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雍正以后更定官制，大学士定为正一品，尚书为从一品。按照品级来看，尚书如果晋升，那么下一步理所当然就是大学士。至少在雍正九年以前是这样的，凡大学士出缺，例在尚书、左都御史中简任。

从乾隆开始，我们就很少再见到有尚书直接升任大学士的情况，因为在大学士和尚书之间，又多出了一个协办大学士。尚书如果要想升任大学士，那么前提就必须要拿下协办大学士一职。

雍正八年，随着怡亲王允祥的去世，军机处的事务逐渐由张廷玉、蒋廷锡两位大学士主持。问题是，军机处是在内廷，内阁在外朝，这一时期军国政务繁重，张廷玉、蒋廷锡根本无暇顾及内阁事务。

都说自军机处成立后，内阁的中枢地位被撼动，此言不虚，但毕竟还是有一个过程的。雍正朝时军机处尚是草创阶段，内阁在朝政中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维持内阁的正常运转，雍正九年下旨在大学士之外设“额外大学士”，也称“署大学士”、“协理大学士”，品级为从一品。

额外大学士不兼军机大臣，雍正设立该职的初衷，是让他们实际主持内阁工作，以分担张廷玉等大学士的压力。从命名来看，额外大学士是雍正的一项临时举措，并未正式编入官制。

乾隆四年，正式将额外大学士定名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设一员。自此协办大学士正式写入会典，成为固定的编制。

随着军机处的不断成熟，至乾隆时期内阁基本被架空，凡军国重务鲜有染指，处理的仅是普通的政务。如此，协办大学士的地位相比雍正朝地位有所下降，甚至实权不及六部尚书。

话虽如此，但内阁作为国家最高中枢机构的名份是一直存在的，且在品官系统中，军机处只是一个临时机构无级无品，故而内阁大学士一直被认为是文官的最高品。

协办大学士毕竟是从一品大员，由于内阁夹在军机处和六部之间，处境十分尴尬。乾隆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规定协办大学士例兼实职尚书，以达到名实相副之目的。

乾隆中期，内阁大学士的编制形成了三殿三阁（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体仁阁、东阁）之制。

理论上大学士满汉各三人，总数六人，但自傅恒之后，保和殿大学士一直不实授，体仁阁大学士乾隆朝也只有杨廷璋、福康安二人，正常情况下，内阁大学士的额定人数为四人。

如果把内阁比喻为国务院，那么六部尚书以及都察院就是各部委。大学士就是总理，协办大学士就等同于副总理，尚书是部长。显然，在品级同等的情况下，部长不可能直接提拔为总理，必须按部就班先升任副总理。

有读者可能会问，难道从乾隆朝以后，就没有尚书直接升任大学士的案例吗？这种情况当然是有的，但属于极个别现象，不是常态化的操作。

御史就拿乾隆朝的傅恒、刘统勋、于敏中、阿桂、和珅这几个著名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的仕途经历为例。

傅恒于乾隆十二年晋户部尚书，十三年升协办大学士署川陕总督，不久傅恒至金川前线参赞军务，被乾隆帝授予保和殿大学士。

刘统勋于乾隆二十四年由工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两年后拜东阁大学士，并兼管礼部、兵部。

于敏中于乾隆三十年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三十六年拜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三十八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

阿桂是行伍出身，主要担任八旗高级武职，乾隆四十一年因金川之功晋一等公，拜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处行走。四十二年晋武英殿大学士。

和珅于乾隆四十九年由户部尚书，迁吏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五十一年正式晋武英殿大学士，仍管户、吏二部。

以上列举的五个人，以及福康安、刘墉、王杰等都是乾隆皇帝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就连他们都得按照尚书——协办大学士——大学士这一既定的升迁模式来走，那么可想而知其他大臣必然不会超越他们。

那么尚书为何不能直升大学士呢？这是因为内阁大学士与一般的职务不同，大臣一旦爬到了大学士一职，皇帝一般不会将他们的头衔轻易拿掉。只有等在任大学士退休或任上病故之后，才会出现空缺。

大学士出现空缺，才会由协办大学士补上。所以皇帝想要提拔后辈青年才俊，都会让他们把坑先占上，先在协办大学士任上替补。换句话说，只要是当上了协办大学士，就是拿到了大学士的任职资格，如果不是因为意外，都会顺利晋升。

反之，如果尚书没有拿到协办大学士一职，那么升任大学士的机会就很渺茫。比如晚清时期的著名大臣温同龢，在甲午战败后，让袁世凯去作说客，试图让李鸿章主动放弃文华殿大学士一职。

李鸿章当时仅剩下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有没有倒也无所谓，让给其他人都行，唯独不能让给翁同龢。

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如果李鸿章出缺，那么现有的协办大学士就会补大学士，而他当然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协办大学士。

尽管翁同龢后来如愿以偿当上了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病故），但没到一年，即被罢官遣送原籍看管，四十余年的宦海沉浮一场空，终于没能得偿入阁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