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人到访延安时，曾与毛主席针对王朝兴替进行过讨论，针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毛主席曾坚定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我党也从革命战争年代迅速转到和平建设年代，党员的数量也急剧扩大，1945年，我党七大时全国党员人数才121万人，1949年10月，我党党员人数已经达到448万人，革命年代的党员都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能够留存下来的都是信仰坚定的人，而随着胜利的来临，党员人数的扩大，必然也会泥沙俱下，各种投机分子钻进党内。一部分党内的干部以老革命自居，躺在功劳簿上邀功邀赏，对于我党的纯洁性，对于能否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对于能否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是有担忧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党决定定都北京，我党也从乡村到城市，从地方走向全国，正式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对于身份的转变，对于执政后是否能够保持革命时的作风毛主席是有担忧的，尤其对李自成进北京后居功自傲、腐化堕落，最终走向失败的教训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毛主席在当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也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定都北京，毛主席形象的比喻为“进京赶考”，也坚定的表示“我们绝不做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的环境可谓是一穷二白、内外交困，整个国家经过多年的战争摧残已经百业凋敝，而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又大肆破坏，搜刮，内部大量的土匪、特务兴风作浪，还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两头下注、首鼠两端，外部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搞封锁，从抗美援朝开始到我国一直面临着战争的威胁，美国人在朝鲜、越南直接下场参与战争，苏联人在北方陈兵百万，动辄叫嚣核武威胁，印度也蠢蠢欲动，为了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不断挑战我国的底线，蒋介石虽然龟缩一隅却也是小动作不断，不断派出特务和小股部队试图反攻大陆。

建国后，国内农村地区有一部分基层干部说假话、搞浮夸，甚至出现吊打农民、摧残人命的事，还有一部分干部进城后开始出现腐化变质，要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住好的、甚至出现换媳妇的现象，典型的如张青山、刘子善之流，已经公然背叛了信仰，对此毛主席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忧虑，他认为张青山、刘子善这些类似干部已经蜕化变质，已经不是简单的作风和个人品质问题，他们已经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黑心资本家利用金钱和美色腐化干部，民盟一位姓张的教授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居然试图充当调解人，直接与美国特务联系，出卖情报，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击败美军后，傅zuo义才坦白在绥远还藏着电台和一批武器。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彻底否定，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毛主席清晰的预见到苏共的结局，也对党内的“修正主义”产生了担忧和警惕；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一代不如一代，整个苏共高层完全陷入了腐化堕落中，只知道关心自己的别墅、轿车、生活待遇，关心自己的退休金，整个苏共精英层背叛了信仰，背叛了人民，为了一己私利将一个伟大的国家解体，将人民带入无尽的深渊！

建国后，毛主席一直有两个担忧，一个是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另一个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不做李自成，要跳出王朝兴替的规律，而解决这一切的办法就是发动人民群众，让腐败和修正主义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无所遁形！

当看到大G随意进出故宫、特权横行时；

当看到“996是福报”、所谓“恶意讨薪”时；

当看到腐败分子贪污腐败动辄几亿的现金；

当看到官僚主义公然利用国家机器打压民众监督；

当看到资本家公然鼓吹推行全面私有制、诋毁公有制时；

当看到所谓专家鼓吹学校私营、医院私营、鼓吹一切资本化时；

……

毛主席在担忧什么？我似乎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