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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李富春的夫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蔡畅80岁大寿，邓小平全家祖孙四代去给她祝寿。一见到蔡畅大姐，他首先给亲爱的大姐献上了一束鲜花。

邓小平和李富春、蔡畅相识于法国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们之间的亲情始终十分深厚，不曾受到过外界种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邓榕曾问过父亲一个问题：“这辈子，您跟谁的关系最亲近呢？”

邓小平不假思索说道：“周总理，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邓小平为何会这样说呢？

1920年10月，邓小平赴法国勤工俭学，同年11月，周恩来也登上了开往法国的游轮。

在欧洲，周恩来一边学习，一边努力寻找着救国救民的药方。1921年，周恩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加入中共在巴黎最早成立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1922年，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工作和推动下，中共旅欧支部在巴黎成立，此后，该组织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杰出的领导人。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来到法国后，先后在钢铁厂、橡胶厂等做工，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并逐渐成长为了组织的骨干成员。

周恩来和邓小平原本互不相识，但共同的革命信仰和国家使命，让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并成为了并肩作战的战友。

邓小平在回忆起与周恩来的关系时，曾这样说道：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

此外，邓小平在被女儿问到在法国时期关系最亲密的人是谁时，他认真思考后，真诚地回答说：“还是总理。我们待在一起的时间很长。”

简单的一句话，足以看出邓小平和周恩来之间的深情厚谊。

当时，留法学生中大多家境贫寒，如果再遇上经济萧条、市场不景气，中国留学生的处境则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解决大家的资金问题，1922年6月，周恩来倡议，在巴黎创办了一家中国式豆腐店，取名为“中华豆腐店”，由邓小平负责。

此后，留学生们轮流在店里参加劳动，就连忙得脚不沾地的周恩来有时也会来店里帮忙。“中华豆腐店”的豆腐以独特的中华风味和价格亲民很快便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欢，不仅华人华侨抢着买，就连不少法国人也纷纷慕名而来。

大家见生意火爆，便想出了新的点子，除了豆腐，还能够增加豆浆、豆腐脑、豆腐干等豆腐制品。

果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豆腐店经营得有声有色，收益也很好，不仅能够补贴留法学生的费用，还能够为中共旅欧支部提供经费。

回国后，邓小平和周恩来也依然在并肩战斗。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党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尽快重建党组织、改变散乱情况。1928年1月，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一时期，邓小平则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的工作。此后，两位曾在法国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又一次在上海重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继续生死与共。

在上海，周恩来夫妇和邓小平夫妇（新婚妻子张锡瑗）有半年多时间住在同一栋楼。由于当时上海的形势十分严峻，做好保密工作至关重要。为此，周恩来提出“以绝对保密为原则”，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在保密方面做得十分认真。每一项涉及党的重要机密的事情他都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期间，遇上周总理离京，他便会代理总理职务。这既是周总理对邓小平的信赖，也是中共中央对他的支持和器重。

1953年3月，毛主席下达一项指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同年5月14日，周总理也指出：

“各部送到总理办公室的东西，我和邓副总理只决定要不要办，决定得对不对由我和邓副总理负责，至于办得好不好，就应由各主管部负责，职权应该分清。”

从1952年8月13日邓小平作为政务院副总理第一次主持政务会议到1954年9月9日国务院成立前政务院召开的最后一次政务会议，共77次政务会议中，有37次是由邓小平主持的，占到将近一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邓小平受到冲击后，周总理不顾自己的处境，为他作证“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此后，周总理始终关注着邓小平夫妇的情况，并尽一切努力为他们提供保护。

1975年，周总理病重住院，邓小平迅速走进了最高决策层，并展开大刀阔斧地改革。周总理高兴地称赞他“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而邓小平则十分关心周总理的病情，多次听取医疗组关于周总理的病情，与邓颖超大姐讨论治疗问题，只要有时间便前往医院探望，或者守候在手术室外面。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15日，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他对周总理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称他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邓小平和李富春、蔡畅夫妇的革命友情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

李富春和蔡畅分别于1919年10月和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邓小平也是在1920年10月来到法国的。三人相识于法国，并在这里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起踏上了革命道路。

在前往法国前，李富春就已经是一位热血的爱国青年了，来到法国后，李富春又在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并参加过多次政治斗争的基础上，结识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后，迅速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蔡畅跟李富春也有相似经历，在赴法留学前，受到兄长蔡和森和毛泽东的影响，她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

邓小平在来到法国后，由于求学的理想破灭加之工作也多次遭遇挫折，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他的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1923年，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是跟蔡畅一起宣誓的，宣誓时的激动心情，让他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在法国期间，邓小平和李富春、蔡畅十分亲近，由于他年纪最小，也被两人称为“小弟弟”。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还是两人爱情的见证者。

1923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先后参加了创办革命刊物《少年》的工作。由于当时太过贫穷，他们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白天在外面打工，晚上便来这里加班编印刊物。

饿了就吃面包加白开水，蔬菜也不是每天都能吃到的。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都乐在其中，充满了革命热情。

在法国的生活，他们既是为了革命理想奋斗的有志青年，也是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战友，更是情浓于血的亲人。

蔡畅在提起巴黎的生活经历时，还曾告诉邓小平的子女说：“当时，你爸爸年纪最小，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弟弟、小胖子。他很喜欢吃我煮的面条。”

1925年，李富春、蔡畅远赴苏联学习，次年，邓小平也前往苏联学习。后来，他们又相继回国投身于水深火热的革命战斗中。

1931年8月，邓小平抵达江西，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不久后，原在上海的党中央也先后进入苏区，瑞金也成为了中共临时中央的驻地。

1932年，邓小平离开瑞金，前往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负责会昌、寻乌和安远三县的工作。这一带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当时苏区的南大门。

但与此同时，这里缺乏足够的武装力量，经济落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从头开始，并一点一点做出了政绩。后来，毛泽东在检查会昌的工作时，还特意赋诗道“风景这边独好”。

王明等人来到苏区后，一心想着“向中心城市发展”，而毛泽东也被免去了一切职务。不久后，这场斗争便波及到了邓小平所在的地区。

邓小平先遭到公开点名批评，并被撤销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紧接着，他被调往江西省委检查反省。

幸运的是，在这里，他再次遇到了自己留学时的战友：李富春、陈毅和蔡畅。担任一致认为邓小平没有犯下什么大错。

于是，邓小平又悄悄担任了省委宣传部长，相当于同级调动。这一行为更加惹怒了王明等人。最终，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还受到了严重警告的处分。

对此，邓小平不得不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但这仍然没能过关。1933年，他被调往安乐县南村当巡视员。

当时，一些熟悉他的人仍然称呼他为“首长”，邓小平并没有因为降职而感到窘迫，他反而笑着回答说：“啥子首长啰，同志们好。”

不过，在这里待了不到10天，邓小平便又奉命到了位于宁都附近的一个荒芜的山岗上开荒。由于缺少食物，经常饿肚子成了常态。

蔡畅得知邓小平经常吃不饱饭还要抡着锄头干活后，立马买了两斤猪肉、一些辣子和水酒，煮了饭菜，叫他来吃饭。

邓小平听说后高兴不已，但为了不连累老战友，他是悄悄来的，临走的时候，蔡畅大姐又给他带了一些吃食，对他千叮万嘱道：“你要保重身体，坚持一下。李富春已经到瑞金去了，到时候就会向领导反映你的情况。”

时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从李富春那里得知邓小平的情况后，怒斥道：“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充满偏见，埋没了人才。”

后来，在王稼祥的努力下，邓小平得以结束了开荒生活，返回了瑞金。

无论是在条件艰苦的法国巴黎留学期间，还是在政治斗争复杂的革命时期，从这些故事中，我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李富春、蔡畅夫妇和邓小平之间的深厚情谊。

聂荣臻跟邓小平也同样相识于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两人在此后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时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邓小平受到了冲击。其中，聂荣臻的一位老部下也曾写了一篇针对邓小平的文章，写好后，他还特意来找聂帅征求意见。

聂帅得知他的来意后，说道：“这篇文章的调子太高，我跟不上。”

可见，对于邓小平的遭遇，聂帅是深有遗憾的。

1973年3月，邓小平奉命回京，并恢复了领导工作。3月30日上午9时，邓小平和卓琳夫妇一起来到聂帅家中探望，不过，当时聂帅正因心脏病在301医院住院治疗。因为，邓小平夫妇这次并没有见到聂帅，只与张瑞华大姐聊了大约一个小时。

当天下午，张瑞华去医院告诉了聂帅邓小平的情况后，聂荣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我已经在医院住了十多天了，身体没什么大碍，可以出院了。”

第二天，聂帅便出院回了家。途中，在路过邓小平住处时，他还特意进去探望。两人约定明天来聂帅家中吃饭。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在经济等领域开展各项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果，受到了人民群众一致称赞，聂帅也十分高兴。

1976年4月，邓小平被免去一些职务，聂帅随之申请休病假两个月。同年12月上旬，邓小平因前列腺炎被送进了301医院接受手术。

几天后，得知邓小平病情的聂帅带着一颗大西瓜来到医院探视。探病后的第二天，聂帅便找到叶帅，建议道：“我支持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对此，叶帅也深表赞同。

1977年2月，邓小平住进了西山军委招待所25号楼，聂帅住在1号楼，由于距离近，老帅们经常和邓小平交往，谈论国事。

在聂帅、叶帅等一众老同志的努力下，邓小平终于恢复了全部职务，再次投入到了工作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聂帅坚决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很重视发挥聂帅的作用。

1978年3月，聂帅受邓小平邀请，出席了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大会上，邓小平的一句话立即引起聂帅的高度共鸣，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1979年10月，聂帅担任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书记，由于过去十年对科技领域造成的混乱局面，聂帅上任后，立即进行实地调查，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协调。

两个月后，聂帅给邓小平写信介绍了科研系统的情况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现在科研系统分散主义实在严重，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这样重复浪费很大，力量分散，结果谁都干不成……我提出要加强国家科委统一领导的问题，有了集中统一的方针、政策，再有统筹规划下的合理分工和协作，许多问题下面一协商，也就容易解决。不能事无巨细，都要中央裁定。”

邓小平看完信后，立即批示道：“荣臻同志，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邓小平十分信赖聂帅，反之，聂帅也同样支持邓小平。1985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决定进行百万裁军。面对各种声音，聂帅坚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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