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言事又称“风闻奏事”、“风闻访知”，属于中国古代监察的一种重要形式，它肇始于“三代”以前，发展于周、秦、汉时期，定型于两晋，成熟于唐、宋时期，盛行于明代，延至清代。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
康熙前期禁止风闻言事的情况
禁止风闻言事这件事吧，在康熙他爹，顺治时期就有了，顺治帝亲政之后，对风闻言事就是是严令禁止的。
如此禁止，主要是因为吸取了明的教训，言官们听风就是雨，且容易颠倒黑白，告来告去沦为党争的工具，不利于朝廷的稳定。所以对于风闻言事，禁止的特别狠，无论是顺治时期还是康熙前期，都有过多次重申，禁止风闻言事。
言官要告也可以，拿出确凿证据。话说回来，如果有切实证据，那还叫风闻言事吗？那是直接参了一本告状好吧...
康熙前期，禁止风闻言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鳌拜集团辅政时期和康熙帝亲政早期，而它们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鳌拜集团对风闻言事的禁止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庚午，康熙帝继位不久，四辅臣便以皇帝名义下诏明确规定科道官纠弹必有证据，不得风闻言事。且四辅臣后又以皇帝名义多次重申，言官纠参必重实据，不得以风闻入告。此后在康熙六年三月、七年五月都有重申、强调，严令禁止风闻言事。鳌拜擅政时期，对于大臣议政和风闻言事十分敏感。
康熙六年六月，康熙帝亲政前，下诏求言，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内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师者、四方之倡也”。又曰：“急功喜事之人......而不知无穷之弊。”鳌拜听到后十分不满，说是在弹劾他，因此，“入对时，辄请申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鳌拜认为熊赐履是无据而言，对自己含沙射影，并以此来申斥言官，实际上是在警告言官不得风闻言事。
康熙帝亲政后，直到康熙中期，风闻言事的禁令一直没有解除，在此期间，康熙帝多次下令禁止风闻言事。期间也不是没有官员请求康熙帝开风闻言事的，但都被拒绝了。甚至有的官员因为风闻言事而受到处理。不是被罚俸就是就是被革职（后来革职处分给人消了。）这种情况由于局势的变化，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禁止风闻言事的禁令才得以解除。
值得说明的是，四辅臣辅政特别是鳌拜擅政时期，与康熙帝亲政后对风闻言事的禁止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两者目的不同。四辅臣是为了保存权势，最大限度的获得个人或集团利益，唯恐言官风闻言事会威胁到自己的辅政地位。鳌拜被擒，列述他罪状时，还把闭塞言路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康熙帝禁止风闻言事，则是从政治稳定的大局来考虑的。
其次，态度不同。四辅臣严令禁止风闻言事，对风闻入告不据实题参者，给予严厉处罚，康熙帝虽也禁止风闻言事，但每有臣下提议重开时，并非对提议者一概训斥，全盘否定，而是与大臣商议，征求意见，甚至对风闻言事者也相当宽容。有的也只是面对面训了一顿。
清初禁止风闻言事，一方面是为了汲取明朝言官“扰乱国政”的教训；另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清初动荡的社会秩序。
汲取明亡教训
明朝曾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的言官制度，庞大的言官群体活跃于明代政治舞台。在明代前期，言官在举廉黜贪、发奸锄暴、澄清吏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自明朝中后期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言官日益腐朽和堕落，一些科道官往往借口风闻滥劾滥奏，风闻言事于是演变成为朝臣政治斗争的工具。
弘治时，工部侍郎汤鼐疏参内阁辅臣刘吉，刘吉对汤怀恨在心，暗中指使吏科给事中魏璋诬陷汤鼐，汤因此被革职。
嘉靖时，吏部尚书李默刚直不阿，因不愿依附严嵩，嵩遂授意心腹言官诬奏李默“谤讪”皇上，李默因此被处死。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明代言官任意诬陷，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
清初离明亡未远，注意前车之覆。四辅臣辅政时期，禁止风闻言事，主要是对顺治朝风闻言事政策的继承。康熙帝对明代言官“误国”的教训十分重视。故而康熙帝亲政后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较长时期内禁止科道官风闻言事当在情理之中。
稳定社会秩序
康熙初年，禁止风闻言事，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造成的，而清初面临的动荡社会环境，也是清初统治者考虑的重要因素。禁止风闻言事，显然也有利于清初政治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恢复，有利于巩固清朝统治。
清入关后，由于清朝统治者推行征服色彩的政策，使明末以来积聚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冲击着满族统治者，也考验着新兴的清王朝。
明代遗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满族统治者。各地反清起义不断，南方的地主阶级更是利用保存下来的政治力量和军事武装先后建立了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政权与清廷相抗衡。
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余部，也在进行积极的抗清活动，社会局面极为动荡不安。经济上，自明末以来，在天灾人祸、内外混乱的双重打击下，经济秩序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康熙初年，民生凋敝的社会状况并未立即改善。四辅臣辅政时期，由于推行种种错误政策，抹杀了世祖时期改革的积极成果，使顺治时期本已略有改善的社会状况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倒退，各种矛盾激化。铲除鳌拜及其党羽后，康熙帝开始逐步消除四辅臣时期由于错误政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部分恢复了顺治时期的正确政策措施。
然而，好景不长。康熙十二年（1655）十一月，“三藩之乱”爆发，并群起响应，乱了八年，连年的战争，不仅使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而且由于军费激增，清政府不得不增加赋税，这对经济本已十分困难的社会状况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再加上郑经、抵抗沙俄侵略等战事，耗去了康熙帝的太多精力。
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下，康熙帝必然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头等要事来抓。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康熙帝十分注重安定民生及坚持社会政策的连续性，对祖制不作轻易更改，并以此作为拒绝重开风闻言事的理由。
“三藩之乱”平息后，康熙帝对稳定社会秩序仍然十分重视。并对风闻言事，这种在他看来可能“虚耗元气”政策，加以禁止。
康熙初年，禁止风闻言事虽然有利于稳定清初的社会秩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言路沉寂及言官对腐朽现象见而不纠的不利局面。
康熙初年，禁止风闻言事，言官多有因奏事属“风闻”而遭受处罚者，科道官为明哲保身，大多浮言塞责。也就是说一些有的没的，用浮饰之言搪塞，交差了事。
为改变言官浮言塞责的局面，康熙帝也曾做出努力。然而，有处罚风闻言事者的条例在，言官唯恐因言无实据而获罪，浮言塞责的局面并未改变。 一个是说了多被重罚，一个是不说被申饬。答案很明显，训就训吧，总比被罚的好。
禁止风闻言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清初言路沉寂的局面。康熙帝也看到了疏章寥廖、言路沉寂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曾多次鼓励言官上疏奏事。
但虽然康熙帝多次鼓言官上疏言事，但由于禁止风闻言事，他们又很难掌握大奸大恶的实据，唯恐自己被扣上风闻言事的帽子，大多只得选择沉默或是奏些“浮饰”之言，这种局面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重开风闻言事后才得以改观。
科道官是剔奸除弊、揭露不法，防止官场腐朽的监察官员。一旦追究他们纠劾不实之过，并对其实行处罚，往往会导致他们因顾及自身利益，甚至安危而缄默不言。这势必影响到言官监察功能的发挥，造成言官对腐朽现象见而不纠的局面。
康熙帝亲政后，科道官对官场腐朽现象见而不纠的状况仍未改观。科道官虽然也体察到了腐朽现象，但由于康熙初年禁止风闻言事，并且制订了相应的处罚条例，他们为了自身安危，往往见而不纠。
总之，一边让说，一边不让说。能不能说，言官认为，这个度很难把握，算了，不说吧。“乌纱帽”比较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