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毛泽东的一幅手迹（见题图）在台湾现身，是1941年笔录的一首宋诗，赠给画家陈叔亮。原文是：

雨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朱砂画牡丹。

书赠陈叔亮同志，录古人作

毛泽东

这幅手迹现藏于台湾调查局特藏室。台湾调查局的前身，就是国民党的中统。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手迹，怎么落到了中统的手里？

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台湾研究人员的说法，认为这幅手迹应该是1947年胡宗南部队进占延安时，中共人员撤离时来不及带走，被国民党截获。

一种是陈叔亮家人的说法，他们不认可台湾研究人员所言，他们有陈叔亮留下的回忆录音为证。陈叔亮回忆说，他在撤离延安时，将毛泽东手迹随身携带珍藏，后来担心转战途中有闪失，就挂号寄回浙江黄岩老家。老家有个同乡听说后，把手迹借走了。这个同乡曾和陈叔亮一起去的延安，后来呆不下去要回老家，经过西安时被国民党抓进牢房，放出来后回家不久，就听说陈叔亮有东西寄回家里，跑来借走了手迹，此后再未归还。

后来几十年里，陈叔亮多次找这个同乡，要求归还毛泽东手迹，但是同乡铁口钢牙说没有这回事。当事人如今都已离世，事情成了悬案。

不料几十年后，失踪的手迹突然出现在中统留下的档案里，从大陆到了台湾，其经历的轨迹更是谜团。

中统到底是怎么得到这幅珍贵手迹的，只能期待更确凿的证据资料现身，给出清晰完整的答案。不过，中统作为国民党的情报机关，搜集并珍藏了毛泽东手录的一首宋人古诗，从情报活动的角度看，其意义和情报价值是什么？

如果用心研析，从这幅手迹里，还真是能看到不少东西。

其一，可以看出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学识与才思。毛泽东手录的这首宋诗，不是古诗中的名作，作者李唐的名气并不大，诗的名气更谈不上。李唐在宋代甚至连诗人都算不上，他是以画家得以传名。这首诗名为《题画》，是他写在自己的一幅画作上的。这样一首由不出名的作者写的不起眼的小诗，大多宋诗选本可能都不会收录进去，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诗词海洋里，如果不是海量阅读，恐怕很难能碰到这首诗。但是，毛泽东不仅看到了，读过了，而且还背下来了。如果不是博闻强识，恐怕做不到这一点。

而且，毛泽东在陈叔亮请求题字时，提笔就写出了这首诗，不仅十分应景，而且相当贴切，还赋予了深意，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的文艺思想，从另一个角度，扼要传神地表达了出来。如此才思，堪称敏捷而锐利。

其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书籍资料的匮乏程度。

毛泽东手录的这首诗，比原诗差了几个字。李唐的原诗是：“云里烟村雾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用粗体标出就是相差的几个字。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手书过另一首古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手书时忘记了作者是谁，就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请他代为查找：“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田家英很快查出这首诗名为《三垂冈》，作者是清代诗人严遂成。

依毛泽东的这个习惯，当时他手录李唐的《题画》一诗时，应该是想过寻找原诗以便查对，估计在延安遍寻无果，只好凭记忆写了下来，结果与原诗差了九个字。

由此可见，延安当时的书籍资料相当匮乏。

不过，毛泽东虽然记差了几个字，但原诗神韵仍在。而且与原诗不符的几个字，如果从记忆偏差的角度，或许还能看出毛泽东的志趣倾向所在。

其三，可以看出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人际交往与活动方式。

陈叔亮当年刚刚四十，只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普通的美术教员，就能开口请中共领袖为自己的画稿题字，而且得到积极回应，可见毛泽东当时人际交往的广泛与平易。

而且见到毛泽东很容易，没有警卫森严的情况。如果毛泽东入则重重岗哨，出则难以近身，那么，一个美术教员不论是直接会面还是间接请托，想请毛泽东题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就是，陈叔亮偶然“碰到”了毛泽东，就开口请他题字，毛泽东痛快地让他把画稿拿来，不仅题写了书名，还额外奉上了这首“录古人作”。

所以，且不说这幅手迹的历史与书法价值，仅就其蕴含的情报价值，对于中统来说，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收获了。

再从情报搜集的角度说，不论以上两种关于手迹来源的说法哪一种成立，都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幅手迹并不是中统当年派到延安的特务搜集到手的。

由此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当年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往延安渗透，那么，他们的渗透活动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渗透进去的特务有没有本事能搜集到类似毛泽东手迹这样的高层次情报呢？

当年，中统和军统对延安渗透的路数是不一样的。

中统是国民党党务系统的情报机构，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陕甘宁边区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国共双重政权的情况。中统借助这种条件，在向延安派遣特务时，基本上就采用了公开掩护秘密的方式。

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的陕甘宁边区23个县中，起初既有共产党建立的县政权，又有国民党设立的县政府和县党部。在延安，共产党有延安县政府，国民党有肤施县政府。徐恩曾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商定，边区23个县的县党部书记长，都由中统特务担任，县党部职员也多是中统特务，中统特务基本把延安围住了。这些特务的日常活动就是，在通往延安的道路上层层设卡，盘查抓捕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同时少不了策反和暗杀。

1939年春，国民党五中全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统派了一个特务伪装成《中央日报》记者，来到边区布置反共任务，刚刚进入边区，就被共产党的边区保安处发现归案。边保侦察部长布鲁将计就计，顶着这个特务的名头，带着侦察员邹瑜，大摇大摆巡查边区各县的国民党党部，各县党部书记长毕恭毕敬向中央要员汇报本县特务工作，于是，边保基本掌握了中统特务在边区活动的情况和证据。

1941年春，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后，中共拿出国民党在边区制造摩擦、从事特务活动、积极反共的大量证据，有理有据地将边区各县国民党政权的全部人员“礼送出境”，基本铲除了中统在边区“公开合法”的特务据点。

除此之外，中统还派遣零星特务去过延安。

抗战初期，中统特务孟真打着陕西省民政厅“视察员”的旗号，到延安“视察”省政设施，呆了一个来月。后来，徐恩曾又派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杨博清假扮进步青年到延安，进了抗大，抗大结业后，这个特务不知怎么回事，没有潜伏卧底，转身打道回府又跑回重庆，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行。抗战胜利前一年，蒋介石让中统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去延安采访，徐恩曾派特务杨嘉勇弄了个中央通讯社记者的名份，跟团逛了一趟，想在延安设立中央社分社的盘算也落了空，怎么去的又怎么回了重庆。

这样的几个特务去延安，也就是兜兜风看看景，想刺探机密情报，显然指望不上。

不过，在抗战期间，中统还真是弄到了一件出自延安的材料，受到了蒋介石的“嘉许”。

这个材料名为《党的建设》，是中共领导人张浩（林育英）在抗大授课时撰写的教材。中统弄到这份材料后，有些人觉得没有多大价值，负责编报的二组组长张炎茂就认为没有必要抄报蒋介石。局秘书王思诚可能摸着了蒋介石的心思，作主抄录一份送给了蒋介石。

不料蒋介石一看就丢不下，不仅看得津津有味，还不住地用红蓝铅笔在上面写眉批：“此节重要足资参考”，“所见甚是，本党同志也应如此”，“本党同志宜加警惕”，“吾人亦可采用”，等等，学习态度之认真虔诚，抗大学员也不过如此。

眉批罢了还意犹未尽，蒋介石又找来陈布雷吩咐：把他的眉批本翻印出来，送党政军高级干部阅读。又叫陈果夫参照此书和他的眉批，编写一本国民党组织和训练的教材，在更大范围使用。蒋介石也是有意思，一面死硬地反共，一面虚心地向共党学习。

蒋介石后来还专门召见了搜集和校订这本教材的几个人，给予“嘉许”，发了奖金。

不过，蒋介石的青睐，并不能说明中统对延安渗透以及刺探情报的水平有多么高。

首先，这份材料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而是一本公开教材，估计抗大学员人手一册。那个混进抗大学了几个月的中统特务杨博清，八成也拿到过这本书。只是他掂不来轻重，没有顺一本带回重庆，失去了一次立功拿奖金的机会。

其次，这本教材是中统湖南调统室主任高謇弄到手的。湖南调统室并不负责向延安渗透，不大可能派遣特务渗入延安弄到这本教材。也不知高謇是从哪儿淘到了这个宝贝。

而且，这本教材到了高謇手里时，“书已破残，页次亦颠倒”，可见不知倒了多少道手。估摸是哪个学员把教材从抗大带出来，也没当回事，流落到社会上，最后拐弯抹角落入了高謇手中。

从情报搜集的角度来看，这份让中统露了脸的材料，不过是一次歪打正着的意外收获罢了。

军统也想利用官方的、公开的渠道向延安渗透，但是，这些资源基本把持在中统手里，就这两家的关系，军统根本挨不着边。1944年那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军统也想派人跟着去，就让徐恩曾一口给回了。

军统只能把精力放在秘密渗透上。

军统向延安的秘密渗透，成效和规模最大的，是汉训班的那帮特务。这是戴笠让军统干将程慕颐在陕西汉中陈家营举办的特务训练班，对外的招牌是“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汉训班办了九期，训练了631名特务，结业后派往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共产党建立的各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其中，陕甘宁边区是重点。

进入延安的汉训班特务，相当一部分伪装成进步青年进了抗大，也有一些人在社会上以其他行当隐藏起来。混进抗大的特务结业后，大都分配进入了党政军机关，譬如陕西省委、陇东行署、绥德专署、联防司令部。其中有三个特务，居然混进了军委二局。军委二局是我党我军的重要情报机关，打进这里还了得。

不过，细想一想，特务进了军委二局，未必能刺探到多少我方的重要情报。因为军委二局是破译敌人密码、侦收敌人情报的。在二局能接触到的情报，都是日伪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来往密电。特务想在这里刺探中共机密，那是进错了门。

所以，从汉训班特务本身的资历和进入的机关看，他们也未必能占据要害岗位，很难接触到核心机密文件。

而且，汉训班渗入延安的特务，很快被连锅端了。掀开锅缝的那个人，是汉训班的四期学员吴南山。

吴南山本是陇东庆阳县的一个小学校长。庆阳在陕甘宁边区西部，起初也是国共双重政权，国民党占着优势。县教育局局长就是国民党的，认为吴南山颜色偏“红”，砸了他的饭碗。吴南山只能跑出去自谋出路，阴差阳错进了汉训班，还没毕业就让程慕颐派回庆阳潜伏发展。这时庆阳的国民党政权已经被礼送出境，共产党把庆阳搞得生机勃勃，吴南山不仅参加了陇东中学的筹建，还成了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代表。

吴南山前后对比，认准了跟谁走才有出路，立即向中共党组织坦白了特务身份。从此，吴南山一面与西安的特务组织周旋联系，一面把联系情况向边区保安处报告。不久，吴南山在延安遇见了汉训班同学祁三益。在边保的政策攻心下，祁三益很快交代了来延安的任务，表示愿意为我工作。自此，汉训班的口子逐渐撕开，越撕越大。1942年底，潜入延安及边区的汉训班特务全案告破，55名特务悉数落网。

汉训班特务在延安走了麦城，军统后来也就不大提这档事。他们更愿意提起的，是在汉训班之前潜入延安的另一个军统特务，后来当过台湾调查局长的沈之岳。沈之岳在汉训班开办时，已经退出延安，到汉训班当了政治指导室主任，据说程慕颐外出时，就由沈之岳管事。

沈之岳在延安呆了不到一年，后来却被吹得很厉害，尤其有两个神话，编得相当离谱。一个是说，他在延安当了毛泽东的秘书。另一个说，他在延安被发展成共产党的卧底，此后一直是个双面谍，甚至说他死了以后，大陆秘密给他开了追悼会，张爱萍将军还写了挽联。

这两个神话流传甚广，但是编得太离谱了，完全缺乏可信度。

先说第一个。这个神话是谁编的，没有查到出处。只能说编造者无知无畏，对当年中共党组织为党的领导人挑选秘书的基本标准和程序一点儿不摸门，如果略知一二，就知道沈之岳差得太远太远了。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秘书都有谁，历史记载得一清二楚，只要一查，谎言就露馅。只能说编瞎话的一点脑子也没有。

这个神话因为太离谱，国民党自己都不好意思认账。台湾伪“国防部”在1979年编了一套《戴雨农先生全集》，其传记部分记载了戴笠派遣沈之岳渗透延安这件事。因为这算是戴笠的得意之笔，所以记载相当详细。

不过，此书记载沈之岳进入延安后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只提了三项：其一，抗大的区队长；其二，第八路军留守兵团中校参谋；其三，协助筹组新四军司令部。

不知为什么，此书对许多史料记载的沈之岳在中共中央机要部门负责收发工作的经历只字未提，更不要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神话了。

这是国民党的官修史书，按说只要能为戴笠涂脂抹粉的项目，绝不可能漏掉不提。可见秘书一说过于离谱，国民党自己也不想搭这个话茬。

再说第二个。这个神话的编造者是曾永贤。此人早年是台共党员，上世纪50年代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作为“自新人员”长期供职于国民党特务机关，60年代沈之岳担任台湾调查局局长时，他也在调查局混饭。2009年台湾出了一本书《从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贤先生访谈录》，从书名就大致可以看出此人的嘴脸与行状。

曾永贤在访谈中“透露”：前调查局长沈之岳早年曾被「军统局」派到延安，在抗日大学受训，原应继续做军统局工作，结果反被共产党吸收，被派回「保密局」工作，变成双面谍。

曾永贤“透露”这个奇闻时，没有提出一丁点可靠的依据。从情理说，曾永贤只是上世纪60年代做过几年沈之岳的下属。沈之岳如果真的被共产党“吸收”，那么，这个要命的秘密，在台湾，只可能深藏于沈之岳的心底；在大陆，只可以秘藏于有关部门的绝密档案里。曾永贤一个沈之岳的下级属员，如何能得知老板的这个关乎身家性命的惊天秘密。

曾永贤自己拿不出证据，却以陆铿的回忆录佐证他的“分析”。说陆铿回忆录指称「沈之岳就是共产党派回来的」，还透露沈之岳去世时，中国前国防部长张爱萍曾主持秘密追悼会悼念沈之岳，张爱萍送的挽联写道：「文武全才，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俱无伤」。

陆铿的“指称”同样凭空而来，没有任何证据材料。陆铿是个什么人，干过什么事，他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如何，他的话可信程度有几分，了解的人，自会有看法。

曾永贤和陆铿这些毫无来由的“透露”，都遭到了强有力的打脸。

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罗振撰文说，他“在1995年曾就沈之岳身份请教过张爱萍将军和我父亲罗青长（原中央调查部部长），他们均否认沈当过毛主席机要秘书，也否认沈‘一事二主’、‘两面间谍’身份。张爱萍将军也否认写过有关沈之岳的悼诗。”

以张爱萍和罗青长的经历和身份，他们对沈之岳两个神话的“否认”，权威性毋庸置疑。

2009年，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幼兰在看到报载有关传闻后，专门发表了一个声明，更加详细具体地讲述了事情的真相，进一步戳破了谎言。

李幼兰的声明文字不长，转引如下：

载于《作家文摘》1292期（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发行）第四版文史专栏的《国民党“第二代谍王”沈之岳》一文（摘转自《凤凰周刊》2009年第32期，由曹佐才落款），其中多次提到了张爱萍与沈之岳的交往，如张称沈为模范党员，个性如周恩来，张安排沈来大陆治病，等等，纯属子虚乌有。文中还引用了台北《中央日报》的文章，借张的口评价沈，说他是“智勇双全、治国有方”，“一事二主、两边无伤”等，以讹传讹。

事实是：爱萍同志退休闲居后，90年代前期一天，国台办负责同志（隐其名）带沈之岳前来驻地拜访。爱萍和我并不认识沈，见面后，沈连称是特地来感激张将军救命之恩的。此事源于1955年我军发起的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也就是现在广为知晓的一江山岛我军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张爱萍是我军大陈战役总指挥，沈之岳当时随国民党政战部主任蒋经国也恰在大陈驻防。大陈战役初战收复一江山岛后，美国务卿杜勒斯即出面求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从中斡旋，请求我军暂停攻击，由美方派出舰队转接大陈守军撤离，大陈列岛所辖16个岛屿一并交还我方。

为避免伤及大陈万余百姓，中央同意了这个方案。这次沈来京求医，得知给自己看病的中医师也在给张爱萍治疗，于是便有了这次会见。沈见到张后，第一句话就是感激张给国民党驻岛守军放了一条生路，以致才有他自己的今天。记得爱萍当时大笑，诙谐地说：“那你要感谢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我，就不会放过你。”

闲谈中得知，沈还是张的学生。此事源于1937年初，张在抗大任军事教官，沈恰是抗大学员。会见时，沈说：“你还是我的先生。”爱萍同志说：“那时学员很多，没有印象了。”

张和沈的会面，气氛是融洽的，但他们的交往，也仅止于此。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国共两党的恩怨已成历史，前人已经作古，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编造。

沈之岳的神话彻底破灭。

不论中统还是军统，国民党特务当年对延安的渗透，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和国民党被共产党渗透成“筛子”相比，国民党实际做到的，不过皮毛而已。他们想通过特务渗透拿到类似毛泽东手迹这样的高层次文件材料，差得还不是一星半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