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人们熟悉的唐诗、唐楷正是这一盛世的缩影。李氏皇族自诩为老子李耳的后人，道家因此极为繁荣。

另一方面，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在长安开坛讲法，释家也并未受到限制。同时，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儒家更是被大力推崇。可以说，儒释道在唐代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

相比于儒道二家的“润物细无声”，释家极重功德，僧人、供养人和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兴建寺庙、开凿石窟、抄写经文、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留给了后人丰富的文化遗产。

大家熟知的“四大石窟”，都是在唐代形成巨大规模的。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在位期间，敦煌莫高窟和龙门石窟成了两大中心。

如果说龙门石窟以大型石雕闻名于世，敦煌莫高窟则更为“全能”。莫高窟美轮美奂的壁画世人皆知，但这里还曾出土过一批更具价值的文物，它们被统称为“敦煌遗书”。1900年，看守此地的道士王圆篆意外在窟内发现了一处藏经洞，这如同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经过后人清点，总数超过5万件。

“敦煌遗书”也被称为“敦煌写本”，内容丰富且均为手写，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可惜的是，敦煌发现古文献的消息很快传遍世界，晚清无法妥善保存，便宜了列强，英、法、俄、日诸国以极低的价格带走了其中最精良的部分，尤其是法国人伯希和，只用了数千银元带走了十大车文物，相当于每一件只用了几块钱。

在他带走的文物中，有一件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内容最完备的手抄原稿《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作全卷一字不缺，卷首还绘有“八大金刚”，这在中国整个文物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学界盛赞它是一部楷书“圣帖”，抄写者一丝不苟，气韵精谨庄严。

“抄经体”是小楷一大体系，这种风格难在剔除“经生气”，这部作品就做到了。此作取法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和钟绍京，笔画尖入钝出，行笔中锋为主，楷中带有行书笔意。笔法丰富而严谨，相比于宋元以后书法家用笔直来直去，此作诠释了用笔的一波三折，顿挫、绞转、调锋、搭笔精熟有度。

此作结字舒展宽绰，用笔方圆兼备、棱角分明，转折处时而切笔，时而圆转带过，无丝毫雷同。“抄经体”中以“官方抄经生”所写作品水平最高，而这件作品正出自他们之手，此卷作者得到君主敕命，奉旨抄经，有着深厚的笔法功力。

这不仅是一部小楷佳帖，内容更是充满哲理与智慧，时常抄写和读诵此经，不仅能提高小楷功力，还能积累功德、福报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