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果没有武汉地下党那个不大靠谱的刺杀计划，或许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如果那个计划没有暴露，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大搜捕，蔡孟坚和尤崇新这两个人也不会撞到一起。 结果，那个计划暴露了，蝴蝶翅膀在汉口街头的一次扇动，引发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场大风暴。 武汉地下党刺杀计划的对象，是蒋介石。 1930年中原大战后，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为了讨蒋欢心，张罗着要在武汉举办“祝捷大会”，力邀蒋介石参加，蒋答应了。 武汉地下党得到消息，决定借机刺杀蒋介石。还成立了特别行动组，成员之一就是武汉市委负责人尤崇新。 说这个计划不靠谱，首先在于它不符合中共的主张。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欠下累累血债，想杀他的大有人在。华克之当时也在筹划刺蒋，本有意寻求共产党支持。他的共产党朋友陈处泰请示上级后，党组织意见很明确，无产阶级政党不鼓励刺杀行为。华克之仍然执意行刺，党组织再次表明，我党无论如何都不能支持刺杀行动，但也不会充作蒋介石的保镖。显然，武汉地下党的计划背离党的主张。 这个计划的不靠谱，还在于方案的粗糙。 武汉地下党的刺杀方案是，派120人混入会场，用手榴弹把蒋炸死。他们从湘鄂西苏区留守处弄了200颗德制手榴弹，装进鱼篓，以给汉口渔业公司送鱼为名，在1930年10月7日从洪湖运到武汉。 他们又通过关系，以汉口渔业公司名义弄了200张祝捷大会通行证，50张给了渔业公司，150张留给行动组。 上百人参与的刺杀行动，从上百公里外运来手榴弹，以一个小小渔业公司的名义弄了200张通行证，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这么不合常情的漏洞，不查则已，一查就可能露馅。 如此粗糙的计划想要达到目标，只能寄希望于对手都是草包饭桶，才好瞒天过海。可惜，对手不是，起码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不是。 蔡孟坚这年不过二十六，年龄不大，能耐却不小。中原大战时，他受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派遣，冒险跑到河南许昌，潜入冯玉祥部队，居然把冯部的密码本弄到手，为蒋军胜利立了一功。蔡孟坚不无得意地回忆：“蒋公在一棵大树下召见我，除加奖勉励外，并指示说：‘第一个敌人打倒了，现在要对付第二个敌人——共产党，你即去南京见陈立夫秘书长，我会通知他派你担任铲共肃反工作’。” 蔡孟坚随后被调查科派到武汉担任两湖调查员，兼任侦缉处副处长，专事铲共。蔡孟坚干得很上心，为了对付共产党，他还化装潜入湘鄂西苏区，实地侦察过一番。 这次筹办祝捷大会，蔡孟坚负责安全警卫。凡事就怕较真，蔡孟坚就很较真。10月8日，也就是手榴弹秘密运到武汉的第二天，蔡孟坚跑到汉口总商会，核查大会通行证的领取名册。他的核查，不是应付差事，而是边查边琢磨，看到汉口渔业公司一栏时，他停下了。一个小小的渔业公司，居然领了200张通行证，他觉得有问题，记下了领取人的姓名。这个留下姓名的领取人，就是武汉地下党特别行动组的成员。 接着，又一个漏洞出现了。当天晚上，一名有“通匪”嫌疑的人又被蔡孟坚的部下抓获，审讯下来，此人交代自己是个船夫，7日从洪湖来汉口给渔业公司送鱼。 又是渔业公司！领了200张通行证，又从洪湖送鱼过来。蔡孟坚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他去过湘鄂西苏区，知道洪湖就在苏区地域之内。 第二天一早，蔡孟坚带人跑到汉口渔业公司盘问。 露馅了。渔业公司老板说只拿到了50张通行证，而且7日那天本公司也没有从洪湖运过什么鱼。 蔡孟坚来劲了，立即搜捕通行证领取人，最早被捕的特别行动组成员中有人叛变，雪球越滚越大，搜捕一直持续了近三个月，不仅特别行动组成员全军覆没，整个武汉的地下党组织都遭受了重创。 2 被捕的人当中，就有尤崇新。据说他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是叛变投敌后，为表明“改过自新”之意，才改名“崇新”。 尤崇新1925年入的党，在上海当区委书记时见过顾顺章，后来调到武汉工作。 尤崇新第一次被捕后，表现蛮不错。一起被捕的七人演了一出假自首戏，蒙过敌人，于1931年初被放出来后，盘算要杀掉反共干将蔡孟坚。他们骗蔡孟坚说，我们几个人打算办一份反共报纸，计划在2月21日晚上开个筹备会，请蔡处长务必出席指导。 他们的打算是，把蔡孟坚骗来杀掉后，当晚就乘船前往上海。 不料，出了岔子。蔡孟坚好赌，21日开会那天晚上，他打麻将输了钱，急于捞本，就打发了一个叫宋惠和的叛徒代自己去应付一下。 尤崇新七人已经磨好菜刀，等君入瓮，不料等来的却是宋惠和。他们当晚就要坐船离开，既然没机会杀蔡孟坚，那就杀了这个叛徒，也不枉磨刀一回！ 七人都是生手，杀鸡都未必会，何况杀人，结果手忙脚乱闹得鸡飞狗跳，一通折腾后，也没弄明白叛徒断没断气，扔了菜刀就跑到码头上了船。房东听见惨叫，上楼一看傻了眼，抄起电话就报警。 蔡孟坚闻讯赶来，通知警备司令部扣住当晚所有开往上海的轮船，尤崇新再次被捕。 这回，尤崇新怂了，在死牢里精神崩溃，求见蔡孟坚，跪地讨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沦为叛徒。 蔡孟坚给尤崇新布置了任务：每天带几个特务“去街头到处游弋……指认匪共”。 至此，一根可能引发大变的导火索在武汉暗暗埋下了。 不过，如果没有火星，导火索也就是废物一根。 那个后来点燃它的火星，此刻还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两者似乎绝无相遇的可能。 尤崇新在武汉街头游弋了两个月，直到4月24日前，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收获，起码史料中未见什么记载。想想也是，武汉三镇，人海茫茫，毫无线索地四处瞎逛，想遇到个熟人都难，更别提寻找指认从事秘密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守株待兔。 没想到，兔子真的撞到了枪口上。 尤崇新在武汉街头瞎转悠到两个月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一条大鱼，已经在半个多月前，游到了武汉。 3 4月3日，顾顺章带着两个助手，提前一天到达武汉，执行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的任务。第二天，顾顺章与当日到达的张国焘等人会合。4月7日，顾顺章把张国焘交给苏区派来的交通员，看着他们乘车离开汉口，他的护送任务至此完成。 如果完成护送任务后，顾顺章立即返回上海，那么，他与尤崇新就不会相遇，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但是，顾顺章没有立即返回，而是在武汉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半个多月，也没有走的意思。随同他执行护送任务的董健吾劝顾顺章一起返沪复命，顾顺章表示还不想走，只让董健吾买了4月23日的船票，先回上海。 如果顾顺章23日和董健吾一起离汉返沪，那么，第二天汉口街头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是，顾顺章没有。 顾顺章送走张国焘后在武汉停留的半个多月里，究竟在干些什么？至今一手史料罕见，流传说法很多，似乎既有工作，也有违反纪律的登台表演魔术。 就这样，他一直呆到了要命的4月24日。 这一天下午，顾顺章和中央军委武汉交通站站长张崧生从电影院出来，估计两人是借着看电影进行接头联络。两人出了电影院，边走边说话，走到了三阳路口北的阜昌街。 也是这一天下午，尤崇新在继续着两个月来的街头游弋，他和身后的几个特务，在二码头一带漫无目标地瞎逛，也逛到了三阳路口北的阜昌街。 火星与导火索的距离在一步一步地缩小。 冥冥之中的巧合与偶然，真是神奇又可怕。一个是本在上海的中央特科负责人，一个是原来的武汉市委负责人，地点相隔千里，工作本无交集，但是，恰恰在尤崇新叛变之后，顾顺章来到了武汉。 即使同在一地，武汉这么一个九省通衢、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两个陌路人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那么巧地迎面相撞，其概率，犹如彩票中大奖，实在是微乎其微。 如果那天顾顺章没有去与张崧生接头，如果两人接头的时间地点稍有变化，如果尤崇新那天的街头游弋是在另一条马路，如果即使两人遇见，也是在尤崇新叛变之前，那么，导火索都不会点燃，一切都会不同。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看似许多偶然因素的相撞，说不定正是历史必然的力量。 1931年4月24日下午，在汉口三阳路口北的阜昌街，顾顺章和尤崇新迎面相撞，导火索闪出一道刺眼的白光。 顾顺章被捕了。顾顺章在此时此地的被捕，看似有许多偶然因素，但是，他的叛变，却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顾顺章叛变后，特科从他家里发现了一封他写给蒋介石的投靠信，开宗明义说“兄弟走错了路”，表明他早生叛意。 陈赓在特科与顾顺章长期共事，他目睹顾顺章的种种不轨后，心怀忧戚，对特科战友柯麟说：如果我们二人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不幸而言中。 汉口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在上海等地掀起了惊天骇浪。 由于钱壮飞即时报警，党中央免除了灭顶之灾。但是，顾顺章叛变造成的损失仍然是惨重的。恽代英、蔡和森被出卖牺牲，向忠发被捕叛变。据当时法国驻上海情报中心估计，由于顾顺章叛变，中国共产党在三个月中牺牲了数千名党员。按照另一种统计，牺牲的共产党员有八百多名。 损失远远不止这些。 如果不是顾顺章叛变，钱壮飞等龙潭三杰就不会暴露，就会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长期潜伏，向高层发展，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想象一下，在后来几年国民党特务对上海等白区地下党的大破坏中，如果钱壮飞等人仍然潜伏在敌内，提前获得情报，有多少损失可以减轻，有多少破坏可以避免。甚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局面，都可能会有所改观。 但是，尤崇新的点炮，顾顺章的叛变，把这一切都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