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十六国时期，我国西北的河西走廊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在这里，各民族错居杂处，逐渐形成了共同的经济体制与生活方式。在这段动荡的时期，河西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与汉人轮流执掌政权的情况，但不管是谁控制河西，都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武威也不例外。

在这个时期里，入迁的各少数民族随着自身实力越来越强大，开始与汉人合作，积极参与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甚至建立自己的政权。

由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与时代，武威在公元二世纪至六世纪期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这一过程中，武威地区各民族融合，宗教种类繁多，成为融合汉族与其它民族的大熔炉。在这一时期，不管是因避难而来的大批中原人士，还是自西域前来经商的大量胡商，都为当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在这个过程中武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都出现了新气象、新形势，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起了深刻的影响。在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大批凉州人口被迁入中原，这一措施使汉文化又流回中原，不管是对北魏、北周还是日后的隋唐的制度建设都起到很大的影响。

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后，凉州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人口锐减。但在曹魏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恢复经济的措施，尤其是派往凉州的官吏多为当时的贤士能臣，因而凉州又出现了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的兴旺景象。到了西晋末年，随着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前凉政权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此期间，张轨及其后人通过实施一系列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吸引大批人口迁入武威。

（一）曹魏经略河西

曹魏政权是在长期战乱后代汉自立的，同时又与孙吴、刘蜀政权相对峙，因此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环境都不能与汉武帝时相提并论，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得曹魏在初期把战略重心放在南方，但它并没有漠视河西地区，而是派出了不少谋略过人的“良臣”来经营河西。其中派往武威的刺史如张既、温恢、徐邈等，都可谓是“当世良臣”。

1、稳定社会，发展经济

西晋末年，政府已无力控制河西，当地的官吏渐渐据地自立。直到魏文帝黄初元年（220 年），才正式的派遣邹歧为凉州刺史来对河西进行统治、管理。但初期并不顺利，遭到了来自当地官员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的抵抗。，当邹歧前往赴任时，先是张掖张进举兵抵制，紧接着酒泉、西平等也起兵响应，与此同时，武威三种胡也乘机反叛。一时间出现了“雍、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郡人咸以为进不可挡”的情形。

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在同时期的河西墓葬中就有所体现：有研究表明，在汉末战乱中，厚葬墓多被盗掘，故自曹操以来的统治者提倡并力行薄葬，中原葬俗为之大变，墓葬不封不树，不用金银珍宝随葬。但魏晋时期河西的葬俗却依然如故，墓葬规模并没有明显缩小，其中也不乏金、银、玉、漆等贵重随葬品，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墓葬的茔域内没有出现像守卫和防护性质这类的附属建筑，院墙都由沙砾堆砌，极为低矮，更不具备防御的功能……这种现象也说明当时武威地区社会治安还是较为安定的，人们不太会考虑是否存在墓葬被盗的威胁。”

此外，由于汉魏之际，北方长期战乱，导致中西交通时断时续。随着曹魏据有河西，社会秩序渐渐好转，中西贸易也逐渐恢复。魏晋时期仍沿袭东汉制度，由凉州刺史兼领西域事务。

2、妥善处理民族关系

河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武威同样杂居着多个民族的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社会稳定与否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的处理态度。纵观东汉以来，河西的驻地官员为了达到他们割据称雄的目的，蓄意挑拨离间，利用胡汉矛盾来煽动各部族反叛，使得河西的动荡大多与民族关系有关。如之前提到的武威“三种胡”叛乱。

武威地区胡汉关系之密切，他们在面对共同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可以做到相互配合、共同抵抗。要打破这种紧密的“盟友”关系，作为“外来者”的曹魏政权，就必须做到“招怀羌胡”、妥善处理与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因此曹魏初期派来的几位凉州刺史都非常重视招怀羌胡各部。

（二）前凉张轨政权稳定河西

张轨初到凉州，当地局势并不稳定。当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这里所提到的鲜卑是指河西的秃发鲜卑。张轨刚到河西时，秃发树机能起义虽已被马隆压下去，但其余波未息。张轨在几年间发动了数次针对鲜卑反叛的军事行动，沉重打击了河西鲜卑的势力。

据载：当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至“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余万口，威名大震”。通过这两次有效的措施，张轨既解决了自晋初以来的“凉州之乱”，也在当地树立了威望，震慑了其他敌对势力。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肃清了走廊，稳固了统治。时人有云：“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

张轨在平定叛乱后，开始积极发展当地经济，重视农业开垦，吸引大批人口迁入武威。

武威地区自东汉以来，战乱频繁，经济水平下滑严重，直到曹魏时才稍有所恢复，但仍不及西汉盛时。因此，据《十六国春秋前凉录》记载，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后便下令“课农桑”，依靠行政、法律效力，驱民归农，将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实现粮食、布帛的自给。张轨死后，至张重华之前（张轨，张寔，张茂，张骏，张重华），前凉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

在商业方面，由于张轨在凉州十余年年间，民间还是以谷帛作为交易媒介，参军索辅遂建议恢复金属货币，其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张轨采其建议。五铢钱的再次流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可以说，移民其方式主要以政府强制与自发两种。关于移民的来源大体上与两汉时期相同，首先是政治性的移民。这一时期的统治者由于某种政治或军事目的，依旧采取将其他地区的居民迁到河西定居的政策。前凉张轨政权一方面为了补充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其东部边境地区与前赵、后赵、前秦毗邻，为减小所构成的威胁，前凉张轨政权徙安定郡祖厉县的居民迁入姑臧并另置了一个祖厉县。

其次，便是由于躲避战乱、或某种经济行为以及传教等自发的从其他地区迁到本地区的移民。

（一）流寓武威的中原人士

这其中最有名、也较早迁来河西的便是前凉的奠基者张轨。张轨到达凉州后，除了积极笼络凉州大族，其次便是积极吸引外来人口，选拨有才能的士人，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文化奠定了基础。由于张轨良好的经营，到永嘉之乱时，河西已成为中原人士的“避乱乐土”。

（二）西域胡人

由于躲避战乱而来的主要是中原人士，那么出于经济与传教目的而来的最主要群体则是来自西域。之前提到由于武威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自西域进入中原的东大门、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西来使者及商人在河西往来不绝，有时因交通阻隔，道路不宁，去长安洛阳不成，便将所携带的商品运至姑臧就地出售，姑臧就成了贸易的终点。直到魏晋时期，更多的西域商人进入河西走廊，有的长期留居武威、甚至安家落户。

除了经商，胡人来武威的另一个目的便是传教。西域胡人来到武威生活经商，能够长期稳定的聚居此地，除了他们积极发展自身实力、拥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信仰的传播。

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武威地区的移民，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自西汉在此建立管辖以来变动最大的时期。在魏晋时期中原动荡，河西相对安定，可以说是偏安一隅，这其中的武威因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五凉”政权中四个政权的都城，这使得它在那一时期成为了西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也因此有大批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口迁入。

大量人口的迁入既在农业、手工业等方面带来了先进技术，增加了人口容量；其中还有不少知识分子任职当地政权，为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贡献，总的来说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