坛产生极大的震撼，许多在京的粤籍政要，如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司法院长王宠惠、铁道部长孙科、立法院秘书长李文范、南京特别市长刘纪文等人皆先后出走离京。

其中，以古应芬策划反蒋救胡的行动最为积极，规划策动广东地方实力派陈铭枢、陈济棠来营救胡汉民，政局又开始陷入不稳定的状态。

1929 年 3 月，李济深因其有勾结桂系之嫌疑，在汤山被扣留后，广东的大权落到陈铭枢、陈济棠手中，二人分任省长和第八路军总指挥，分掌广东民政与军政。

先前桂系发动反中央的战事时，广东一直站在南京中央这边，因此与广西先后发生了两次粤桂战争、北流之役、衡阳之役等战役，不仅多次挫败桂系，同时也派出军队到北方，参与对抗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

这时期广东还是积极拥护中央的，但当胡汉民被扣留的消息传出后，广东军政界相当震惊与不满，大多数政要一改拥蒋的态度，开始酝酿反蒋的行动。除了当时的省长陈铭枢离开广东以外，其他人物大多参与反蒋的行动，例如同样身为党国元老的古应芬居中穿线，联合各方人士展开反蒋行动。

由于古应芬早年对陈济棠有提携之恩，加上陈济棠也是胡汉民的学生，因此古、陈二人决定合作。广东也决心重新修复和广西的关系，双方化敌为友，并积极招揽反蒋的各派势力集结至广州，以壮大声势。

同样身为党国元老的古应芬，对陈济棠曾有提携之恩，在 1931 年时期积极策动后者倒蒋。

1931 年 4 月 30 日的广东，由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位党国元老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的六大罪状：

一、厚诬总理、蔑视党员

二、剿共不利、养寇自重

三、组织党内小派别、积极活动

四、纵容贵戚宋子文谋私作恶

五、重用政学系成员

六、陷害同志，非法捕禁胡汉民

几天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唐生智等人也响应这封通电。蒋接到此电后，虽言「此系小事」，但仍因广东问题而「辗转不能成寐」。

5 月 3 日，陈济棠及其底下的广东军官联名发表「江电」，称：「如蒋介石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力意义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为天下留正气，正谊所在，义无反顾。」同一天，蒋得知陈济棠抽调部队集中韶关后，不禁感叹「粤事已绝望矣！」

陈济棠

翌日，蒋在国府纪念周报告时表示：「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平乱，不虞动摇时局。」恰巧同一日，陈济棠也在第八路总指挥教导队训话，提及：「今日蒋中正挟持中央，胡作乱为，不讲是非，破坏法纪，全国民众以及本党同志谁不愤懑而痛心疾首！」

隔周的 5 月 11 日，蒋又在南京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广东情形，并直指陈济棠是第二个陈炯明，他提到：「陈济棠如果叛变的时候，他还要同改组派合作，并同张桂军共同反抗中央，如此他就未免太蠢了。」宁粤双方的公开发言越来越激烈，同时电报战也如火如荼的展开。

南京方面尽其所能地动员全国各地军事将领，命令他们通电拥护中央、斥责广州方[1]，从结果来看，全国多数将领也是比较支持南京。但古应芬、陈济棠等并没有因此屈服，反而继续发表反蒋言论。[2]

5 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改组派、太子派、元老派、西山派、新桂系等反蒋派系陆续集结广州，经过一番协商，决定效法民国六年孙文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的模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再由此会议产生广州国民政府。

5 月 24 日，汪兆铭、孙科、邹鲁、陈友仁、许崇智、唐绍仪等人由香港抵达广州，和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举行会议。隔天，与会人员[3] 致电蒋中正，要求他于 48 小时内引退；陈济棠也在同一天发出〈八路军将领实行出讨蒋通电〉，随后两广将领又联名发表通电，要求蒋履行通电内容，然而蒋对此完全置之不理。

于是，在促蒋下野的时限到达后，各路反蒋派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议决并公布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十一条，并由非常会议在隔日正式于广州成立另一国民政府，开启了一党两中央、一国两府的「宁粤分裂」态势。 从对立到和解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随即推派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空出第二、第三集团军番号，期待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一同参加，与北伐时期的编制一样（除了当时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是蒋以外），对当时的政治局面造成一定的影响。[4]

广州国民政府

6 月中旬，陈济棠将第一集团军扩编至一百五十团，李宗仁将第四集团军扩编至七十二团，并在 7 月 21 日发出〈国民政府剿共讨蒋令〉。广州国民政府于 9 月 1 日正式下达入湘动员令，向北进发，于 14 日攻克湖南衡阳；同一时间，中央军也向湖南增兵，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一触即发。

就在宁粤军事冲突日益加深之际，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举国震惊愤慨，要求团结一致对外的呼声高涨，使得宁粤之间出现和解的曙光。

9 月 18 日晚间十点半，日本关东军突然借口沈阳市交柳条湖附近之南满铁路路轨被炸，袭击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并于隔天上午进入沈阳。同时，驻扎于东北各地的军队也迅速发动攻击，安东、营口、长春、鞍山、抚顺、辽阳、凤城、盖平、海城、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等地区，相继沦陷。

进入沈阳的日军

蒋中正在前往南昌督师剿共的船上，接到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电报后，立刻决定赶回南京，主持大局。同时，李石曾、张继、吴铁城联名致电粤方，希望双方在国难当头时能「化干戈为玉帛。」

9 月 21 日，南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广州，要求粤方一同共赴国难。广州方面于同一日发表通电，要求：

一、蒋中正通电自动下野。

二、取消广州国府。

三、以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产生统一的国民政府

于是蒋也提出三点作为和谈的原则：

一、如粤中能负全责，责在中央同仁尽可退让一切，请在粤同志，整个的迁来首都，改组政府，至中正个人下野，更无问题，只要粤中能确实负责前来接代，则中正即可通电下野。

二、如粤方不能负责，则归中央负责主持，而广东政府自当取消，粤方同志即应集齐首都，共赴国难。

三、如要各方合作，则中正更为欢迎，但必须来沪面商，方是开诚相见、同舟共济之道。

随后，蒋中正派出陈铭枢、蔡元培和张继，与粤方代表于香港举行会谈，并让他们转交一封其亲笔信给粤方，蒋在信中表示：「弟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谴责所加，何心复求诿卸。唯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念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不复以平苦之龃龉为芥蒂，度此漏舟覆巢之惨祸。」言词颇为恳切。

张继

粤方先开出蒋立即先下野、让陈铭枢的十九路军接防京沪地区[5]、释放胡汉民等条件。除了第一点外，蒋都一一做到，于是双方代表决定移至上海进行会谈。蒋中正飞抵上海后，同汪精卫、胡汉民、孙科等人会面，并称「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无不照办。」对于粤方主张无一成见，只要诸同志同意，均无不可。

宁粤和平会议在上海伍朝枢家里召开，自 10 月 27 日到 11 月 7 日间，一共召开正式会议七次、非正式谈话会五次，初步达成协议──由宁粤双方各自召开四全大会，之后成立一个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

12 月 15 日，蒋中正辞掉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务。中常会决议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四届一中全会终于在 22 日于南京召开，蒋在主持完开幕式后，随即在下午乘机飞回故乡奉化。会议闭幕后，终于确认五院院长及国民政府主席名单，并决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南京政府。

民国 21 年 1 月 1 日，新任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孙科及各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各部会首长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一个新的、统一的国民政府。广州方面也通电取消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以「党权统一于中央，以治权还诸政府」，宣告宁粤复合。

林森

但粤方实力派陈济棠在「均权共治」下，成立了「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及「西南军事分会」等机关，继续维持其党、政、军三方面的半独立状态，直到 1936 年两广事变以后，广东才重新又为中央所控制。

1931 年对于中国而言，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大规模伤亡的中原大战才刚结束，随即又因汤山事变爆发宁粤分裂、一国两府的情形，两个国民政府之间几乎再度引爆激烈战事。若非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全国主张一致对外的呼吁瞬间高涨，恐怕又是一次大规模内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中正尽管百般不愿意，但为大局着想也只能忍痛下野，促成宁粤统一。在下野回乡的期间，蒋中正思考和反省了许多问题，也为他之后的复出做了许多准备。然而不久后，由于新内阁无法应付内忧外患，最终孙科出走辞职，促成蒋中正和汪精卫二人联合出面组阁以应对当时的混乱局面。

孙科

另一方面，陈济棠因为汤山事变，使他全面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最终割据一方、对抗南京，因此有了「南天王」的称号。陈济棠藉由成立各种军事、政务等机关，在宁粤复合后，继续维持其半独立局面，直到 1936 年两广事变后，才终止其一方独霸的情况。

相关注解：

[1] 5 月 6 日，云南省主席兼第十路总指挥龙云通电驳斥邓泽如、古应芬、陈济棠等人。

5 月 10 日，贵州省主席毛光翔通电拥护中央。

5 月 11 日，何应钦、何成濬、何健、鲁涤平等致电陈济棠，劝陈济棠「服从党意，免蹈武力干涉之嫌。……若兄又挑起内战，兄之罪将更浮于陈炯明矣。」

5 月 15 日，山西将领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等八人致电陈济棠，劝其抛去私嫌、顾全大局。

5 月 16 日，于学忠、石友三、宋哲元、孙殿英等八人通电拥护和平统一。

5 月 19 日，刘峙、刘镇华、顾祝同、杨虎城等三十名将领联名电请中央讨伐陈济棠；同一日，山东将领韩复榘、刘珍年、孙桐萱等人响应 11 日何应钦等电。

[2] 5月19日，陈济棠发表〈驳复何应钦之要电〉，抨击「今日之南京，祇有蒋氏暴力之横行；而所谓中央党部，徒有其名」，并强调「我革命同志惟有扫除蒋是黑暗势力，使本党真正革命精神得以表现，本党真正属意得以实行。」此外，一并反击蒋中正将其指责为陈炯明第二的说法。

[3] 由唐绍仪、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领衔致电。

[4] 北方的石友三便将番号由原第十三路总指挥改为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在北方实施反蒋军事行动，见〈粤系军阀大事记〉，《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九辑》。

[5] 十九路军为陈铭枢的骨干部队，由于陈也是广东人，由其军队在京沪驻防，使粤方代表较为心安赴上海、南京。因此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便由十九路军首当其冲担负起卫戍首都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