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古代帝王，我们时常聚焦于“事”而忽视了“制”，太关注他们的事务性举动，而不留心他们在建立、完善制度方面的作为。

比如，我们对汉武帝反击匈奴、开疆拓土的壮举津津乐道，却不知道由他颁布的、被称为“两千年良法”的《刺史六条》；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辉煌令人心驰神往，但体现大唐制度建设成果、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唐六典》却有人关注。

朱瞻基治理下的明朝达到了全盛，但他的作为大多是事务性的临时修补，在制度建设方面并没有多少积极贡献；相反，他应当对明朝的宦官乱政顽疾负主要责任。

我们先梳理下朱瞻基的政绩。

经历了杀伐果断、锐意进取的朱元璋、朱棣之后，明仁宗朱高炽视现实需要，转而稳健务实、偃武修文。虽然他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但这一风格被儿子明宣宗朱瞻基全面继承，父子俩接力改变了明朝的内外风格。

在军事上，仁、宣二帝改战略进攻为积极防御，修复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在北疆采取以防为主的战略；对于朱棣打下来的安南，朱瞻基认清其耗资巨大、难以管理、形同负担的现实，果断予以放弃。通过这些政策转向，永乐年间连年征战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大、百姓压力重等弊端得到及时扭转，创造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休养生息、恢复经济营造了良好条件。

政治上，一改朱元璋、朱棣时期动辄大清洗的高压风格，改严酷为宽仁，赦免建文诸臣家属及后裔、洗雪冤案，启用贤臣、鼓励进谏，有力缓和了君臣关系、改善了朝廷氛围。同时，在整顿吏治、严惩贪腐的同时，注重依法依规办事，遏制了多年来滥杀滥罚的风气；期间虽然出现了朱高煦叛乱，但朱瞻基只诛首恶、不滥加株连，与洪武、永乐年间的残酷嗜杀截然相反。

经济与民生层面，朱瞻基延续了父亲与民休息、爱惜民力、厉行节俭的方针，在位第五年曾下令在全国减税。为了保证这些政策的落实，他多次派钦差大臣前往各地核查监督。

朱瞻基在位期间，明朝政治清正、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经济空前恢复发展，出现了一派繁荣盛世景象，史称“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修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因此，也有人把仁、宣父子在位期间称为明朝的“黄金时代”。

但我们可以发现，仁宣年间的成功，几乎可以被视为皇权行使的胜利，跟制度性创新关系不大：明朝与之前历代的最大差别，在于它不设宰相，皇帝直接指挥六部、帝王的意志得到了直接贯彻，理论上具备较强执行力。

所以，当刚猛进取的朱棣在位时，明朝武力充沛、威名远播；宽仁务实的仁宣期间，明朝则可以转动为静，进入恢复发展期。说到底，这都是与帝王的风格直接挂钩。

如果说到制度建设，朱瞻基的最大成绩就是对内阁制度的完善与定型，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朱元璋时期，内阁大学士只是类似于文书、私人秘书的五品办事人员，不能参与决策、只具备助手功能。

朱棣以非常规手段夺权后，为了巩固统治，解缙、杨荣等人“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虽然品级没有改变，但从此成为可以参政的常设机构。

朱高炽在位一年间，为了压制当初那些支持朱高煦的武将集团、巩固自己的权力，同时也有回馈东宫幕僚的考虑，开始提拔旧部入阁、并扩大内阁权限。而朱瞻基即位后，提拔杨士奇、召进杨溥，进一步强化阁权，内阁首次获得了下设官署的权力。

这段时间内阁身份实现突破性提升的重要标志，就是“票拟”权的获得—即在奏章提交给皇帝之前，由内阁学士写个小纸条附上、随后再呈报。这等于获得了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颇有前代宰相的架势。

内阁制的完善，对于维护明朝政局起到积极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它确保了明朝的政府是“士人朝廷”，走在正确的发展轨道上。

然而，朱瞻基一边赋予内阁权力，一边却亲手扶植起了一股封建政治肌体中的毒瘤——被无数次证明了反动性的宦官势力。

明朝初年，朱元璋惩历代之弊，立下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祖训，并且规定宦官不能读书、不准担任官职、不许与各部往来等，为了防止重蹈宦官乱政的覆辙，可谓煞费苦心。

但轮到朱棣在位时，由于在靖难之役中得到了南京宦官的大力协助，他从此把这一群体当成了自己的心腹，这些人不仅可以出使外国、到地方征税，甚至还能镇守一方、负责边防。

这一趋势，在朱瞻基时期再次发生质变。

朱瞻基违背了宦官不得读书的祖训，在宫内设立内书堂，选小太监为内侍，命令内阁大学士陈山为教习教他们读书认字。从此，宦官读书就成了明朝的定制，这形同于扫除了他们参政乱政的最后一道障碍。

上文提到，朱瞻基让内阁获得了“票拟”权，但这本质上还是顾问性质——一名内阁大学士本身地位并不高，只是往往由某部尚书出任，才让他的身份水涨船高；内阁固然可以代替皇帝起草批示，但他们不能直接指挥六部，这就是他们与宰相的本质区别。指挥国家机器的权力，由手握“批红”（用红字批示）权的皇帝本人掌控，而这一权力经常被他们交给身边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代劳。

“司礼监秉笔太监”手握批红权，可以替代皇帝批示奏章、处理事务，一旦帝王昏庸、懒惰，太监就等同于事实上的皇帝，宦官乱政这一毒瘤在明朝卷土重来，而且严重程度、对国家的破坏超过了历朝历代。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首个祸国殃民的大太监王振，正是朱瞻基一手培养起来的。

王振原本是大同府的无赖，永乐末年自愿净身进宫。他为人聪明狡黠、善于察言观色，引起了朱瞻基的注意，被选入内书堂读书。接下来，他先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随后进入东宫、服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接下来的情节水到渠成：

狡猾的王振很快博取了朱祁镇的绝对信任，甚至被尊称为“先生”。

公元1435年朱瞻基壮年去世后，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镇年仅九岁；得益于张太后的坚持，“三杨”等老臣主持了七年政务；

而到了公元1442年，随着张皇后去世，备受明英宗信赖的王振掌握了大权；

又过了七年，土木堡之变爆发，数十万明军精锐一朝覆灭，这也成了明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

并且，宦官乱政从此与明朝如影随形，后世又陆续出现了刘瑾、魏忠贤两位惊世骇俗、破坏力登峰造极的阉宦，明朝的国力逐步被榨干耗尽。政策上的弊端，就让王朝如此快速地由盛到衰；联想到朱瞻基在位时的种种善政，充其量不过是事务性的改善而已，谈不上建设性的建章立制，也许这就是明朝与汉唐的重要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