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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各地还潜伏着大量反革命分子，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中央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并严厉制裁反革命分子。为此，各地发起了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
在“镇反”运动中，饶漱石承受着来自中央的压力，但依然尽最大努力避免了滥杀无辜。《人民日报》还公开发文批评上海“雷声大，雨点小”。
尽管如此，饶漱石仍然持慎重的态度。为此，他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以饶漱石的魄力、智慧和能力，他本能够为党和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但遗憾的是，高饶事件让他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离开了政治舞台，下场凄惨。
1953年12月中旬，陈云、邓小平向毛主席揭发了关于高岗的分裂活动。随后，毛主席找来多人谈话，了解情况。
为了加强党的团结，毛主席特意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公开向高岗和饶漱石发出警告：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议一结束，毛主席便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赶赴杭州，组织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途中，毛主席路过上海作了短暂停留，并接见了谭震林、张鼎丞和粟裕三位同志，谈话中，毛主席同他们说了饶漱石的问题。
当时，张鼎丞已经将要调往中央组织部担任第一副部长，他问毛主席说：“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主席想了想，说道：
“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
结合近期高饶事件，张鼎丞不难理解毛主席说这番话的意思。
1954年2月15日至25日，关于高饶问题专门举行了座谈会，与会者对两人的问题进行了揭发和批评，并对一些重要事情进行核实，同时也听取两人的申辩和检讨。
座谈会结束后，高岗和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写书面检查。此后，饶漱石耗时半年，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检查，主要交代了自己的四个问题。
如何处理高岗和饶漱石呢？
对于高岗，毛主席曾表示：“等他作出检讨后，给他改过的机会，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
对于饶漱石，中央则进行了反复研究，决定撤销他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的职位，保留党籍。
然而，饶漱石最终被改为跟高岗一样“开除党籍”，并将他逮捕入狱的决定。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1954年底，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的情况，消息传到我国后。一向沉默寡言的饶漱石一反常态，矢口否认自己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表示自己在那份书面检查中写了“违心话”，甚至一再表示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
饶漱石的翻案行为令大家十分不解和愤怒。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又爆发了扬帆、潘汉年事件，而潘汉年的问题又直接与饶漱石纠缠在了一起。就这样，饶漱石又成为了“饶潘扬”案的首犯。
毛主席曾说：“我感觉到，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些。”
于是，饶漱石又多了一项罪名，最终他被开除出党。
1954年4月3日，时年51岁的饶漱石被警察押上警车带走了。1975年3月2日，饶漱石病逝在北京狱中。
1978年下半年，陈云向中央建议复查潘汉年的问题。经过反复核查档案资料，潘汉年和扬帆相继平冤昭雪。既然这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假的，那么，加在饶漱石头上的“首犯”帽子自然也应该摘掉。
自从饶漱石被逮捕走后，家里人便失去了他的一切消息。就连他的死讯家里人都不清楚。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大量冤假错案平反见报，饶漱石同父异母的妹妹饶玉莲大着胆子给陈云写去了一封信，信中，饶玉莲问起了哥哥的现状，希望中央能够告知：
“我大哥被捕后，我们一直不知他的消息，作为他的妹妹，我希望知道他的情况。如果他活着，我们想去探监；如果他死了，我们想知道他的骨灰葬在何处……”
陈云收到来信后，不禁感慨万千，随即交代公安部处理好。
1983年6月14日，公安部门将饶漱石的死因、时间、骨灰保存情况等一一告知饶玉莲。而这时，距离饶漱石去世已经过去了八年之久。
2013年，饶玉莲写下一篇长文，纪念哥哥饶漱石。在她看来，哥哥犯下的错误是不能被抹去的，但同样，他为新中国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首先是饶漱石在新四军中的工作。自投身于革命以来，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倾注于军队中。
1940年6月，饶漱石奉命来到皖南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协助项英工作。当时，在新四军在白区受到国民党压迫的情况下，饶漱石却组织新四军分别在福建、安徽等地建立了地下交通站，打开了我党在国统区开展群众工作的新局面。受到毛主席、刘少奇等人的赏识，刘少奇称赞他为“优秀的、成熟的青年革命家”。
1941年皖南事变中，饶漱石和叶挺一起力挽狂澜，保护了一大批新四军的骨干力量，避免了新四军更大损失。
饶漱石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新四军后，受到了刘少奇、陈毅等人的热烈欢迎，并在日后得到了中央重用。
其次，饶漱石在淮海战役中的贡献成为了战役获胜的关键。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这是华东野战军成立以来实施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整个局面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样一场大规模军事作战，后勤保障自然更为重要。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对于当时缺乏机械化设备的解放军来说，保证几十万、上百万人的粮草、弹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根据中共中央“一定要充分动员百姓支援前线”的指示，饶漱石也十分重视利用群众的力量，他反复强调：
“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民夫，足够的挑子，这样才能使前面的伤员能够及时的运下来，使粮食运输到前面。”
最终，淮海战役大获全胜。陈毅表示：“这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正因为饶漱石在后方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向前线运送弹药、粮食，才能让前线指挥人员和战士们毫无顾虑地奋勇杀敌。
最后，饶漱石在上海解放后为治理上海付出了巨大努力。
当时，上海解放后，国内外都等着看中国共产党的笑话，因为他们认为“解放上海很容易，但治理上海很难”，国民党内甚至有声音指出“共产党不会治理天下，更不会管理城市。”
为了打破外界对于共产党的偏见，饶漱石在担任上海书记期间，调用新四军中培养出来的一大批经济人才，充分信任并放手让他们干。
解放前的上海，物价横飞，各种投机倒把的行径盛行，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上海解放后，饶漱石团结民主人士，并同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使得上海得以尽快恢复稳定。
除了稳定上海的经济外，针对上海的反特、镇反任务，饶漱石通过“以特反特”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基本上肃清了暗藏在上海的敌特分子，为上海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饶漱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治理并治理好国家的。从此，那些质疑共产党的声音也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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