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不少文章说，项英如果未牺牲，会代替陈毅在1955年领授元帅军衔，这个假设成立吗？我们下面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项英

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汉，他于1922年入党，1923年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6年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是早期的工人领袖。

项英于1928年就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便当选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比刘少奇都早。

项英的之所以上升之快，除了自身坚定的革命意志与出色的领导才能外，也正赶上因犯盲动主义的瞿秋白在六大下台，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共产国际推上了一把手的位置上。

由于项英同属于“工人出身”，又是工人运动领袖，符合共产国际关于“领导干部工人化”的要求。

而陈毅是四川乐至人，19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革命人士，如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聂荣臻等等。

本来在1921年的建党元年，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就曾想发展陈毅为党员，不料，但陈毅婉拒了。

理由是他自己渴望自由，要准备读书、搞翻译或办报纸，因此错失了“十大元帅中党龄最长”这一光荣称号。

在法国组织爱国运动的陈毅被武装押送回国后，他才觉得把做文艺青年当成业余爱好比较合适，干革命才是自己的毕生追求。

于是，1922年，陈毅又主动找蔡和森先入了团，兜兜转转，次年才转为党员。好在也不算晚，在十大元帅中党龄排第三（前两位是朱德、聂荣臻）。

如果说陈毅在革命初期还是名不见经传、影响也甚微的话，那么1927年的南昌起义成为了他得以脱颖而出的人生转折大舞台。

南昌起义前夕，陈毅正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被张发奎改编为军官教育团），他的公开身份是政治部文书，军衔是准尉，是个并不打眼的人物。

以他当时的地位与角色，也就是个近乎打酱油的，没人向他传达南昌起义的相关事项。

直到8月2日，陈毅随军官教导团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奉命坐船抵达九江后，恭候多时的张发奎严令教导团集体缴械上岸，陈毅才知道了发生了南昌起义这一惊天伟业。

等他赶到南昌，已经是8月6日了，起义军已经撤离了，他接着马不停歇，火速飞奔，顽强撵上了起义队伍。

周恩来给了他73团政治指导员的职务，对于陈毅来讲，一个文弱书生，一个政工干部，刚一出道便是团级干部，起点不可谓不高。

要知道，此时的陈赓才是营长，而林彪只是连长，粟裕也只是个班长。

后来经过三河坝分兵，军中大佬纷纷离队，军级干部只剩朱德一人，团级干部只剩他与团参谋长王尔琢了，一下子便成为了军中二把手。

凭借着顽强的革命意志，陈毅在这最困难的危急关头，咬牙坚持，与朱德、王尔琢一道，重拾了残部信心，带队伍上了井冈山，和伟人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珍贵的革命火种。

到了井冈山，陈毅被任命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妥妥的三号人物，与毛、朱一起被称为井冈山“三巨头”。后来他还担任过前委书记，一度还短暂领导过朱毛。

由上，可以说早期的项英主要从事工人运动，而陈毅比他早一步开展了军事斗争，特别是与朱德带队伍上井岗这一壮举居功至伟，在建军史上留下了很光彩的一页，这期间他是要比项英优秀的。

陈毅

但在江西苏区，项英的贡献随着地位的上升逐步也赶了上来。

1931年，项英受中央委派前往苏区，代理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为了苏区最高领导人。

当年的项英在苏区，使得主席两次丢掉了兵权。

先是在“赣南会议”上，项英撤销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取消总司令、总政委的职务，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主席，朱德、王稼祥为副主席，而领袖靠边站。

可以说在军事上，项英的地位一度比主席与朱德都要高。还是后来周恩来来到苏区后，才恢复了原红军编制和主席的军权。

第二次是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项英追随国际派，先是表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临时中央的决定，然后批评主席不尊重领导、组织观念不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等等。

最后，项英联合任弼时、顾作霖、邓发等人，以多数人意见促使周恩来又撤掉了主席的军权。

客观地讲，项英在苏区是作出了很多贡献的。

他纠正了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行为；他与主席、朱德一道创建了我军的政治部制度；在他任上，确定了每年的8月1日为我军的建军节等等，

项英工作作风的优缺点都比较明显。他严谨，严谨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奋，事无巨细，一概付出全部的热情；他忠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视若神圣；他坚定，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标……

他这种性格，在他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项英对上级绝对的忠诚，深受脱离实际的“国际派”的赏识。

在红军准备长征前夕，高层最后决定项英留守，担任最高领导人，就是看中他不仅在苏区革命经验丰富，而且执行力坚决，忠诚度极高，这样的同志留下来，上级是足够的放心。

而这时的陈毅先后担任了第六军政治委员、赣西南特区委员会书记、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地位有所下降，最后一个职位仅是地方部队领导。

在率领江西军区部队与敌人激战于兴国县老营盘时，陈毅不幸被敌弹击中右胯骨，造成了粉碎性骨折，手术后行动不便，被留在了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办事处主任。

而接下来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艰苦卓绝的，在项英的领导下，陈毅一道历经了磨难，九生一死。

项英与陈毅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开始又一次合作，双方同意将南方八省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兼政委。同时还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担任书记。

在新四军整编中，项英四处奔走，积极组织，促成了南方八省游击队汇合一处，在新四军的成立与初步发展中，项英是出了大力的，可以说，在新四军前期，项英是名副其实的实际当家人。​

但是在1940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被叛徒杀害。

造成项英与“皖南事变”的悲剧，首先是项英从大的路线方针上出了问题​。

1937年，王明从苏联归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手拿尚方宝剑，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武汉长江局与延安中央分庭抗礼。

王明秉承苏联旨意，否认我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身为王明领导下的长江局委员的项英，受到王明影响，思想上跟延安总唱反调，行动上磨磨蹭蹭，在大的路线执行问题上犯了错误，为皖南事变的悲剧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

其次，也有项英自己个人的一点私心在作祟。

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我军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统一领导陇海线以南、长江以北的武装力量，由叶挺与陈毅担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委。

可以看出，在高层已经没了项英的位置。

而去往下辖的队伍，一来项英不可能屈尊低就，二来下面也各有其主，其中：苏北指挥部负责人是陈毅，江北指挥部领导人是张云逸，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是李先念，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领导分别是彭雪枫与黄克诚。

彼时，延安方面已经决定项英回去学习，项英之所以犹豫不决，屡次推延北上，大概是担心部队渡江北上，会被解除权力，所以一直拖着。

因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关于皖南事变的详细过程，我们就不再赘述。

在被围剿期间，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4位新四军高层决策人物曾先后瞒着军长叶挺，丢弃部队不辞而别，率领身边少数人企图绕小道出走，以求保全自己。

叶挺和时任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获悉后，当即向中原局和党中央电报。后来他们几个因没有跑出包围圈，不得不分头返回。

然此时中央已来电撤销了项英的指挥权，明令军事上由叶挺负责，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

假如没有牺牲，很显然项英已经不可能在新四军继续工作了，军事生涯也可能结束了，最大的可能就是回延安检讨、学习。

之后，项英很可能与邓发一样，从事自己擅长的工人运动工作或党务工作，建国后授衔是不可能了，代替陈毅更无可能​。

而陈毅在新四军刚成立时，担任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第一支队司令员，后又担任江南指挥部指挥。在军内实际地位仅次于项英，高于不是党员的叶挺。

早在皖南事变前的1940年6月，陈毅与粟裕便响应中央北上号召，率部越过几道封锁线，在7月8日前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和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避免了皖南事变的悲剧，为新四军保留了火种​。

皖南事变后，陈毅与刘少奇迅速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他成为了新四军的代军长与新四军军分会代理书记。新四军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在抗战后期真正成为了一支主力劲旅。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来自总指挥部一纸电文正式去掉了军长前面的“代字”，正式成为了军长​。

在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历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他与粟裕一道，领导“陈粟”大军取得了华东战场上包括“淮海战役”等重要战役的节节胜利，解放了东南大片土地，为全国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即便项英不牺牲，陈毅继续带领新四军，继续统率三野，这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项英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革命​早期，陈毅的建军贡献大于项英；在苏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与新四军早期，项英要比陈毅要出色。

假如项英同志不牺牲，在新四军后期与解放战争中，项英也会离开军队，陈毅也还将是这支队伍领头人。1955年授衔，陈毅还是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三野的最合适的元帅代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