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帝国之弧》乔良

当整个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绞肉机和资本吞噬机时，美国人一直隔着大西洋冷眼旁观，并不急于下注。它只是把自己手中的钱—战争资源和资本—源源不断地借给那些输红了眼的赌徒们，就像不时把干柴投进灶膛中一样，以便使炉火烧得更旺。它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像某些浅见的历史学家们以为的那样，是由于德国人疯狂的“无限制潜艇战”愚蠢地击沉了英国人的“卢西塔尼亚”号，也不是德国外长齐默曼犯了一个激怒美国统治者和全体国民的致命错误。

这些历史学家断言，这两个事件导致了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人倒向了协约国一边。这是对精于战略盘算的美国人的低估。如果说，这也算是美国参战的原因的话，那只不过是美国人投身这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借口。对美国人来说，即使没有这些事件，照样可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借口。美国人一开始就知道，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是迟早的事，它要做的，只是看好何时加入。这是个时机问题，但这个时机和时间无关，它只取决于一个条件—那就是什么时候，整个欧洲燃烧到油尽灯枯？只有这时，美国人想要的时机才会成熟。因为美国人真正想要的，是权力从欧洲那些老牌帝国，确切地说，是从世界霸主英国人的手中，向美国转移，而不是仅仅通过发战争财，获得目光短浅的商业利益。“美国驻英大使佩奇给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的信中说：‘差不多全体欧洲国家都要破产⋯⋯整个世界的前途会落在我们手中。’”

为这一刻—击垮英国，美国人已经等了很久。但美国人先要击垮的对手，却是德国。从德国人在19世纪末叶，其经济实力超过英法，成为世界老二并直追美国，甚至开战前一年，在国际市场中所占份额达21%、超过美国的17%之后，美国人就大吃一惊地坚定了必须打垮这个霸权竞争者的决心，为此，美国只能选择站在自己迟早要取而代之的英国及其协约国一边。但为什么要在战争打到第4年，美国才丢掉“中立”的面具，决定参战？原因不言而喻：美国需要德国这个帝国的后起之秀，倾尽初生之犊的蛮力，消耗英国。而为了使年迈的狮王能够支撑得更久一些（同时也就消耗得更狠一些），美国这个战前的债务国，慷慨地向自己从前的债权人敞开钱包，先后分别借给英国47亿，法国40亿美元，开始扮演“战争的最后借贷人”角色。历史证明，谁能扮演这个角色，谁就将是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扮演这一角色的好处，在美国人还未投身战争之前，就已经充分显现了出来：“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不仅回收了交战双方在美国的有价值股权，而且增加发行了巨额债权的数量，加快资本输出的速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美国在国外的总投资额高达70多亿美元，协约国向美国的借贷也高达100亿美元。”与此相应，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从此，“国际金融中心也逐渐偏离伦敦，开始向纽约转”。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说道：‘在当今世界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美国所占的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显然，对于这位学历最高（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来说，胜利好像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些。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苦战的英国人，心情就不会有威尔逊总统这般轻松了。因为德国人又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大量战舰、商船被击沉。战争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面转变。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有战败风险，并且英国的金融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因此，威尔逊认为，从保护债务国的角度看，美国应该立即对同盟国宣战。”

这是威尔逊总统说服国会授权美国参战的最好理由。但从总统本人到那些支持美国参战的议员们，都在肚子里揣着另一个更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老牌帝国英国倒下，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新兴帝国德国，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强劲对手。所以，必须赶在它击败英国、成为新的欧洲霸主之前，击败它。这样在战争结束之后，将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国家，阻碍美国登上英国人曾经坐了百年的王座。

而恰在此时，德国人击沉了英国商船“卢西塔尼亚”号，造成美国公民的死亡，接着又从英国情报机构“及时地”传出了德国外长齐默曼秘密致电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授意他策动墨西哥政府向美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建议德墨结成抗美联盟这一足以激怒全体美国人的消息。一切都来得恰到好处，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语：想睡觉就有人给你递枕头。最后，德国潜艇又干了一件蠢事：击沉美国军舰“豪萨顿尼克”号。德国终于把美国人拖进了对自己的战争。

1917年6月27 日，由潘兴将军统率的美国远征军，登上了欧洲大陆，虽然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团远谈不上强大，但已足以使战争的天平，由于压上了美国这只巨大砝码，毫无悬念地向协约国一方倾斜。

这样的结局，虽然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但却足足打了四年零三个月，耗尽了几乎所有参战国的人力物力，才见分晓。对于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白人至上”的欧洲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但对于悲催的欧洲人来说，其厄运并没有到此就画上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用法国元帅福煦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这不是和平，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

果然，整整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尽管规模、时长、损耗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一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跳空高开”后的“缺口回补”。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把‘一战’没打完的仗全打完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未能让觊觎王座的美国人如愿以偿—彻底实现“权力转移”。大英帝国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坐在王座上不肯对新贵美国屈尊俯就。被“凡尔赛和约”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逼红了眼的德国人，也在把复仇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如此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福煦一语成谶。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人显示出来的战略耐心与它的战略谋算一样深沉老到。直到20年后，欧洲通过下一场战争，把新老帝国间所有的积怨，也把他们所有的财富，连同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典文明，一齐打光打尽，才心有不甘却又无奈地拱手向美国人交出世界霸主的权杖：至此，由大英帝国推进的贸易文明为标志的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了，而由美国人推进的金融文明为标志的第二轮全球化，还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才拉开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