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昌不知中央红军长征，逆势强推扩红，恢复红16师，扩军5000人

1934年秋天，湖南平江黄金洞乡的米筛锅，一个年轻而坚韧的红军领袖站在中共湘鄂赣省委急需召开的会议上，他的面容清瘦，精神饱满，向众同志们发出激昂的呼声，仿佛所有的困难都在他的坚决决心面前黯然失色。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刻，红军领袖站在那里，满怀信心地呼吁众志成城，恢复红16师的昔日荣耀。然而，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一段充满艰辛和考验的历程，但他坚信，只要坚持，胜利定会属于他们。

随着时光的流逝，来到了1934年的1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以及军区搬迁至了铜鼓棋坪大梅，这一举措为红十六师注入了崭新的生机。湘鄂赣军区的司令员，徐彦刚，开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则是那位年轻而坚定的领袖，陈寿昌。

围困与重生

陈寿昌，一个精明能干、经验丰富的干部，于1906年生于浙江镇海。他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特科四科科长，与诸如陈赓、聂荣臻等一起肩负着伟大的革命使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袖之一。

1931年，面对叛变者顾顺章的叛变，陈寿昌和聂荣臻一同来到了中央苏区，迎接着更为伟大的革命斗争。然而，陈寿昌并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他的专业领域是无线电通讯，实际上，他在军事领域可以说是一个门外汉。

陈寿昌的角色决定了他必须在军事领导上发挥“外行指导内行”的作用。与他年龄相仿但军事背景丰富的徐彦刚，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秋收起义的参与者，与林彪一样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干将，被任命为红16师师长。徐彦刚在军事上绝对是内行。

然而，根据党的组织纪律，徐彦刚必须服从陈寿昌的指挥。这种组织结构的复杂性为后来的事件埋下了伏笔。

1934年5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向东南方向推进，携带省级机关，他们转移到了位于龙门山区的修铜宜奉边界地带，而红16师则成为这次行动的主力部队。在激烈的战斗中，红16师遭受了沉重的伤害，师长高咏生也在此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最终只有400多人（包括机关干部）成功突围。

当时，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也宣告失败，中央红军面临更加严峻的围剿，不得不在当年10月初展开了著名的长征。然而，陈寿昌和徐彦刚并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战略转变的消息，因为他们失去了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尽管陈寿昌和徐彦刚都受了伤，手握空枪，但他们依然坚信革命事业会取得胜利。

由于历史的限制，陈寿昌无法意识到极左路线的错误，他仍然认为与国民党的斗争应该采取正面硬碰硬的大规模军事对抗，而非游击战。因此，在会议上，他坚决主张重建红16师，要求与敌人正面交锋，大举进攻，再进攻！

在陈寿昌的坚定领导下，他们展开了积极的行动。傅秋涛和黄家高前往鄂东南地区，收编红三师余部和地方武装，积极动员群众加入红军，为恢复红16师做准备。同时，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和省委巡视员方步舟也参与地方武装的收编。这些举措让红军队伍快速扩大，壮大了红军主力。

随后，傅秋涛终于传来好消息，他带着这支部队回到黄金洞。陈寿昌欣喜若狂，决定亲自领导16师，再度崭露头角。

不久后，省委作出决定，让陈寿昌和徐彦刚主持军事工作，而傅秋涛则被任命为中共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负责省委工作。这个决定实际上是陈寿昌的主张，因为他认为傅秋涛无法贯彻他的战略思想，不愿与敌人进行正规战斗。

傅秋涛当然有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当时的环境异常危险，组建如此规模的队伍在逆境中并不容易，尤其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相当匮乏。然而，省委领导却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坚信傅秋涛过于保守。因此，陈寿昌被派去领导军事行动，替代了傅秋涛。

陈寿昌的无畏之举：红16师的最后一战

1934年的秋天，湖南平江的黄金洞乡，一个坚韧不拔的领袖，陈寿昌，站在中共湘鄂赣省委紧急召开的会议上，发出坚定的呼声，鼓励同志们大胆进攻，以恢复红16师的昔日辉煌。然而，这不仅仅是一次决策，它是一段充满传奇和考验的历程。

在黄金洞，傅秋涛也日夜担忧，因为他担心极左路线的决策会导致红16师的失败。然而，事实证明，陈寿昌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军队调动了所有力量，对红军展开围追堵截。

这关键时刻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机会，因为南方的敌人力量相对削弱，红军终于有了恢复壮大的机会。然而，尽管如此，敌我力量的对比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国民党仍然掌握着更多的人力资源和物资，革命的道路依然充满艰难和牺牲。

陈寿昌和徐彦刚返回部队后，率领红16师向鄂东南挺进。他们一边前进一边积极宣传，沿途的人民纷纷加入红军，形势喜人。在通山县，陈寿昌和徐彦刚又遇到了来自红3师第7团和咏生县独立营的余部。这意外的相遇进一步增强了红16师的兵力。

在此期间，方步舟的贡献不可忽视。作为来自湖北大冶的知识分子，他曾担任校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凭借丰富的文化和军事素养，方步舟成为了红16师的政治委员。在他和徐彦刚的共同努力下，红16师的兵力增长到了大约5000人的规模。

然而，在1937年初，红16师再次遭遇了严重的打击，遭受了沉重的伤亡。省委认为这主要是方步舟的指挥不当所致，因此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方步舟对此不满，与傅秋涛展开激烈争论，最终被开除党籍。

然而，在1949年4月，方步舟率部在浙江参加了一场起义，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最终受到宽大处理，但这已经是后话。

陈寿昌重建红16师不久，他得知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面临国民党的全力围剿。这一消息令他深感担忧，因为他和部队失去了与中央的电讯联系。然而，陈寿昌仍然充满信心，坚信革命事业终将取得胜利。

然而，在1937年初，红16师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交战中再次遭受重大损失，导致省委认为这是方步舟指挥不当的结果。因此，方步舟被解除了职务，而师政委的一位杰出领导者就此下台。然而，方步舟并没有认可这一决定，他与傅秋涛展开激烈的争论，最终被党内开除党籍。

尽管如此，方步舟后来在1949年反思自己的错误，率部参加了浙江的起义，重新走上了革命的正确道路。

回到当时的情景，陈寿昌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关于中央红军被围追堵截的情况。

尽管这场战斗中，红16师表现出色，成功抵挡了敌人多次的进攻，但敌人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最终导致红16师损失惨重。

陈寿昌和徐彦刚也都负伤，形势危急。在这个危急关头，为了保护领袖的安全，陈寿昌被特务营短枪队秘密护送到后方医院，但他因失血和感染破伤风而不幸牺牲。

陈寿昌的牺牲深深感动了苏区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湘鄂赣苏维埃政府在1935年2月，将崇阳金塘一带改名为“寿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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