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灭亡后，孙氏复兴的预言一直在江东流传。

“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这首童谣预言：吴亡三十年后，当复兴。

历史的轨迹似乎朝着这些预言的方向发展。

吴灭仅10来年，从291年起，晋王朝就开始陷入连续内乱，八王之乱，使晋的统治力大减。

因此，江东一带“窃发乱者相继”，“吴当复”的日子，似乎已经临近。

所以，307年，司马睿南迁到建邺时，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士庶莫有至者”，遭到了本地士庶的无视。

那么，为何这些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司马睿呢？

失败的尝试者们

自东吴灭亡后，就不断有人试图恢复江东大业。

282年，吴仅仅灭亡2年，吴将箢恭、帛奉就举兵造反，围攻扬州。

287年，南康、海安、吴兴等地相继叛乱。

当然，司马炎时期的晋王朝还是比较强盛的，这些叛乱很快就平定了。

到八王之乱爆发后，西晋的统治混乱，江东的叛乱就激烈了起来。

303年，江夏张昌发起流民叛乱，得到了百姓响应，其部将石冰攻占了扬州。

周玘等人联络江南士族，与右将军陈敏一起讨灭了石冰。

然而，讨灭石冰后，陈敏“自谓勇略无敌，有割据江东之意”。

可是，陈敏有割据之心，却没有孙策那样的才能，“刑政无章，不为英雄所服”，陈玘等人又联合江东士族起兵，攻杀陈敏。

在司马睿到来之前，已经两定江南的陈玘（后来共三定江南）势力强盛，大有左右江东的影响力。

当时，江东大族们的态度是：见机而动。

江东大族顾荣、甘卓在讨论是否要支持陈敏时的对话，反映出江东大族们的心态：若江东之事可济，当共成之。然而···陈敏只是常才，没有大略，政令反复，计无所定···

由此可见，江东大族并非没有恢复江东的意愿，只是当时确实没有能够成就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司马睿、王导的表演

307年，司马睿采纳王导的建议，来到建邺。

不过，一个多月里，“士庶莫有至者”，没有人来搭理。

司马睿、王导经过分析，找到了突破口。

要别人支持你，首先别人对你要有需求。

当时，江东大族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周玘为代表的豪门士族，他们的地位相对比较低，但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一类是以陆、顾为代表的吴、会稽门阀士族，他们早在东吴时就是掌权的大族，影响力很大，知书达理、通人情世故，但吴亡后，经济实力雄厚，武装力量有限。

显然，后者是更可能被拉拢的，他们对晋王朝更有需求。

由于他们祖辈从政经验丰富，文化程度较高，他们一直热心于提高政治地位。

吴灭亡后，由于晋王朝优容士族的政策还是保障了江东士族们的经济特权，“江东之士莫不悦附”，开始支持晋室。

只是，由于“被征服”的命运，江东大族们到了洛阳，被歧视为“寒族”，融不进北方大族们的圈子，政治地位有限。

就算是陆逊的后人陆机，也在洛阳混不开，选择为宗王效力，以求提高政治影响力。

现在，这些大族不来支持司马睿，主要是对风险的担心：1、司马睿支持不支持他们的利益？2、司马睿能不能站稳脚？毕竟“八王之乱”闹得正欢，司马睿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横死的！

司马睿、王导开始了一场表演。

在王导的策划下，司马睿乘舆出游，王导、王敦等渡江的士族领袖皆骑随从。

这是一个信号：司马睿与琅琊王氏定下了君臣之分！

琅琊王氏，是当时天下影响力最大的门阀，得到琅琊王氏的支持，彰显了司马睿的实力！表明司马睿有足够的实力稳住江东形势！

随即，司马睿和王导分工。司马睿拜访纪瞻，王导拜访顾荣、贺循，王导甚至请婚于吴郡陆玩，表达尊重，宣传政策，强化其特权。

因此，纪、顾、贺这三位江东影响力最大的领袖“拜于道左”，加入了司马睿集团。

吴、会稽、丹杨等地的大族见此，莫不归附。

镇之以静1：借力打力

司马睿与丹阳、吴、会稽门阀结成政治共同体，并不意味着江东安定。

毕竟，当时吴兴一带的豪族依然掌握着极强的军事力量，其军事实力依然足以左右江东。

周玘在二定江南后，被朝廷任命为尚书郎，然而，周玘力辞，留在江东，大有保存实力之意。

对此，王导采取的是“镇之以静”的政策：与之共存，既优先保障已经联合的吴、会稽、丹阳门阀的利益，不分权给吴兴豪族，又大力表彰、安抚，对其各种行为纵容，但借机分化之。

对于吴兴豪族来说，司马睿虽兵力不足，但过早讨伐，政治影响过大，相比之下，先消灭吴兴本郡的敌对者是更稳妥的。

310年，原本奉命救援洛阳的吴兴钱氏见洛阳已危，西晋王朝摇摇欲坠，遂拥立孙皓的儿子孙充为吴王，渡江而来。

当时的司马睿尚无兵以对，幸亏周玘“募义士”，击败了钱氏。

整个过程中，晋王朝一直“镇之以静”，未作干预。

同时，晋王朝对周玘等人的一些叛乱流言、过分举动也只是纵容，不作反映。

很快，一次大变化，改变了实力平衡。

镇之以静2：平衡南北方大族

不久，洛阳沦陷，中原衣冠南渡。

大量的北方士族前来江东。

如此，机遇与风险同时到来。

机会是：北方士族带来了大量的人口、部曲，使司马睿增加了“驾驭吴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与吴兴等地豪强的实力平衡。

威胁是：大量人口南来，需要大量土地；大量士族前来，需要官职。这些都与江东士族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处理得当，司马睿的实力将赢来爆发式增长。

处理得不好，南北方开打，司马睿将灰飞烟灭。

王导再次搬出“镇之以静”。

经济上，王导发挥政府配置功能，让南来士族避开三吴士族的势力范围，到浙东会稽等地落机，避免经济上的冲突，保障江东士族的经济特权。

政治上，对于来投北方士族，也“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注意，与西晋王朝“不分贤愚，只看家世”不同，东晋的士族入仕自然凭家世，但官职大小与声望、功勋是成正比的，因此，选择出来的士族代表素质远高于西晋时期。

因此，尽管北方大族到来确实抢了江东大族一些利益，使江东大族有怨气，但“主其地，习其教，然后人心赫然而附之”，基本上保持了晋王朝的支持。

需要强调的是，自吴灭亡后直到南朝末年，三百年间，“南士之秀”在东晋时是最受“优礼”的。

因此，东晋虽然内部矛盾依然不小，但形势基本稳定了下来。

吴兴郡的军事实力还在，但随着南渡北人的增强，其威胁已得到控制。

南北方士族的矛盾虽然还在，但也能动态维系平衡。

大族的游戏

魏晋之际，由于庄园经济的发展，世家大族掌握了最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是决定性的力量。

江东士族在两晋之际并非没有动过恢复东吴的心思。

西晋时期的童谣、八王之乱时的动乱，甚至吴兴钱氏直接拥立孙皓的儿子等事迹，都表明东吴这个“江东化”政权在当时留下的影响力。

然而，决定大族立场的，始终是利益。

当时，拥有强兵者，暗藏大志者不少，但并没有出现如孙策、张昭这样的非常之人。

不断的征战不但没有使江东大族看到“江东之事可济”的希望，反而使他们的即得利益在动荡中遭到损失。

毕竟：作为既得利益者，最害怕动荡的，就是这些大族了。

司马睿、王导深知大族的需求，按照世家大族的规则，给予尊崇、礼遇，保障江东大族的特权，并适当提高江东大族的政治地位，展现出稳定江东的能力后，很快得到了江东大族们的支持。

同时，“镇之以静”的政策，缓解大族之间，尤其南北大族之间的矛盾，使许多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维系了动态平衡。

在一切理顺后，317年，到达江东10年的司马睿正式称帝，东晋政权建立了。

司马睿、王导“镇之以静”，确实稳定了形势，使得晋室保有半壁江山。

然而，“镇之以静”，也意味着不敢触及士族利益，不敢大举兴兵，对北伐恢复中原的态度十分消极。

其实，东晋立国之初，北方一片大乱，刚南来的北方豪杰意气风发，晋室大有恢复中原的机会。

然而，东晋政权一味“镇之以静”，消极北伐，错失良机，算是一件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