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包括党内 “左” 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追堵截，党和红军处于危急关头。

20 世纪 30 年代，“左” 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如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在土地问题上推行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政策，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等。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已达 4 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第五次反 “围剿” 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又屡屡严重受挫，从全国范围看，红军和根据地损失惨重。

同时，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追堵截。在中央红军西进途中，国民党精心布置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减少到 3 万余人。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急调约 40 万重兵，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此时的中央红军人疲马乏、补给匮乏、弹药奇缺，党和红军、中国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建立的军事指挥 “三人团”，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经历了诸多曲折，“左”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让党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而毛泽东同志以其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和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众多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的认可。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创建新的根据地。这一战略调整对后续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时的形势下，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急需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北渡长江的决策为红军提供了新的战略目标，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红军遭遇了重重困难。但正是在不断的调整和探索中，红军逐渐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例如，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果断决定改变战略方向，“回兵黔北”，利用敌人在黔北的空虚，为自己争取了主动。这些战略调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为最终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

秦邦宪（博古）：遵义会议时，博古是党的一把手，中央负责人，还是 “三人团” 之一。在当时，博古经验不足，军事指挥能力较弱，对李德等军事顾问过度依赖，导致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遵义会议后，博古失去了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先后担任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长、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务，后又主要从事媒体管理工作，创建了《解放日报》并担任新华社社长。

朱德：当时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朱德在革命中一直是我党领导下军队的重要负责人，在战时长期担任军队总司令。建国后，朱德担任过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纪检委书记等职务，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他干得最久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从 1959 年干起，直到 1976 年去世。

张闻天：遵义会议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之后，虽然毛主席的地位有所转变，但名义上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他接了博古的班。直到 1945 年七大之后，张闻天才卸任，由毛主席担任我党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在卸任最高领导人之后，曾在东北的合江省、辽东省担任党委书记。建国后，张闻天一度在国外工作，担任驻苏联大使，回来之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1966 年之后，张闻天受到时代冲击，1976 年 7 月 1 日去世。

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增选为常委，担任了周恩来的辅助决策者，1935 年 3 月 12 日之后，和周恩来、王稼祥成为新的 “军事三人团之一”。毛主席在以后的岁月里，长期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者，直到 1976 年去世。

周恩来：红军总政委，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政委，军事三人团之一。建国后一直担任总理，影响力巨大，百姓非常爱戴，1976 年 1 月 8 日去世。

陈云：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军委纵队的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陈云在遵义会议之后，长期从事我党我军的财经工作，曾是陕甘宁边区、东北地区的财经负责人，后来成为国家的财经负责人。

王稼祥：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十分不满，提出必须改变他们的领导主张，并积极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带病出席，严肃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和张闻天的报告，并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上个人专制的恶劣作风，建议撤销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支持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刘少奇：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遵义会议中，刘少奇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对纠正 “左” 倾错误、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发挥了积极作用。

邓发：当时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在遵义会议中积极参与讨论，为党和红军的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何克全（凯丰）：此人当时担任中央共青团书记。在遵义会议上，凯丰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曾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会议的进行，他也逐渐认识到了错误。

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遵义会议前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黎平会议期间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指挥部队巧渡乌江、智取遵义城。

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正确的军事路线，为党和红军的发展贡献力量。

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遵义会议前后参与了红军的重要战斗，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林彪一起领导红一军团，在遵义会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在遵义会议中对李德的错误指挥进行了批评，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与彭德怀一起领导红三军团，在遵义会议中支持正确的军事路线。

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遵义会议中代表红五军团发表意见，为会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邓小平：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为党和红军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在第五次反 “围剿” 和长征初期推行不切实际的军事路线，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遵义会议上，李德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最终被撤销军事指挥权。虽然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是唯一一位走完红军长征的西方人，对长征也有一定的认识。

伍修权：担任翻译工作。伍修权在遵义会议中为与会人员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帮助。

陈云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听了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及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后，对导致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和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错误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他认为 “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明确指出 “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作为党内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 陈云的发言坚定有力，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绝大多数与会者一起，推动会议决定取消 “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为中国革命在最危急的关头找到了正确的领导方向。

陈云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在领导中央特科时期，面对顾顺章和向忠发先后叛变的危急形势，陈云临危受命，担负起重建中央特科的重任。他调整工作方式，要求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真实且有着落，筹办多种小店铺以作掩护，同时迅速重建情报系统，派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各项工作成效显著，为保卫中共中央和大批领导干部立下汗马功劳。

在壮大党的队伍方面，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长达 7 年之久。他围绕抗日战争的需要，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 1938 年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 4 万人发展到 50 万人，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党员人数已发展到 121 万人，干部发展到 40 万人，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在坚持南满斗争中，陈云在蒋介石调动 10 万大军进犯南满根据地的危机时刻，主动请缨主持工作。经过深入分析敌我形势，他决定坚持南满，形象地将东北敌人比作一头牛，强调抓住南满这条 “牛尾巴” 的关键作用。经过 108 天的四保临江战役，歼敌 43000 余人，收复城市 11 座，彻底粉碎了敌人 “先南后北” 的作战计划，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打赢了上海金融保卫战。面对投机商人兴风作浪、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混乱的局面，他指挥开展三次金融保卫战。第一仗控制银元风波中，指示上海市人民政府动用军事力量，查封投机分子的大本营 “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 238 名，沉重打击了破坏经济秩序的投机商，稳定了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