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福州的乌石山上，有一座先薯亭，亭上有一副楹联：“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

那么，这幅楹联纪念的是谁，他又做了什么事儿，其功德竟然可以和妈祖、神农相提并论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近“甘薯之父”陈振龙。

明万历元年间，福建九都九溪境内青桥村的一个仕宦之家，诞生了一个名叫陈振龙的男婴。

他自幼勤奋好学，想好好读书为家族争光，不到二十岁便中了秀才，可之后学业再没有什么长进。

他不得不重新规划自己的前程，决定来到吕宋（现在的菲律宾）经商。

在吕宋生活了几年，陈振龙注意到当地人种植的一种皮色朱红的番薯。

这种食物生吃甜脆多汁，熟吃甘香绵软，夏种秋收，适应性强。

他想到家乡多山，土地贫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加上常有台风肆虐，一遇荒年歉收，父老乡亲便会挨饿受苦。

陈振龙意识到，这壮如拳头的块根要是能引进家乡，必能成为保丰补歉的备荒作物。

于是，他潜心钻研番薯的种植技术，决心把薯苗带回福建，让家乡父老的粮仓多一份保障。

勤奋好学的陈振龙很快就掌握了番薯的栽培技术和贮存技巧，他花重金购买了一批种苗，打算运回家乡进一步试验、推广。

但是，当时管理菲律宾的西班牙人一直把红薯当做国宝，决不允许有人把它带出菲律宾。

陈振龙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偷一两个红薯回国，都没能成功。

据说，他曾两次试着携带红薯出境：

第一次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过海关时被查了出来，没收加批评教育。

第二次把红薯的藤条编入一只藤篮，试图拎着篮子蒙混过关，却仍然被查了出来。

这第二次被发现，使得菲律宾海关人员恼羞成怒，除了对陈振龙予以巨额罚款外，还把他毒打一顿，打得他遍体鳞伤。

可他依然不改初衷，发誓一定要把红薯带到中国，拯救饥饿的千万百姓。

再后来，陈振龙发现，红薯藤与船上用的吸水绳特别相似。

他灵机一动，便把红薯藤和细麻绳编在一起，还在外面抹上稀泥，看上去和吸水绳一模一样。

于是，陈振龙巧妙地躲过检查，在海上航行七天之后，成功将薯种带回了福建。

今天的我们或许难以想象，这来自域外的作物，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多少希望。

四百多年前，福建广东一带，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频繁的台风、暴雨、干旱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生活。

而神奇的甘薯在传入中国之后，显示出了强大的适应力，它似乎专为这片土地而生——

无论是在沙地还是丘陵，它都能生长；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它都可以很快恢复生机。而且它产量之高，是其他谷物的20倍！

更不用说，它的食用方式多种多样，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既可以煮着吃、蒸着吃，也可以磨成粉做成各种美食。

在甘薯引进后没多久，闽南地区遭遇大旱，粮食颗粒无收。

在陈振龙的推荐下，福建巡抚金学曾当机立断推广甘薯，让各县广为栽种，从而拯救了无数生灵。

人们为了感谢和赞美甘薯，又称它为金薯。

在乾隆时期刊刻的《金薯传习录》中，有这样一首《金薯诗》，其中两句这样写道：“金公莅闽疆，一一传法则。”

“金公”就是金学曾，这句诗的意思是金学曾去福建，给百姓们一一传授种植甘薯的方法。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甘薯逐渐被引种到江南、华北等地，人们感受到了它的重要作用——

在万历年早期，福建人口很少， 但仅仅过了两百年， 那里的人口就激增了八九倍， 全国的人口也增加了很多。

（从宋朝开始，中国人口数量一直在1亿上下徘徊。而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中国人口数量猛增至4亿。）

这甘薯作为食物的一种， 可以说是最大的功臣了。

清代道光年间，福州乌山建成“先薯祠”，纪念陈振龙父子与金学曾引种红薯、拯救灾民的功德。

民国时，改祠为亭，称“先薯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2007年又再次修缮，于亭侧立石刻《先薯亭记》，郑重记述了这一段重要历史。

正如先薯亭上的楹联之所写：

“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

陈振龙之举，可谓泽被苍生，功德无量，当被后人永远感恩和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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