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钟馨乐，来自“友乐青春”，一个关注青春期人际关系的工作室。我们的主要工作是通过支持教育工作者，更有效地回应青少年的人际关系上的困扰，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尊重的师生关系与同伴关系，从而减少校园欺凌等伤害性事件的发生。

提到校园欺凌，大家应该都不会很陌生。近几年来，几乎每个月甚至是每周，我们都会在新闻热搜上看到非常多恶性和极端的欺凌事件。

这些新闻常常让我们感到愤怒又困惑：正值青春年华的孩子，为什么这么残忍？校园欺凌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这样一些极端欺凌事件或许离你的生活有一点远，但相信以下的场景你应该不会陌生——

新来的转学生说话带一些口音，有部分同学觉得他很好笑，就开始模仿他说话，这逐渐发酵成为全班同学卷入的大型恶作剧。

一个因为过敏性鼻炎而经常擤鼻涕的男孩，被同学们嫌弃不干净，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桌。

一个身材微胖的女孩子，鼓起勇气跟暗恋的男生表白了，但是没想到对方反手就将这一段聊天记录截图发到了男生小群里，导致这个女孩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中，在跟老师、孩子们交流的过程中，听到过的真实的案例。

尤其是最后一个，是我们今年上半年在西南地区的某一所乡镇中学收到的来自一位13岁女孩的小纸条。

小学时，她因为性格比较外向开朗，被同学们贴上了“绿茶”“喜欢勾引别人”等标签。班上的男生也当面嘲讽她“为什么不去卖”。让她最伤心的是，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这么说。沮丧的她尝试向老师求助，却因此被同学们进一步孤立。

事实上，取外号、嘲笑、传谣言、孤立排挤、秘密被泄露，恰恰这样一些看似轻微的“小摩擦”、“小困扰”，是很多恶性和极端欺凌事件最开始的模样。

不同的研究和文件对校园欺凌的定义稍稍不一样，但总体来说，大概是以下这四点：发生在学生之间、主观蓄意、造成人身/财产/精神伤害、存在权力不平等。前三项很好理解，但什么是“存在权力不平等”呢？

“力量和权力不对等”，有些时候很好理解，比方说可能是体型和体力上的差距，年龄的差异，或者多个人对一个人。但有些时候它会更加复杂和抽象。在欺凌中，欺凌者往往拥有更多的权力，让被欺凌者难以反抗和拒绝。

但权力不对等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是谁赋予了这些欺凌者欺凌他人的权力？

欺凌作为一场“成人礼”

在这里我想请大家回到一起曾引起过舆论关注的恶性欺凌事件，它发生在某一线城市的一所初中的一群男孩和一个女孩之间。

根据当时互联网上流传的视频，一个戴着眼镜的初中男孩强行地跨坐在一个女孩子的背后，双手从后面搂着她做出模拟性交的动作，而这个女孩子非常无助地趴伏在桌子上，面红耳赤地哭泣。

听到这里你或许会愤怒，甚至是觉得荒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这个行为里看到一种非常熟悉的二元的性别角色互动的脚本：主动、积极、掌控性关系的男性，被动、服从、对性感到羞耻的女性。

这套脚本并不专属于这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而是社会性别文化的缩影。它也并不是孩子天生就会的，而是通过观察身边的成人互动，通过网络信息、影视剧、小说，甚至色情制品，在耳濡目染中习得的。

正是社会上这样的一些有毒的性别文化，赋予了这个男生欺凌的权力，也让女孩在其中无法反抗。

但当我们用一个更广的视角去看，你会看到这里的权力并不只是发生在男孩和女孩之间，还发生在这个男生以及他周围的男孩子们之间。

视频中，周围男生的起哄、怂恿、袖手旁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手把手指导这个男孩实施了欺凌，并喊着“插进去”“他开始动了”，一步步将主角男孩“架”上了欺凌者的位置。

如果仔细看视频就会发现，其实这个主角男孩的表情是有一点点懵的，甚至他可能内心并不那么情愿。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一场青春期男孩的“过渡仪式”，或者说是“成人礼”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难理解了。

因为当我们的社会把这种主动的、积极的、掌控性关系的形象，视为一种“男子气概”的话，那么对于这个男孩来说，实施欺凌其实是他去证明自己“够男人”，是获得他的男性同伴们的认可和接纳的一种方式——即便他可能不那么情愿。

这样的情况在青春期尤其凸显，因为青春期本来就是建立自我认同的关键阶段。让自己去隶属于某一个团体，对于青少年来说是他们获取安全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社会的一些有毒的性别文化，就会成为孩子们去建立自我认同以及群体边界的非常重要的脚本。

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男生们以及男生跟女生之间，对于女孩们来说也是如此。

女孩们的地下战争

我们有一位同事，她曾在青春期曾经有过一段非常不愉快的友谊，而直到她加入了我们，对欺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她才意识：“原来我当年所经历的是一种关系欺凌”。

当时六年级的她是一位新来的转学生，是大家眼里的那种非常乖巧文静的女孩子。她一进班级就有两个女孩非常热情地接纳了她，于是三个人之间就组建起了很好的友谊。

但是没过多久，她无意中发现，两个朋友在私下传纸条吐槽她：“成绩好又怎么样，肯定是抄的”“某某男生怎么老是找她问问题，整天就在勾引男人”……她感到羞耻又愤怒，但因为害怕孤独，每当对方释放一点点友好态度的时候，她们立马又和好了。类似的情况，在这段友谊中不断轮回重演。

学者蕾切尔·西蒙斯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专门讨论了这种经常发生在女孩之间的关系欺凌。

她指出，因为女孩们从小就被鼓励要成为一个“好女孩”，不被鼓励直接表达负面情绪、正面应对冲突，这让女孩们常常采取更迂回、委婉的方式表达不满，比如说闲话、传谣言、冷暴力、操纵关系。这也让这类欺凌更加隐秘和难以识别，连受欺凌者自己也容易陷入自我怀疑。

而回到我的同事所经历的这一段“毒友谊”中，她的那两位女同学心底里真正的需求，可能只是希望获得老师的认同，或者获得异性同学的喜欢，但是受限于“好女孩”的束缚，她们没有办法很直接地跟同伴沟通和表达情绪。不仅如此，通过攻击同伴的不诚实、勾引男人，她们得以再次确认了自己作为“好女孩”的社交地位。

研究表明，对于性和性别的偏见会在青春期阶段达到高峰，与青少年的人际关系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性和性别，也是我们在工作中尤其看重的一个视角。因为它常常更隐蔽，更少被提及，也更容易被教育工作者忽略。

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只是跟性别有关。

以上的这些事件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欺凌并不是某一些“坏孩子”做出的反社会行为，恰恰，它在很多时候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孩子努力地让自己符合某一类受到认可的文化标准，并驱逐、排斥那些不合格、不一样的同伴，从而赢得更多认同、权力和社交地位。

所以，只关注惩罚个别“坏孩子”很难真正解决欺凌的问题。当社会对于“好”的标准只有一种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争夺“好”的名额，很难真诚地接纳那些不一样的伙伴。因为越证明TA们不够好，越能说明我们足够好。

归根结底，是我们社会文化中趋向单一的价值体系，让符合标准的个体获得权力，也让不符合标准的个体被边缘化。但是如果我们有勇气去抛弃这一套单一的想象，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好的标准也有很多种可能性。

如此一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在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创造一种尊重多元的文化，让每个孩子的独特价值都能被相互看见，从而不需要通过贬低、伤害他人的方式满足自己的内心需求。

那怎么样去推动这样的文化改变？我们选择的是从教育工作者开始，尤其是在学校中的老师和驻校社工。

最有可能识别、介入欺凌的人

大家或许会疑惑，为什么选择老师？老师被重重教学压力和行政任务压得喘不过气，哪里还有精力做别的？一定程度上，这首先是个“不得不”的选择。

曾经我们的选择是直接去影响和支持学生，所以我们会邀请志愿者跟孩子们分享自己在青春期曾经遭遇过的欺凌和暴力，让孩子看到“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承受这些”。

但一次课堂后，我们收到了一张匿名小纸条：“你们来的时候，我的世界好像看到了光。但你们一离开，我的世界又要回到一片黑暗中。”

这张纸条让我们非常受触动，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作为第三方机构，我们很难持续地去陪伴在同一群孩子的身边。那么，谁是那个在校园中与TA相处时间更长、也最有可能为TA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人？是老师。

另一方面，我们也接收一些严重欺凌个案的转介。但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时候，这些个案处理给我们带来的沮丧和无力感远大于成就感。当伤害已经发生，当孩子因为欺凌引发严重的焦虑、抑郁、厌学、自伤危机时，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地减轻伤痛，却不可能把它抹除了。

回到最开始，我们怎样可以让这些欺凌在更早期的时候被识别、被干预，甚至可能让它从一开始就不发生呢？老师再一次进入到了我们的视野。

一个老师面对欺凌的做法，可能会对欺凌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曾经介入过一起校园欺凌事件，主人公叫小光。小光是一位职业中学的男孩子，他很喜欢用粉红色的文具，也经常在书包上挂一些可爱的挂件，班里的女孩子会夸赞他的声音很好听。

但是也因为这些，他受到了班里某些男同学的口头骚扰和威胁。小光感到害怕，去求助老师，而老师跟他说：“同学们应该只是开玩笑而已，你不用太在意”。

但是很快欺凌就开始升级了，跟小光同宿舍的男孩子们会对小光做出肢体的骚扰，比如摸他的胸，摸他的大腿，并且会对他有一些嘲讽、侮辱性的言语。

小光再次去找老师和学校求助，要求换宿舍。但这时候老师跟他说：“如果要换宿舍的话，我们得把双方的家长都叫过来一起谈，而且你可能也会被处分”。小光没有再坚持，然后就如我们所料想的一样，欺凌变得更严重了。

同寝室的男生们会在半夜强制小光去看色情影片，并且猥亵他的下体，同时还把这些录成视频传到了班里男生的小群里，他们还会往小光的床上丢垃圾。

在小光坚持多次向学校和老师报告的情况下，学校终于妥协了，他们答应会对欺凌者做出一些惩罚。但小光发现学校所谓的惩罚，只是罚这些欺凌者去抄写《中学生行为守则》，并且要求他们签了一份不再欺凌小光的承诺书。

当小光去质疑这样的处罚方式的时候，班主任跟他说：“你们都是同学，大家都是孩子”，劝他要宽容一点。

当我们最终接到这个个案的时候，小光已经在严重的欺凌下患上了重度抑郁和焦虑症，开始有自残自杀等行为，被迫休学。

欺凌的升级

而这个时候，我们为他提供的只能是心理咨询，协助他妈妈带着他去精神科就诊，包括为他提供朋辈的支持，努力地去帮助他离开原来的这个创伤性环境，去物色一所更适合他的学校。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看到孩子的状态一再的反复，而且复学的过程也充满了艰难。

每一次越了解这样一些欺凌个案的发展，你就越会扼腕叹息，因为在这些欺凌从最开始轻微的日常摩擦逐步升级的过程中，有太多教育工作者可以干预和介入的机会了，但是很无奈，它们都被一一错过了。

以小光的案例为例，你会发现，老师们面对欺凌有一些很习惯性的做法，比如把欺凌定义为孩子们开玩笑过火了，只是一些恶作剧，甚至要求被欺凌者做一些自我反思、自我改变，宽容欺凌者。

为什么？因为在很多一线老师们的经验里，绝大部分的这些小问题，其实都不会发酵成太严重的伤害。所以在这个时候，比起去大动干戈地改变外在的环境，让受欺凌者去做出一些自我调整和适应，好像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但也恰恰是这样的看起来更好的选择，成为很多欺凌恶化的原因。更直接的是，它其实会影响师生的信任关系。于是我们看到统计，只有21%的校园欺凌事件会被报告给老师和学校。当孩子们面临跟性别有关的校园欺凌和歧视的时候，只有11.6%的学生主动向老师报告。

这一方面当然是跟学生被欺凌的羞耻感有关，但另外一方面，是孩子对于老师以及对于教育系统的一种不信任。

曾经有一位乡村小学老师，跟我分享过一个让她有一点困惑的经历。她的班上有一位女孩子性格比较果敢、张扬，于是同学们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母老虎”。孩子觉得很困扰，所以每一次当同学们这样叫她，她就会很生气地反击，但是越反击大家就越觉得她就是一只母老虎，张牙舞爪。

愤怒的孩子就去找老师求助。而老师跟她说：“你想想，如果你减少一下这些行为，同学们还会这样说你吗？我们要不要试试调整一下，毕竟女孩子还是矜持一点、温柔一点比较好。”

但孩子的愤怒并没有因此平息，在这个来回拉扯的过程里面，老师也有一点不耐烦了，她忍不住就吼了孩子一句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说你呢，你当他们是对着空气说的，不行吗？”孩子非常委屈，眼眶红了，然后也不说话了。

老师也意识到自己说的有点过了，于是她冷静了一下，再次跟孩子耐心地说：“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时候不可能处处都争赢，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在这里其实没有任何想要谴责这位老师的意思，她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乡村老师，我能看到她非常真诚地跟孩子去沟通，也非常耐心地去为孩子着想。

但是同时我也看到了她的拧巴：

一方面她知道其实每个孩子都很不一样，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要那么温柔文静。

但另一方面，多年以来的生活和社会经验让她意识到，让女孩更有女孩样是一种社会规则——“毕竟还小，能够改的话尽量改一下，不然以后进入社会怎么办？”她这么跟我说。

一方面她知道其实每个孩子都很不一样，不是所有的女孩都要那么温柔文静。但另一方面，多年以来的生活和社会经验让她意识到，让女孩更有女孩样是一种社会规则——“毕竟还小，能够改的话尽量改一下，不然以后进入社会怎么办？”她这么跟我说。

在这里，我看到了这位老师非常深的困惑：文化标准总是难以改变的，因为这是个适者生存、强者为王的世界。作为一个老师，我到底应该去教孩子更符合这些主流的文化标准，更适应社会的规则，还是鼓励孩子去做自己呢？

坦白说，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样，而且这归根到底可能就是一个选择和价值观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想的是，当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在你的面前去哭泣和表达TA的受伤的时候，很多时候首先去看到和肯定TA的痛苦，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首先要让他们知道：被欺凌、被嘲笑并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任何的偏见、任何的嘲笑和任何的暴力都是不应该被允许的。这可能是深陷于欺凌之中、深陷于自我怀疑之中的孩子最需要、也最想要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黑暗中的一道光。

让被欺凌者勇敢一点

是一种傲慢的苛责

那么，如何让教育者意识到我必须做出改变，并且感受到我有力量推动文化的改变？

我们最开始的选择是去培育一批有行动力的种子教师，支持他们在校园中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特长开展教学实践，影响更多的学生，甚至是他们的同行。我们会组织两到三天的参与式培训，跟老师们共同头脑风暴，一起想想我们在校园里可以做些什么。

这些自愿报名参加我们培训的老师，超过八成都是女性，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是中小学的班主任、心理老师，以及一些驻校社工，也有一部分是独立的性教育、青春期教育的讲师。

很多老师抱着非常朴素但又真诚的愿望而来：我看到学生们有这些困扰，我想知道如何支持TA们；我曾经有过被欺凌和歧视的经历，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也有这些糟糕的经验。

在培训中，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同理被欺凌者的感受，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因为我们愿意相信，看见就是改变的第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步。

这是我们在教师培训现场非常喜欢的一个参与式活动，我们把它叫做“欺凌之网”。

它采用了一个类似心理剧的手法，以一个真实的欺凌案例作为脚本，邀请一名教师自愿扮演受欺凌者，站在中间。其他教师扮演TA身边的同学、老师、家人等不同角色，以TA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圈，每人从角色出发说一句话，还原欺凌的现场。

在这个过程中，协作者会用一根红色的绳子，在这些说话人中不断地拉着，围绕着受欺凌者去编织出一张网。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年轻的男老师自告奋勇扮演受欺凌者，刚开始他还能面带微笑地直视每一位说话的人，但是随着这张网一点一点地拉起来，现场的氛围也越来越压抑沉重。肉眼可见，这位老师的姿态变得越来越僵硬、紧绷，到最后，他忍不住哭了。

在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回看这个过程，这位老师分享说，一开始他是抱着比较轻松的想法，在内心非常努力地回怼每一个人对他说的侮辱和嘲笑的话，但是随着他听到的负面信息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好像招架不住了，好像所有人都在对自己施暴。

到最后他已经麻木了，只想逃跑。当你亲眼看到受欺凌者是怎样被这些重重的绳子紧紧地束缚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要求受欺凌者勇敢一点、坚强一点、宽容一点、去反思自己的声音，很有可能是一种傲慢的苛责以及二次伤害。

并且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参与者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在这张网中，我们都有意无意地参与塑造了这张网，同时也会受到它的影响。

有一位老师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在参与织网的过程中，自己的手也会感到酸胀、被勒痛，但每个人都还是拽着绳子不放手。我们平时的生活情境也是类似的，也在受到这个结构的束缚。它可能让你失去自己的初心，无意识间做出一些不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

这些讨论把欺凌中的旁观者，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带进了我们的视野中。

成为“积极旁观者”

面对欺凌事件，很多老师更倾向于去处理欺凌者和受欺凌者双方，但事实上，旁观者可能是一个更庞大也更重要的群体。

曾经有研究表明，大约85%的欺凌事件都是有旁观者在场的，而且当旁观者站出来去制止欺凌的时候，50%的欺凌都会在10秒之内结束。但是事实上有勇气真正站出来去制止欺凌的只有5%到7%。

那么旁观者们为什么不愿意站出来，他们在想些什么？

曾经有一位参加过我们培训的老师回到学校，跟孩子们上了一节关于旁观者的课。老师问，是什么阻止了旁观者成为保护者呢？孩子们的答案五花八门。

图片：《青春零欺凌》工具包

有的孩子说，这些旁观者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也觉得这个被欺凌者多少有点活该。

也有的孩子说，旁观者可能觉得这个事很无聊、很幼稚，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不想掺和。

还有更多的孩子表达的是担心和迷茫，因为站在大多数的一方总是更安全的，如果我站出来帮忙，会不会连我也被排挤呢？我的帮助真的能让事情变得更好吗？我不知道能怎么做。

在这个时候，老师的角色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因为在校园里教师的角色被天然赋予了更多的权威性。

于是，这位老师提问说，那一位什么都不做的沉默旁观者，他应该对欺凌负有责任吗？

有的孩子说他没有责任。但也有的孩子说，有责任，因为旁观者的不作为其实也是在默许暴力的发生。

这个时候，这位老师非常坦诚地跟孩子们分享了自己在青春期的一段旁观者经历。

她说，我在青春期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位有点不一样的同学，这位同学的行为举止有点奇怪，大家都不喜欢跟他玩，于是中学的这几年，他一直都是形单影只一个人。直到我长大之后成为老师，对校园欺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才开始对这件事越来越愧疚。我常常回想，如果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跟这位同学更主动地去多聊两句，他的处境会不会好一些。

听到老师这么说，同学们有点惊讶，原来老师也曾经是个沉默的旁观者，甚至可能是个欺凌者。

老师说，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成长中，我们都有可能犯错，但好在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我们都可以选择，看看怎么样把它变得更好。

一节课可以改变的或许很有限，但是在上完这节课之后不久，这位老师非常欣喜地发现，有个课间，她看到一群男生围着一个男生，准备做些什么，正当她想要上前去制止的时候，听到有一位男生大喝一句“你们干什么”，这一群人很快就做鸟兽散了。

旁边有位同学目睹了整个过程，对老师说，这应该就是积极旁观者的作用。

很多时候，我们对“积极旁观者”的想象是在暴力现场直接站出来制止，但其实制止欺凌还有很多种可能性。有时候可能只是简单的，听到一句谣言的时候轻描淡写地跟同学说，“这一点都不好笑，为什么要这样说别人”。也有可能是，当看到受欺凌者在默默哭泣的时候，主动走上去问他一句“你还好吗”，告诉他“这不是你的错”。

图片：《青春零欺凌》工具包

孩子们需要的只是厘清这些担心，知道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创造一些改变。

见缝插针的教育：

我们可以做的比想象中更多

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少教师从培训中受到触动和启发，回到学校大施拳脚。

有的老师给学生开展预防欺凌的专题教育课，与学生们讨论人的多元与差异；

有的老师结合自己的学科，将相关内容融入语文课、生物课、历史课；

还有一些老师在学校里面组建起了同伴教育的社团，培育出了一批有意识、有勇气的年轻孩子们，他们再去影响和辐射更多的同学；

也有一些老师带领着班级同学去做创意海报的设计和明信片，去布置整个校园环境。

校园创意海报

最近，有一位骨干老师跟我们说，在参与我们培训的7年以来，他算了一下，自己累计影响了3500多个学生。这个数字让我们觉得很振奋。

事实上，我们可以做的比想象中更多。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两年探索中很关键的一个思考：比起课堂上怎么教，教育者的日常言行可能是更重要的。孩子们往往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比起在课堂上听到大人是怎么讲道理的，他们会更敏锐地去观察成人在现实世界里面是怎么样互动的。

所以我们不能一方面在课堂里面跟孩子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要接纳差异”，但是在课堂之后，我们又无意识地给予了成绩更好的孩子们更多的特权、资源和机会；我们也不能一方面在课堂上跟孩子们说，“老师非常支持性别平等”，但是在课后又有意无意地在师生沟通中教孩子怎么样更像一个男生，更像一个女生。

因此，我们鼓励教育者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最小可行改变，为学生做出正面的榜样。一些老师把它称之为“见缝插针的教育”。

比如，我们会在讲座中教老师在师生互动中使用包容性语言。一位老师参与讲座后，有一次在班里看到一位男孩在哭泣。她觉察到自己的内心有些不适，几乎脱口而出劝说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她立马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刻板印象在作祟，于是顿了顿、耐心地问孩子：“怎么啦？是遇到什么难过的事吗？”

因为她知道，这种默认男生不能流露脆弱、不能随意哭泣的文化标准，正是让一些男孩被排挤和嘲笑的根源。

再比如，一位老师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张小海报。海报上标识了尊重多元文化的符号，并写着：欢迎跟我聊聊！我承诺平等对待每一个你，不因性别、成绩、家庭背景、自我认同等因素区别对待。

她惊喜地发现，有更多的孩子愿意主动找到他，分享自己那些很难说出口的困扰。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受限于自己的生命经验，难以做到完美。但是我们真诚地相信，走出一小步永远都比追求完美更重要，因为这一小步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