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9日,我党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的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周总理、任弼时这五个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就是党史上鼎鼎大名的“五大书记”,他们代表的就是中共中央。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对延安发起全面进攻,只3日时间,就已经进至距延安仅60公里处,延安此时已处于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形势之中。
就军事层面来说,胡宗南集团已经占据优势,近百架飞机从空中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狂轰滥炸。地面上,敌34个旅,25万余人,兵分3路,以坦克为先锋,从南、西、北三面向解放区压了过来。
我军只有2万余人,武器仅有少量山炮及迫击炮,且弹药奇缺,平均每支步枪子弹不及30发,轻重机枪弹不及500发,炮弹则更为缺乏。
3月19日我党主动撤出延安,此时情况还是比较危急,为了防止出现万一的风险情况,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不能全部集中在陕北,而是分为两处:
第一处仍旧留在陕北,由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率中央精干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组成,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
第二处由刘少奇、朱老总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
可以说,这五个人都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每个人都非常重要,不能“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分开办公,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如若一处有异常情况,另外一处就有能力承担中央指挥重任。
但仔细观察,“五大书记”的人事分布也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毛周任三个人在一起,而以前“朱毛不分家”的朱毛这一次要分开?为什么刘少奇和朱老总这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他们之间搭档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那么危险的环境下,毛周任不离开陕北?找寻出这些答案,就会发现我党的人事布局非常高超。
一、在陕北的中央是指挥全局的中央在陕北的中央有3个人,他们代表中央指挥全局。
当时,延安已经被占领,在陕北也已然不安全了,为什么毛周任仍旧要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呢?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
因此,毛周任三人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以身做饵,拖住胡宗南大军,为其他地方减轻压力。
二、任弼时的组织执行能力可以有效帮助毛主席毛周任这三个人,毛主席比较全能,周总理擅长军事以及政务方面的辅助,而任弼时则擅长党务方面的辅助。
中央办公厅就是任弼时亲手建立的,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和警卫处,并且制定严格的财会、文档保管、行政制度,来集中处理部队、地方和各部门的事务。作为五大书记,任弼时是分管组织、经济、书记处日常工作的书记,他是毛主席在决策方面的好助手。可以说,毛周任三人,毛是主导,周则作补充,任则主要做上传下达的执行,他们三个人各有分工,撑起了中央的运作,谁也不能缺少。
任弼时同志去世以后,他的讣告,其中一句话是:任弼时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确实如此,毛主席纵然天赋异禀是伟人,也需要不同的亲密战友来协助。
三、擅长军事的朱毛需要分开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分为两处,为什么一定要分开“朱毛”呢?主要是因为这五大书记,唯有朱毛最熟悉军事,在井冈山以及红四军的军事策略,就是以他们两位为主。
之所以分开“朱毛”,主要是为了分摊风险,在任何情况下,这两处都有人懂军事,可以确保我党的军事方针政策得以延续。
四、刘少奇擅长党务,战略眼光堪比毛主席和朱老总在一起的刘少奇,擅长党务、政务,而且在战略眼光上非常出色,就是刘少奇将中央原来的“向北防御, 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 及时改变为“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方针,使得我军提前抢占了东北,为解放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让党务、政务出色的刘少奇,和擅长军务的朱老总搭档,可以当成第二个后备党中央。
从以上四个方面分析,中央五大书记,分为毛周任与刘朱这两处,是非常合理的,这是一种高超的人事安排,既能够积极进取,保证陕北中央的高速运作;又可以预防在任何危急的情况下,刘朱这两位书记也可以撑起大局,保证中国革命可以持续下去,并得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