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1905年的俄国社会是一个分裂的社会。迅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受到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政务结构的控制，这种结构不符合俄国人民的意愿。
1905年俄国改革经济变革并没有改善俄国普通民众的生活。
加之1900年-1903年的经济危机波及俄国，城镇和农村的居民都在经济现代化的压力下受苦，但沙皇专制制度没有给他们任何补偿。
改革在机构眼中已经失去了信誉，因为它导致了不满情绪的增长和政权权力的削弱。
然而，1905年的局势远比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十年前的孤立不满已转变为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于1904年发动了对日战争。
一场短暂而成功的战争将有助于把沙皇俄国社会团结在一起，这一想法得到了意识到俄国社会正在分裂的大臣们的支持。
俄罗斯认为日本是一个落后的亚洲国家，远弱于任何一个欧洲强国，而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在击败日本方面不会有什么困难。
因此，当日本军队打败俄罗斯军队时，机构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在陆地上，俄罗斯军队被击退，他们在该地区的主要基地——亚瑟港被占领。
在海上，俄罗斯舰队在对马战役中被日本海军彻底摧毁。
被国内外公认为欧洲大国之一的俄罗斯的失败，摧毁了她通过战争来解决国内危机的愿望。
在国内，这场失败加剧了专制的危机：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专制不仅没有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且也无法成功地保卫国家不受外界影响。
战争的失败揭开了潜在的危机，1904年，城乡争端的次数增加了，且日益严重。
在1905年初演变成血腥的、有威胁性的起义。此时潜伏多年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也开始了行动。
俄国自由主义最早可追溯到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后经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十二月党人、尼古拉一世时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辩论的发展，至亚历山大二世的“大改革”发展至一个辉煌阶段。
俄国自由主义并非俄国本土的产物，而是源自西欧的舶来品。
因此俄国自由主义者的目的也与西欧自由主义者大致相仿，要求沙皇放弃君主专制，转而实行立宪，同时在赋予人民公民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公民社会。
但是自从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俄国自由主义者只得在地方自治局中推行自己的事业，也仅限于经济和文化事务上。
直至20世纪初，大量“第三种成分”加入到地方自治局中，自由主义者实力大大增强。
另一方面，许多诸如“聚谈”，“地方自治立宪主义者联盟”，“解放同盟”等全国性的、统一的自由主义组织形成，使过去分散的、仅在地方自治局进行自由主义活动有了全国性的统一领导，为后来自由派政党的形成奠定了组织基础。
这些自由主义者借助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刊物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同时借助群众的不满情绪，向机构请示。
城市的不满是沙皇政权最直接的威胁。1905年1月的流血星期日事件，数百名参加圣彼得堡的工人被军队打死或打伤，这成为1905年的改革的导火索。
工人最初提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上的，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关：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工会得到承认等等。
这种要求对包括机构一部分在内的大部分俄罗斯精英来说似乎是完全合理的。
但在沙皇政权内部普遍存在的观点是，对这些要求作出任何形式的实质性让步，只会表明沙皇政权无能为力，并愿意接受进一步的退让。
因此，俄罗斯采取的回应是传统的俄罗斯专制政体的方式。它试图声称沙皇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通过武力维持自己。
有人敷衍地想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工人们所表达的不满，但它的职权范围却受到了限制。
沙皇政权拒绝用任何东西满足工人们合法的要求，这并没有使城市居民相信他们应该回到以前的平静状态，大多数大城市在1905年期间受到罢工的困扰。
麻烦并不局限于城市：俄罗斯的城市和村庄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因为大多数新的工人阶级与他们的家乡保持着联系。
消息很快传回农村，农民们都很清楚工厂里的同胞们所承受的困难。
与日本的战争也影响到了农民，战败和农村子弟的死亡，动摇了农民心中沙皇不可战胜的形象。
这些压力是在农村已经感受到的经济困难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结合在一起，在欧俄地区的许多地方爆发了叛乱。
农民将地主的房屋洗劫一空，毁坏他们的庄稼。但是，尽管这一年中报告了3000多起不同的事件，但他们并没有发展成任何形式的、反对机构的大规模起义。
俄罗斯许多精锐部队驻扎在远东，这一事实使这种情况更加恶化。尽管与日本的战争在1905年中期已经结束，但很难迅速调回国内压制争端。
1905年期间，俄国人民的需求因地区和集团而异，但由于沙皇政权完全不愿满足早期对经济变革的要求，要求进行政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显然，在现行沙皇制度下，城市居民的劳动条件不会改善，农民也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土地。随着争端越来越普遍，要求作为经济变革先决条件的政务变革的要求大幅增加。
政务诉求的表达是俄罗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最强烈、最一致的表达，他们靠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权力中心，能够向机构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
尽管社会党派等派别的极左政党希望在俄罗斯进行改革，彻底推翻沙皇政权，但多数党派政务观点较为温和，并希望看到君主制延续下去，尽管其形式需要改革。
俄罗斯新生政党提出的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建立一个立法会议，由普选选举产生，这将确保沙皇再也不能以专制的方式行事。
随着1905年的改革的进展，共识越来越强烈，即建立这样一个议会是必不可少的。
1905年，沙皇政权发现自己四面受敌。这是它第一次面临一种很难依靠社会任何团体支持的局面：农村陷入混乱，城市受到罢工的困扰，战败的军队参与兵变。
贵族中也有一种清晰的看法，即国家需要变革。这股对机构的强烈反对情绪，是政权在过去40年里未能实施任何目标明确的连贯政策的结果。
国家追求的目标——维护专制和加强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导致了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方法的变异和矛盾，这直接导致俄罗斯社会变得支离破碎和混乱。
到了1905年，沙皇政权在过去的40年里的无所作为而收获了恶果。
1905年，沙皇俄国的生存显然受到威胁，如果机构要继续指导国家的事务，就必须迅速作出改革的决定。
1905年的改革是由于前几代人的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再加上国家在处理反对和不满方面缺乏坚定的态度产生的。
为了平息这些争端，恢复政权的权威，极端保守派希望加强压制政策，使国家坚决反对一切改革要求。
到1905年秋天，俄罗斯境内的局势非常困难，因此沙皇认真考虑过建立军事政权，以此作为恢复秩序的唯一手段。
沙皇的堂兄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则断然拒绝了这种做法，并警告沙皇，不能依靠压制措施来恢复秩序。
而宫廷指挥官特列波夫指出，正如普鲁士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宪法可能有助于维持秩序和权威。
俄罗斯其他执政精英，特别是谢尔盖·维特，也强烈反对这种加强压制的政策。这位前财政大臣被尼古拉二世召回公职部门处理与日本的和平谈判。
他成功促成了《朴茨茅斯条约》，大大提高了他的声誉，使他有机会就机构内部政策发表意见。
1905年夏天，机构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回应公众对政务变革的压力，宣布成立一个咨议式杜马，名为“布列根杜马”。此举旨在平息不满情绪，并表明机构开始注意民众的意见。
但这个想法适得其反。机构以布列根杜马的形式做出的让步，非但没有结束公众对政务改革的呼吁，反而刺激了他们对更深入、更深远的改革的渴望。
这其中主要是俄国自由主义者。深受西欧自由主义熏陶的俄国自由主义者，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没有立法权的、残缺的杜马。
他们认为纯粹咨议式会议的提议是不充分的，必须要给予杜马立法权，否则在限制专制权利方面不能发挥其实质作用。
布列根杜马方案表明沙皇政权并不愿意向民众作出过多让步，也不愿承认俄罗斯民众的主体地位，因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同时，布列根杜马方案的出台也向俄国社会放出了一个信号，即只要向沙皇政权施加压力，就能得到进一步的让步。
那么对于沙皇政权来说，除非对国家的体制结构进行根本改革，否则城乡起义的联合力量很有可能成功推翻沙皇政权。
因此，维特向沙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满足尽可能多的政务变革要求，同时又不损害专制的基本结构。
维特认为，“只要机构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平解决危机仍然是可能的”，1905年10月，随着城市和乡村起义的加剧，维特努力说服沙皇和他的顾问们，改革是唯一道路。
1905年10月17日，《十月宣言》的发表，建立了立法杜马，以参与治理俄罗斯的工作。
这一宣言清楚地表明，俄罗斯机构已经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首次允许其人民以某种方式治理国家。
这一措施的影响是广泛的，沙皇政权内必须执行新制度的大多数人还远远没有充分理解这一措施的意义。
通过给予俄罗斯帝国的人民在国家治理方式上的永久发言权，国家正在确保改革永远不会从政务议程上消失。
然而，《十月宣言》显示出政权内部紧张的迹象。
它的正式题目是《整顿国家秩序宣言》，它在使用权利和代表权的用语的同时，强调国家将采取行动对付争端的爆发。
《宣言》保持了模棱两可的立场，《宣言》虽然作出了立宪的承诺，但没有说明如何履行这些承诺，也没有赋予它们立法效力。
1905年12月11日的选举法实现了扩大选举权的承诺，尽管该法保留了某些限制，并延续了间接投票制度。
但确实使农民、工人、贫穷的城市居民和非俄罗斯民族在杜马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杜马作为国家管理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存在，意味着沙皇政权不能再轻易地将其意志强加于其臣民。
两大自由派政党的成立事实上，1905年的改革并不是沙皇俄国“衰落”的标志，而是它积极开拓新领域的标志。问题是，俄罗斯社会的发展方式往往是相互冲突的。
1905年的改革是一场大爆炸。社会不满以各种不同和不协调的形式爆发。
工厂工人举行了罢工，并组织了改革会议，农民夺取了庄稼和动物，烧毁了干草垛和庄园，海军发生了起义，学生们利用大学的讲堂举行政务会议。
直至《十月宣言》的颁布，人们终于看到了国家立宪的决心，立宪党派与十月党的成立正是在此背景之下。
《十月宣言》颁布后，俄国自由派内部基本完成了党的界限划分。
其中的左翼多数派于1905年10月12日-18日在莫斯科成立了立宪党派；右翼少数派，他们是保守主义自由派，在《十月宣言》颁布后，成立了“十月十七日同盟”。
立宪党派的成立及其纲领1905年10月12日-18日，立宪党派在莫斯科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米留科夫主笔的党章和党纲，选举了由26人组成的临时委员会，立宪党派自此成立，其早期的成员以解放同盟和地方自治立宪主义者为主。
自此，俄国自由主义运动结束了有思想无政党的历史，自由派政党便积极参与到俄国的生活中。
立宪党派成立以后，规模日渐发展壮大。
其党章第二条规定“凡承认党纲，愿意服从党章和党代表大会规定的党的纪律”的人，都可成为其党员。
于是，在1905年10月-12月，全俄就已经有了72个立宪党派组织，1906年1月-4月，从事活动的立宪党派委员会超过360个，1906年-1907年党员人数始终保持在5-6万人之间。
尽管人数还不多，但相比较俄国其他政党，此时的立宪党派已是此阶段内最具实力的自由派左翼政党。
立宪党派成立之初，组织上相当分散，成员结构比较复杂，但主要还是以俄国知识分子精英为主。
其领导核心一直由诸如米留科夫、马克拉科夫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大都倾向于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在制定党的纲领和在杜马中的战术策略都具有西欧的色彩。
政务纲领第一，在国家政体问题上，立宪党派在成立大会期间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到君主立宪制，而只是提到俄罗斯国家或帝国。其纲领第13条规定：“俄罗斯国家的立宪结构由《根本法》决定。
因此，虽然立宪党派没有要求在俄罗斯建立共和国，但它也不是君主制的支持者。他们要求用立宪君主制代替无限君主制。
他们认为，只要人民没有明确要求废除君主意志，那么暂时保留这一遗留下来的东西是正确的。第二，他们主张在俄国实行普选。
立宪党派深信，只有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出的议会才是名副其实的。
该方案要求实行议会平等。立宪党派并不认为改革后的国务会议是上议院，而是倾向于由地方自治机构选举产生的上议院。
第三，主张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要求建立对杜马负责的机构，对地方自治机构和地方法院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
第四，宣扬公民自由平等，享有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
第五，立宪党派只要求给予各少数民族文化自治权，而不承认他们的民族自决权。
在其他方面，立宪党派仍坚持奉行单一的国家体制，坚持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
经济纲领立宪党派的经济纲领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纲领。在俄国的数次改革中，土地改革都是社会改革中最重要且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立宪党派人认为，应有偿征用地主额外的土地分配给土地短缺的农村劳动人口。
为此目的，必须将从皇族的封地和国家拥有的土地、教会土地中，通过征用大地产获得的土地的方式，设立一个土地银行，来管理农村土地的分配。
借此，农村中的农奴制残余便可被消灭，有利于建立一个纯粹的农村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工人的纲领，其核心内容是，要求有言论和罢工的自由；呼吁建立合法的工会组织；建立专门的仲裁机构来解决劳工问题；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行养老、疾病、死亡的国家保险制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