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益美君在刷抖音时，进到一个直播间，主播十分有耐心的在教认字，我以为是教小朋友的就准备划走。

偶然看到一个中年人头像的人，在评论区跟着老师打字，让我十分好奇，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大叔，他在工地打工，因为不识字经常认错施工材料。

我再翻看了评论区，发现这样的成年人不在少数，他们大多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没文化，让他们困在底层挣扎。

看着他们在评论区，艰难打出：“士，士兵的士；播，播种的播…”，打的断断续续，还经常打错。

我不禁感慨，虽然现在文盲只占中国总人口的2.76%，但14亿×2.76%，就是3864万人。

这个看起来微小的比例，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因为不识字，他们不会上网，不会查导航、点外卖、买车票。

他们长期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彷佛一座座孤岛，外界的澎湃和热闹被一道无形的墙隔开，他们不是没有声音，只是不知道如何发出声音。

如今，在直播间，一个巴掌大的屏幕，也可以成为教学的黑板。

这些“文盲们”，在工地上、高速公路边、蔬菜大棚里，在劳作间隙、在孩子入睡的片刻，他们如饥似渴地注视着这块“黑板”，因为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01▼文盲的困境比想象中更残酷

在教育日渐普及的今天，彷佛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不识字的人。

因此，我们很难体会到不识字的人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就像视力正常的人，无法理解盲人眼里的黑暗一样。

但不识字所带来的困扰和痛苦，对于文盲来说，却是那么的真切而清晰。

影响日常生活，只是最基本的困扰。

今年七月份，身在四川南充的小伙邱大川，接到了一通从浙江嘉善打来的问路电话，问路人是他57岁的母亲。

彼时，他的母亲，想寻找一家附近两百米的药店，因为不识字，更看不懂手机导航，只能站在马路边，焦急地四处张望。

没办法，邱大川只能通过视频电话，让母亲摇着手机摄像头，花了两个小时，才让母亲找到药店。

回去后，一生要强的母亲感到十分挫败，因为不识字，连两百米远的药店都找不到。

邱大川事后绝口不敢提这事，生怕触及到母亲不识字的痛处，用微信跟母亲联系也从不使用文字，而是用语音或视频。

看着母亲的困窘，邱大川无能为力。

影响生活的困扰，补救的方式还很多，但不识字，还会造成生存的困境。

一位服务员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分享了一件事，他的同事里有一位不识字的抓菜工，为了保住工作，只能死记硬背记下菜单。

怎么记？他想了个办法，就是记住字大概的形状和比划，最后勉强认全了菜单。

但残酷的是，如果换一家店，他只能重头再来一遍。

他还算幸运，这家店老板可以给他时间慢慢记，现实中，大部分店最低的招聘门槛就是要能识字。

太多的文盲，被限制在农村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靠天吃饭，即便是往城市找寻生路，也只能困在底层做些体力劳动，稍微轻松一些的工作，也轮不到他们。

不识字，有时候，也会导致命运的巨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2007年做了一项调查：《跨地域拐卖或拐骗：华东五省流入地个案研究新描述》。

调查中，有好几个例子，被拐卖的女性，她们大多出生在偏远山区，没上过学，不识字。

图源：电影《盲山》剧照

到了买方的家中，好不容易挣脱，逃跑出去，却因为不识字，连路都找不到，最后被“丈夫”强行拖回去，只能认命妥协。

图源：纪录片“眼界”第11集《我要回家》

都说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可对不识字的文盲来说，连梯子都没有，又何谈进步？

02▼十万文盲女性在直播间寻找突围

在过去的时代里，科技的落后、经济的困顿、社会的偏见、性别的歧视，让这波人被时代的浪潮过滤后，留在了荒芜的滩涂。

如今，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科技的进步，让网络走进了那些没有光的角落，也让那些不识字的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手机直播，本来是年轻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却成了这些文盲们的救命稻草，他们在一个个成人识字直播间里，开展了一场艰难的自救浪潮。

就像农村妇女刘小祥说的那样：“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

“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图源：《我是刘小样》剧照

大多数的男性，进成人识字直播间的目的，都很简单，考驾照时科目一和四必须要认字，出去谈生意签合同需要认字，做买卖算帐得认字。

一位中年男性学员，说自己以前身体好，在公司经常陪老板喝酒，喝出一身毛病，却一直得不到升迁。

新来的小伙子有点文化没干多久就升迁了，这让他感到很窝火，他说自己必须得学会识字，就为了争口气。

相比起文盲女性来说，文盲男性们的困境要轻很多，毕竟就算不识字，去做些体力活，也能维持生活，但对身体柔弱很多的女性来说，留给她们的生存空间其实很小。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版）》显示，在中国3800多万文盲中，女性占75%。

如果身在农村，她们大多数只能守在农田里操劳一生；如果在城市，她们大多数只能从事清洁工、家政等体力活，或者结婚后成为全职主妇。

极低的社会和家庭地位，让她们寻求改变的动机更为迫切。

抖音上有个叫程老师的博主，在她的成人识字直播间里，大多数都是女性。

李秀丽是她的第一个学生，她出生在河南农村，从小就被重男轻女的父母灌输“女孩子上学没用，不如在家干活”的观念。

长大后外出务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还在底层沉沦，这让她内心对于识字的愿望更加强烈。

接触到程老师的直播间后，她便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作息，每天很早就外出把活干完，回到家会一直学识字学到半夜。

学了一段时间后，李秀丽第一次在纸上写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她喜极而泣。

有位网名叫做紫菱的脑瘫患者，最喜欢追偶像剧，她特别喜欢《一帘幽梦》中的紫菱这个角色，她喜欢紫菱身上那种大胆和活泼。

可现实中，她不识字，有网友跟她聊天，对方发过来一堆文字，她只能干瞪眼，后来，她便每天开始在直播间学认字，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和别人好好畅聊一番。

识字变成了她与外界的桥梁。

王美玉是一名90后，不识字的她在同龄人中显得格格不入。

化妆品分不清每一瓶的作用，只能自己打开瓶盖用鼻子闻，通过记住味道来区分；买卫生巾分不清日用还是夜用，买错了，朋友问起来就说自己在囤货。

她很早就外出打工，在各个流水线的工厂辗转，但每次因为自己不识字，她总是干的活最多，拿的钱最少，这样的痛苦伴随了她五年，曾让她一度只能通过抽烟喝酒来逃避现实。

直到在抖音上刷到成人识字直播间，从此以后，她每天下班后都会准时守在直播间，一笔一画学习那些她以前错过的汉字。

她希望自己学习认字后，可以去办公室做文职，那样，她就不必再忍受流水线上的腰酸背痛了。

识字，变成了她脱离苦海的牵引绳。

曾经有档节目，叫《我是刘小样》，是央视《半边天》栏目2002年普普通通的一期节目。

这个节目，采访的对象不是大明星，也不是企业家，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她喜欢穿鲜艳的衣服，外套是红的，棉袄也是红的。

她说：“生活就像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样，要鲜活一点，农村的生活已经足够单调了。”

图源：《我是刘小样》剧照

一个人在后院种花，或者守着电视机和收音机，学习外面的新事物。

她通过收音机自学了普通话，她会自己写诗，她也会看文学作品，比如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让她无比向往，她走出农村，去过北京，也当过售货员，最后她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

多年前的刘小样，通过一台收音机实现了自己的突围，今天有十多万女性正在通过成人识字直播间寻求她们的突围。

每一个蹲守在直播间，学习认字的女性，其实身上都有刘小样的影子，她们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挣脱命运的束缚，活出自己的精彩。

图源：《我是刘小样》剧照

03▼扫盲的意义远非扫盲本身

上世纪五十年代，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

会上，代表们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全国性扫盲运动。

当时的扫盲班，简陋而粗糙，分散在各个工厂，部队，街道。

农民们一般选择在农闲时，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班，比如冬校、夜校。

条件差的，还实行过小黑板下地、挑担识字、赶牲口识字等方式来进行零散的学习。

凭借着这些无孔不入的扫盲活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累积扫盲达2.03亿人。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实现了青壮年全面扫盲，截止2021年，文盲率已经从当初惊人的95%下降到了2.67%，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在这场绵延几十年，涉及上亿人的扫盲运动中，无数人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目不识丁的农民可以进入工厂，有的当了会计，有的成了村委干部，还有的在90年代下海经商成为富商，有的考上大学成为知识分子。

有位网友说自己的奶奶，当年在扫盲班的夜校疯狂学习，最后成为了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

如今，在这个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扫盲早已不像以前那么麻烦。

一个手机，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就能随时随地开始学习，而且比以前更加直观，也更易于理解。

在教育力有不逮，惠及不到的地方，人们可以通过网路开展自学，这是时代的红利，它让每一人的人生都多了很多可能，也让那些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人，可以亲身参与进来。

回望这张照片，让人感慨万千。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2年的全国运动会，在起跑线前，运动员们没有急着跑，而是全部蹲下来写字，因为当时规定如果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写出规定的字，就不可以起跑。

听起来让人感到困惑，但这一举措，实则用心良苦，主办方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多识字。

这仿佛也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隐喻——识字就是起跑线。

只有文明进步，中国才能从挨打受穷，变得繁荣富强。

如今，站在新世纪现代文明的起跑线上，14亿人，一个都不能少。

那些因为地域、距离、贫富的差异，而错失的人生，也都可以重新追回。

但愿那些因为不识字而面临困窘的人们，从此通过新的方式，改变自己的人生，实现那些曾经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