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年，在北京市公安部礼堂里，众人正全神贯注地看电影。

突然，屏幕上边冒出一行字：二局一处的高仑处长以及所有干部，马上到公安处总值班室去！

大伙挺吃惊，不由得小声嘀咕了几下，心里都明白出了大案子。

3月24日午后，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于会议中发言呢，冷不丁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

电话那头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他很严肃地讲：“有个骗子，起了个假名叫‘赵全一’，把中国人民银行的20万元现金给骗走了，总理特别生气，让咱们赶紧把这案子破了！”

“好嘞！”挂断电话后，杨奇清赶忙把公安干警召集起来，全力对这起重大案件展开侦破工作。

是谁这么胆大，竟敢假冒周总理签名去骗那20万的巨额款项？

事情发生后，他最后咋样了？

【案件始末】

1960 年 3 月 18 日，快到傍晚下班的时候，有个穿着挺体面的人现身在北京西交民巷东口的中国人民银行门前。

这人瞅着像个高级干部呢，穿了件深灰色的呢子大衣，个子又瘦又高，脸也瘦长瘦长的，头发从中间往两边分，皮肤颜色有点黄黑。

他腋窝下夹着个公文包，讲清自己的来意后，把门口以及值班室的几个人给骗了，接着就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秘书室。

秘书室里光线挺暗，他心里松快了些，暗点好啊，这样他能藏得更严实些。他低着头，敲敲门走了进去。

“我是从国务院来的，要给行长送份紧急文件。”

讲完后他掏出个大信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几个字特别显眼，接着一个紫色的发文本子就出现在跟前了。

“签个字吧”

他的嗓音挺清冷的，没啥感情色彩，工作人员抬脑袋瞅了瞅，可光线太暗，没瞅清楚。

他再次低下头瞅瞅递过来的文件，没看出啥毛病，就在规定的地方签了字，交给了来人。这人面无表情地说了个“好”，接着就转身走了。

工作人员瞅见上面标着“急件”，明白这事儿挺急，担心给耽搁了，赶忙叫另一个办事员给送到行长办公室去。

行长出去办事了，没在这儿，于是这份文件就到了行长秘书那里。

行长秘书一眼瞅见信封上写着：赶紧送，5点40分之前必须送到。

他赶忙打开文件，里边是周恩来亲自批示的一份公函：

总理说：主席办公室来电话通知了，今晚9点，西藏活佛的讲经会要举办，到时候会有中外记者去，还要拍记录影片呢。主席为了表明咱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吩咐拨一笔钱用来修葺寺庙，15到20万元，能不能请您批示一下。

1960年3月18号

内容下方左边有个批示写着：让人民银行赶紧拨出20万元。

为防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瞎编乱造，1、得要市场上正在流通的旧票。2、得是十元的票。3、包装得弄好点儿，七点一定得送到民族饭店，去找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

虽说对这事儿有点犯嘀咕，可一瞅见公函里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她立马就把那点儿疑虑给抛到九霄云外了。

瞅瞅表，都6点12分了，离7点还差不到一个钟头呢。

她赶忙给发行局打电话

“哎，是发行局吗？”

她把自己姓名、职务这些基本情况简单说了说，接着赶忙传达周总理的指令：“半小时以内，把20万元现金准备好，要拾元票的旧票，先送过来，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通知送款。”

电话那头也觉着挺怪的，不过见对方这么急，担心自己误事，就立刻依据规定着手筹钱。

行长没在，秘书就把周总理的批示以及文件给送到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去了。

“20 万元呢，这么一大笔钱，咋没经过财政部呢？”

“王副局长，您瞧瞧，周总理要求七点之前，可现在时间已经不够啦！”

王副局长正犯嘀咕呢，这时一个电话打进来了。

电话那头说是周总理办公室的，催着要款呢，王副局长一听，赶忙说道：“请总理放心，我们正准备着呢，7点前肯定给送过去，是！”

这下王副局长没时间再磨蹭了，赶忙又给发行局打去电话，让他们赶紧把款送过来。

当天值班的科长跟科员老吴一刻没耽搁，就赶到了北京分行。

分行的人一听，生怕耽误事儿，赶忙跑到金库里去取现钞和旧票。

整整两大麻袋，装的全是拾元的旧票，总共值20万元。

这会儿快7点了，多数人都下班往家走呢，路上人不算多。

三个人着急把指示完成，抬着个麻袋，匆匆忙忙地就到了民族饭店一楼的前厅那儿。

“你好啊同志，我们要找西藏工委的赵全一同志。”

在大厅右边的沙发那儿，有个人起身了，他身着藏青色的中山装，配着黑色呢子裤，那派头就跟高级干部似的。

“嘿，同志，我是赵全一，你们把钱拿来了没？”

“哟，拿来了拿来了，咱没把事儿给耽搁了吧？”

朱科长喘着粗气讲，他特担心会耽搁周总理的事。

赵全一瞅了眼墙上的钟，乐了：“挺准时啊，把钱拿来吧。”

墙上的钟显示刚好七点整。

赵全一瞅见朱科长身后那两麻袋钱，心里头乐开了花，就他那点工资，攒上 200 年都攒不了这么些钱，眼下可好，轻轻松松就给骗到手啦！

他故作镇定，稳稳当当拿出一张信函，那上面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章。

上面写着：现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的赵全一同志到您行领取二十万元现金。此致敬礼，中国人民银行。

1960年3月18号

朱科长把信函看过了，觉得没问题，接着又讲：“同志，是不是得加盖个公章呀，另外您得给我张收据。”

赵全一把他拿的笔记本里的一页给撕下来，写上自己收到了钱，然后把这页纸给了朱科长。

“这信函上公章都盖好了，你们把信函跟收条一块儿拿走就成。”

“行，那咱这就先走啦。”

从饭店大门走出来的时候，三个人很有默契地都深深吐了一口气，朱科长讲道：“总算把任务给完成了。”

讲完后，这三人脚步轻松地走了。

中国人民银行的王副局长把钱款送出去后，就一直盼着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按常规流程，那边会告知这笔钱该怎样入账，然而他等了好些天，啥回复也没等到。

最后他主动打电话去问，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干这事儿，这下才晓得有人居然假冒周总理的签名，把20万元的大钱给骗走了！

周总理晓得这事后气得不行，下令必须赶快把这个案子破了。

【10日紧急破案】

指示下来后，公安部门的领导亲自出马，动员了众多人民群众，展开了一场搜寻赵全一的“全民行动”。

20万变成了个敏感词儿，北京的全体市民，像工人、学生、干部、农民，都在找赵全一。

平常熟悉的人这会儿都变得陌生了，走在路上瞅谁都觉得像嫌疑人，得仔细瞧上两眼；学生们正义感满满，一看到有貌似符合特征的人，就争着抢着去给警察同志说线索；街上的人都不敢再穿藏青色中山装了……

从各个地方涌来了一条条让人觉得可疑的线索，全往公安部门去了，好多信息就跟一张特别大的网似的，把这个神秘案子给罩住了。赵全一没找着，不过警察同志倒是顺便破了不少以前的案子。

与此同时，技术部门在对现有的证物做提取分析呢，其中带有周总理批示的信函特别关键，这信函上的字迹到底是谁写的呢？咋能模仿得跟真的似的？

首先是那个装文件的信封，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呢，这信封肯定是之前用过的旧信封，错不了。

公文纸就是大机关用的那种有着 15 行横格的纸，是专门用来写公文的纸。

“总理办公室”的公章是拿蜡纸刻好后，蘸上红印油印上去的。

信封上有些许涂改的印迹，凭肉眼很难瞧出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这话，估计是涂改完后写上去的；“密”字和别的字迹不太一样，还写着“#3146”。

这么一来就能知道，这罪犯文化程度不低，对公文的格式和用语特别了解。

犯罪分子用的纸和信封都来自机关里边，这么看，这犯罪分子没准是政府单位里的人。

在民族饭店，朱科长跟赵全一讨来一张收条，就这张收条，把犯罪分子的一个小习惯给暴露出来了。

刘文科长瞅着上面的“￥”老半天了，他得弄清楚哪个机关老是拿这个标志代表人民币。

可那成千上万份文件堆在那儿，他翻弄了好一阵儿，也没寻着这个标志。

这时候，一个兴奋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索，“科长，犯罪分子用的纸张跟信纸，跟对外贸易部给国务院领导作报告时用的那是一样的。”

“外贸部？”刘文科长在心里迅速琢磨着当下查出来的那些线索。

接着他们的“战场”挪到了外贸部，从各处打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外贸部的同志正忙得不可开交。

到了外贸部，没过多会儿，专案人员就发现了和犯罪分子所用纸张相同的那种 15 行横格纸。

刘文科长从外贸部的文件里意外瞧见，文件中涉及金额的款项用的都是“￥”标志，这跟犯罪分子的习惯相同，说不定犯罪分子就藏在外贸部里头。

办案的同志正在查找线索呢，这时候外贸部有个同志进来了，给提供了挺有用的信息。

“王倬？”

刘文科长用眼神表示让他接着讲。

“案发当天下午他请了假，讲是要带他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瞧病，这事儿你们能很容易地查出来他去没去。”

“这几天他耳朵好像不咋好使，老是把别人的话听错，脾气还挺大。那次咱几个在说犯罪分子的特征，他们讲犯罪分子眼睛小，我就随口说了句‘你眼睛也不大啊’，嘿，这下可好，他一下就火冒三丈，站起来就说我冤枉他，还硬要拽着我去找领导。”

“有一回他把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搁暖气片上烤，我问他：‘你在烤啥呢？’，结果他倒回我一句，讲‘我啥都没思考’。”

另一个女同志也讲了些不太正常的情况。

她讲王倬平常挺机灵的，脑子转得快，工作上没啥差错，可这几天老是出些低级错误。

那次他把一个挺简单的数字给写错了，气得直拍自己脑袋，嘴里还念叨着自己真没用，该死。

我凑过去问他：“啥数字啊，咋咋呼呼的？”

“不就多写了个 0 吗，我还当啥大事儿呢。”

“你这话咋说的呢，多一个零那千可就变成万了，这哪儿能一样啊！”

“怕啥呀，你万不也老是算嘛？十万、二十万地算？”

他一下就紧张起来，气呼呼地指着我讲：“你说啥骗十万、二十万的，别瞎说！”

原来他是将“算”误听作了“骗”。

技术鉴定科马上要来对王倬的笔记进行鉴定，鉴定后发现，他的笔迹和犯罪嫌疑人的笔迹完全相同。从笔画的结构、轻重、顺序这些特征来看，完全一致，就连一些细微之处的习惯都能表明是同一个人。

这时候，几个画像的人来了，他们一瞅见王倬的照片，立马就觉着这是同一个人。

公安部的领导们总算能松口气了，他们拿着鉴定结果去给杨奇清汇报，几位副部长商量一番后，都觉得犯罪嫌疑人就是王倬。

为了弄明白王倬是自己作案还是有团伙一起作案，警察决定先别惊动他，要在暗地里观察他一阵子。

当地片警郝继民领着侦查员到了旁边的卫戍区招待所，一番安排后，这儿就变为监视犯罪嫌疑人的临时指挥地了。

商量之后，他们分别挑了李广桥东街粮店，外加另外两户人家当作监视点，这三个点构成了一个三角地带，能把王倬家里的所有情况都看得明明白白。

他们盯了整整一天一夜，早晨发觉王倬在家烧东西，随后那些垃圾被丢到了胡同口的垃圾站里。

民警扮成普通人，从垃圾桶里把他丢掉的垃圾给拾了回来，一鉴定，那烧过的东西居然是人民币！

“这人简直是钱多得没处花，开始乱糟蹋钱啦！”

他们接着观察了一日，定好就在这天夜里零点展开行动。

零点的时候，“开始行动！”

一声指令传出，一个民警径直翻墙进去，在里边把门打开，其余的侦查员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

没一会儿，民警就把还在被窝里的王倬给拽了出来，紧接着就把他押上了警车。

一番仔细搜寻后，王倬的作案工具都被找了出来，有碎布、绳子，还有剪碎的衣服。

不过，钱在哪儿呢？

天蒙蒙亮了，可他们还是没找到好多钱，刘处长不死心，叫郝继民领着民警们重新搜一回。

各个地方都找遍了，只差没把地给挖个底朝天了。

刘汉臣处长亲自去转了一圈，走到西屋厨房那儿，瞅着那一堆煤球犯愣，这堆煤球里有一部分是新放上去的。

民警们赶忙将煤球挪到一旁，瞧见下面的黄土显然是新填的，果真把黄土翻开后，下面现出一层布，这布里头包着一捆捆的人民币。

民警认真查看了一番，这儿有十九万多呢，剩下的几千元大概被他给烧了。

王倬偷到了二十万元，可成天担惊受怕，一分钱都没花出去，最后还把自己给弄进去了，纯粹是自己找罪受。

王倬是个大学生，从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的。

这人脑瓜里尽是资本主义那套小资念头，就爱过奢靡日子，不肯踏实苦干，给社会主义建设出力，老是琢磨着走捷径，想啥都不做就有收获。

那他毕业以后，就没干过啥正经活儿，老是鼓捣些小玩意儿，结果全赔了。

他曾帮一个哥们儿伪造证明信，给这人起的化名是赵全一。后来这哥们儿又到北京找他，他又用赵全一这个名字给朋友办了个临时户口。结果作案时想名字，脑子里一下就冒出这个名字，把自己坑了。

他曾瞅见处长拿着张平常的纸，那上面是某位首长给副部长写的几个字，说让办个事，连个公章都没有，可这事儿就给办成了。他脑子一转，就琢磨着自己冒充周总理的笔迹，叫人民银行交出一大笔钱来。

不过呢，法网难逃，再怎么着，王倬也躲不过法律的惩处。

1960年7月28号，王倬被判了死刑，而且是马上执行。

对那位有窝藏罪犯举动的母亲，周总理予以了宽大处置，给她判了三年刑期，等刑满后，这位母亲就径直回东北老家了。

啥时候都别琢磨着投机取巧，也别心存那点儿侥幸，走捷径没准儿得付出更大的成本呢。

一步一个脚印，勤勤恳恳，让自己的能力变强，那就是让自己更有价值，如此得到的才是实实在在属于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