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共一大所汇聚的这些代表们，无疑成为了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人物。他们的人生归宿，也在历史的长空中，划出了各自不同的轨迹。

第一类，奋斗终生型，代表人物：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

毛泽东是其中成就最杰出者，在他的领导下，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人生。

董必武也长期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他于1975年4月去世。

王尽美于1923年至1925年期间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最终积劳成疾，于1925年8月不幸病逝。

第二类，视死如归型，代表人物：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

何叔衡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的最年长者。他比董老还长9岁。1935年，何叔衡在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转移途中，与敌“义勇队”遭遇，壮烈牺牲。

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后于1931年4月5日黎明英勇牺牲。

陈潭秋1942年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1943年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秘密屠杀于乌鲁木齐。

第三类，身离心仪型，代表人物：李达、李汉俊。

李达由于多次在工作中和陈独秀、张国焘发生激烈争执，于1923年夏愤然宣布脱党。但是，终其一生，李达都从来没有丧失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仍然一如既往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1966年8月，他在武汉逝世。

李汉俊与之相似，也是因为与陈、张二人意见不合，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并被开除党籍。但是，他也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相当一批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国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12月，李汉俊被桂系军阀杀害。

第四类，迷途知返型，代表人物：刘仁静、包惠僧。

刘仁静是参加中共一大中最年轻的一位代表，1929年，他赴苏学习，回国途中，刘仁静到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从此开始成为党内的反对派，后辗转在国民党政府各机关任职。1950年回北京。1951年下半年，他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1987年死于车祸。

包惠僧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决定退党，后曾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职，1949年回到北京。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79年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第五类，投敌叛党型，代表人物：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

陈公博是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人物。脱党后，他在汪精卫的支持下，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一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抗战时期，他追随汪精卫卖国求荣，成为臭名昭著的第二号汉奸。汪精卫死后，他又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后，陈公博曾一度仓皇逃到日本，后被送回南京。1946年6月，在苏州监狱被处决。

周佛海1924年脱党，抗战期间追随汪精卫成为有名的大汉奸。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

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之后长期在党内担任要职，但也屡犯错误。尤其是在长征途中和到达延安后，张国焘因分裂中央的严重错误受到批判。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当了军统特务。1949年后，张国焘寓居香港。1979年12月，他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