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不灭、大唐必亡。马嵬驿兵变，军人们的目标很明确：灭掉杨家全族，身为核心人物的杨贵妃自然难逃一死。
为啥这么讲？绝大部分军事行动，背后都由政治动机驱动；马嵬驿兵变的发生，禁军只是执行者，而主导者则是那股试图改变李隆基逃跑路线的势力，其核心就是太子李亨。对于他而言，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危机处理：
杀掉杨家、缢死杨贵妃，既为了断绝大唐军政核心流窜西南的趋势，更为了终结过去20余年的权臣体系、打破李隆基早已岌岌可危的威信，让主张积极平叛得自己获得绝大部分军民的支持，从而夺取国家权力、挽救大唐危亡。
从“九州道路无豺虎”的开元盛世，到“洛阳宫殿烧焚尽”的安史之乱，唐朝为啥走到这一步？
从表象来看，是源于数十年的穷兵黩武，让大量武力充沛、但缺少教育的胡人掌握了军队权力，在权势、欲望的驱使下，他们调转矛头、目标瞄准繁华的大唐腹心地区。
背后根本的动因，则是大唐皇权扩张的副作用。开元年间，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社会，离不开皇权、相权的均衡，帝王自我节制、出身科举系统的官僚掌握权力，姚崇、宋璟、韩休、张说、张九龄等名相轮番主导朝廷，让那个阶段的唐王朝具备了高度的政治活力；
但从开元22年（公元734年）起，随着李隆基进取心的消退，皇权开始肆意膨胀，为了压制出身科举系统的官僚集团，李隆基重用源自恩荫系统的官员，由此形成了以李林甫为首的权臣体制。
科举、恩荫两大体系在政治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大多依据儒家传统理论、主张以国家大局为着眼点，甚至不惜对抗皇权；而后者则无条件强调皇帝的个人意志和决定权，并且以此为武器党同伐异、巩固自身势力，因此必然导致政治的衰退，并且为王朝埋下了重重隐患。
其中影响最致命的，当属蕃将掌兵现象。为了打压政治对手、断绝边将因功入朝为相的可能，李林甫顺从李隆基制衡朝廷势力的心思，推行了由蕃将出任藩镇长官的政策，最终养成了安禄山；
而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承了权臣体系。除了像李林甫那样善于逢迎外，杨国忠出身外戚，让他得以背靠李隆基身边备受恩宠的“诸杨”富贵集团，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也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可谓青出于蓝。安史之乱的爆发、随后平叛的一系列失误，都与他有关。
天宝4年（公元745），杨贵妃姐妹四人共享皇恩、权势滔天，她们身在蜀地的族兄杨国忠（当时名叫杨钊）奉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委托，携带重金入京，通过收买杨氏姐妹、巴结李林甫、迎合李隆基，日渐飞黄腾达，仅用不到1年就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成为朝廷重臣。 由于他善于敛财，越发得到李隆基信任，甚至被授予剑南节度使之职（遥领，不到任）。
这样的人身兼军政大权，无疑是唐王朝的悲哀。公元751年，杨国忠举荐的鲜于仲通率军攻打南诏，遭遇惨败；但他指鹿为马、伪造战功，诱骗朝廷继续征召人马、远征南诏，导致大量百姓客死异乡；
公元752年，随着李林甫死去，杨国忠升任正宰相，大唐朝政日益混乱。他对内瞒报水灾、饥荒，导致民不聊生；对外不顾现实困难继续对南诏用兵，结果因长途跋涉、粮草不支、水土不服等原因，唐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杨国忠仍恬不知耻地伪造捷报。两次失败，使得唐朝在西南向战略大溃败。
杨国忠最大的罪过，就是激发了安史之乱，并且误导了朝廷的平叛战略。
虽然继承了李林甫的权臣身份，但杨国忠无法像李林甫那样成功驾驭安禄山。也许是“由爱生恨”，杨国忠从此对安禄山进行打压、制衡，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于是，到了公元755年，安禄山正式以讨伐杨国忠为名、提前发动叛乱。
面临这种巨大危机，身为宰相的杨国忠多次作出作物判断、影响了李隆基的决策。比如，当李隆基计划让太子留守国事、自己御驾亲征时，杨国忠害怕被太子夺权，鼓动杨氏姐妹打消了李隆基的这一想法（可见双方的矛盾）；
随后哥舒翰率重兵镇守潼关，唐军将安禄山大军阻挡在关中之外，但杨国忠却煽风点火，鼓动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决战，结果大唐主力一战尽失、长安门户大开，这才有了接下来仓皇西逃的结局。
大唐落得此般田地，杨国忠罪无可赦。军队对他恨得牙痒痒，太子李亨、李隆基身边的亲信都欲除之而后快。
杨国忠之所以鼓动唐玄宗逼迫哥舒翰兵出潼关，主要是为了先下手为强。当哥舒翰被任命为潼关唐军统帅后，就有将领建议他留下三万军队守潼关，其后率领精锐前往长安、诛杀祸首杨国忠；王思礼主张派出30名精骑劫杀即可。对这些建议哥舒翰均不置可否，由此让获知消息的杨国忠主动出击，通过影响李隆基而败送十余万唐军性命。
想要杀杨国忠的，远不止前线军人。《旧唐书·王毛仲传》提到，李隆基的亲信、禁军统帅陈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其他篇幅提到“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玄礼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与太子，请诛国忠”。由此可见，马嵬驿兵变得爆发，自然是太子李亨、禁军的联手行动。
与军人相比，李亨诛杀杨国忠的理由更加充分。潼关失守后，杨国忠鼓动李隆基逃向蜀地——因为那里是他自己的大本营。然而，自古躲到蜀地的政权有哪个能够与中原相抗衡？杨国忠不过是想依靠蜀地天险保住小朝廷，以保住自己的富贵罢了，为此不惜丢弃那些正在与叛军殊死搏斗的军民。
因此，一旦大唐朝廷到达蜀地，几乎等同昭告天下：李氏向安禄山认怂，平叛武装的士气必将受到重大挫折，而李亨本人也再无翻身的机会。想要改变这一切，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诛杀鼓动西逃的杨国忠；既然要杀杨国忠，那更要铲除他权力来源的土壤——在李隆基身前受宠的诸杨，否则日后她们兴师问罪可如何是好？
同时，诛杀杨贵妃，也撕掉了李隆基最后一点威信：连自己最宠爱的女人都保不住，你还好意思当皇帝？所以，在马嵬驿之变后，众多军民旗帜鲜明地支持太子李亨北上率兵平叛，从那个时候起，大唐实际上就是“双皇帝”了，并且躲到蜀地的那位很快名存实亡。所以说马嵬驿兵变、诛杀杨贵妃，实为李亨与他的支持者的一次危机处理，大唐的命运由此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