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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在回忆录中，就外界关于他身份的另一个说法作出了明确解释。他表示：“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我跟周总理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

后来，周总理的侄子周尔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印证了李鹏的这一说法：“李鹏是烈士子弟，但不是总理养子。……总理没有随便接收谁为养子，只有一个养女孙维世。”

那么，外界为何会有这样的传言呢？李鹏和周总理之间又有何交集呢？

据周尔鎏表示，1946年，他与李鹏，还有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是被周总理安排的人找到的。此后，李鹏被送到了延安。在延安，他经常和周总理夫妇见面。

1928年，李鹏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亲是当时担任浙江省委军委书记的李硕勋，母亲是中共秘密党员赵君陶，担任着江苏省委秘书处的机要秘书。

由于当时正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赵君陶带着尚在襁褓中的李鹏东躲西藏。

李鹏在婴儿时期便跟随父母经历过了许多次生死考验。一次，李硕勋终于有了一点时间，他便从杭州回到了家中看望妻儿。

然而，没过多久，便遭到了敌人搜查，在前后门都被堵死的情况下，李硕勋抱着儿子便从窗户跳到了邻居家的阳台上，就这样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1931年9月5日，因被叛徒出卖，李硕勋壮烈牺牲，年仅28岁。3岁的李鹏就这样失去了父亲。

当时，李鹏正跟随母亲居住在香港。李硕勋牺牲的噩耗传来，赵君陶强忍悲痛，带着儿子回到了四川老家，一住就是7年。

1938年底，受周恩来委托，邓颖超来到四川成都与赵君陶见面，与党组织失联多年后，赵君陶终于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由于担心带着孩子暴露身份，邓颖超稍作思考后，决定先安排李鹏留在成都，赵君陶则先扮作农妇前往重庆。

没想到的是，当周总理在重庆只见到赵君陶而没见孩子时，罕见地责怪邓颖超说：“你怎么能忍心把他丢在成都呢？还不赶紧想办法把孩子也接来。”

一旁的赵君陶赶紧替邓颖超解释道：“邓大姐也是出于途中的安全考虑，您不要责怪她。”

见周恩来一脸着急的样子，邓颖超也急忙接过话头，说道：“大胡子，你别急了，我一定想办法把孩子也接过来。”

1939年6月的一天，正在学校宿舍躺着休息的李鹏突然接到了来自成都的消息：“家里来人了，你赶紧回去。”

当时，李鹏正在四川省立实验小学上学。得知“家里”来消息后，李鹏立即意识到是党组织。于是，他急急忙忙地往成都赶去。

一进屋，他发现屋子里坐满了人，而有一位跟母亲年龄相仿的中年妇女正在跟三姨赵世兰聊着天，这个中年妇女就是邓颖超。

见外面急冲冲地跑进来一个男孩，邓颖超立即停下与赵世兰的谈话，冲着李鹏走了过去，热情地拥抱着，说道：“兰兰，你都已经长这么高了。”

李鹏的小名就叫“兰兰”，这个小名取自他的三姨赵世兰。赵世兰终身未嫁，作为妹妹的赵君陶跟姐姐承诺说：“不管以后生男生女，都叫兰兰。”

这是李鹏第一次见邓颖超，邓颖超跟他简单说了几句话后。便又找赵世兰商量起了他的事情：“我想带李鹏去重庆，正好他母亲也在那边搞地下工作，方便照顾他。”

赵世兰很快便同意了。

为了避免赵君陶身份暴露，李鹏来到重庆后被安顿在了周公馆。在这里，他并没有见到周恩来，因为这个时候的周恩来正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忙碌着。在周公馆，邓颖超细心地照料着他的生活。不久，李鹏被送到了育才中学读书。

1940年，国共关系紧张，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央下令将重庆的部分家属和工作人员撤回延安。

当时，周恩来本想送李鹏直接去苏联留学的，但由于去苏联的路线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出不去。因此，便决定先将他送去延安。

这一年秋天，李鹏赶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见到李鹏后十分高兴，他笑着对邓颖超说：“这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越来越像硕勋了。”

邓颖超则笑着反对说：“我看明明更像君陶。”

话音刚落，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你父亲牺牲后，你跟你妈妈吃了很多苦。当时，我和你邓妈妈一到武汉就到处找你们，但还是因为敌人封锁太严没有找到。”周恩来回忆起了当年伤心的往事。

大家听到周总理的话后，心情一下子变得有点低落。见状，周恩来急忙转移了话题，跟李鹏说起了撤往延安的事：“兰兰，你妈妈在重庆的地下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不准备撤离。为了方便日后开展工作，我决定让你跟其他孩子一起去延安，你看行不行？”

李鹏已经在重庆待了几个月了，在平常的耳濡目染下，也已经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表示自己愿意去延安。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等待延安通知的时间里，12岁的李鹏个子长得很快，但有点驼背。周总理拍拍他的背，又亲切地嘱咐他说：“挺起胸膛来，可不能驼背，这样身体才会健康。”

这件小事给李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日后周总理每次见到他时，都要看看他是否还驼背。

一天，周恩来又向李鹏问起了学业：“兰兰，你在育才学校学什么功课？”

“社会科学组。”

听罢，周恩来便从书桌上随手拿了一张《新华日报》，指着一篇社论说道：“念一遍这个。”

李鹏接过后认真地念了一遍。

周恩来接着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讲一遍这篇社论的要点呢？”

李鹏想了想，根据自己的理解讲了几点。周恩来听后点点头，并对他大加称赞。

在跟周恩来夫妇一起居住的期间，李鹏目睹了重庆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许多统战工作对象来家里拜访。

一次，郭沫若、田汉等人正在房间里和周恩来一起商讨抗日救国的大事。

当时，周恩来还特意向郭沫若介绍了李鹏：“他就是刘硕勋的儿子。在育才学校上学。”

郭沫若和刘硕勋曾在北伐战争时期经常往来，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个多月后，李鹏离开重庆来到了延安。此后，他一直在延安待到了抗日战争胜利。

1943年春，周恩来夫妇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李鹏听说后，走了5公里路，来到了枣园。

见到周恩来后，他向周伯伯汇报了自己在延安的情况。

周恩来听后，满意地点点头，鼓励他说：“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将来要做国家的栋梁。”

1945年，根据组织安排，李鹏奉命前往前线。临行前，他向周恩来夫妇告别。

周恩来得知李鹏已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要去前线后，高兴地对他说道：“入党是件好事，这也说明你在不断进步。不过，光是在身份上入党是不够的，更要从思想上入党。只有这样，才能像你父亲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说着，周恩来又拍了拍他的肩膀，再次叮嘱他说：“这一次去一线，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要早做好思想准备。”

这时，邓颖超也关心地问道：“你当年从重庆带来的那床被子，估计已经不能用了吧？我们这一床新的棉被是你周伯伯托人从新疆搞来的，你带着用。”

李鹏见状，一个劲儿拒绝，怎么也不肯收下。

周恩来也劝道：“你年纪小，这辈子轻，行军打仗好背。就听你邓妈妈的话，快拿去吧。”

就这样，李鹏带着周恩来夫妇的关爱和牵挂，奉命来到了东北。

1948年9月，在党组织安排和周恩来的关怀下，李鹏被送往苏联留学。在苏联，李鹏进入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水力发电专业。在苏联留学期间，李鹏刻苦学习，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

1955年，李鹏回国，他主动要求在基层工作，被安排进了东北的丰满发电厂。

虽然自从与周恩来夫妇在延安一别后，李鹏便很少有与他们见面的机会，但周总理却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

1962年6月，周总理夫妇到东北视察工作，在丰满发电厂视察时，还特意向工作人员问起了李鹏：“李鹏怎么没有来呢？”

厂长回答说：“总理，李鹏已经被调到沈阳东北电管局工作了。”

两天后，李鹏便接到了一个通知：携妻子朱琳前往陵北宾馆，周总理夫妇要会见四位烈士子弟及其配偶。

实际上，李鹏和朱琳早在1958年便已经登记结婚了。但由于工作繁忙等诸多原因，周总理和邓颖超一直没有见过她。虽然未曾见过面，但却早有耳闻。

1959年，朱琳第一胎生产时意外发生了羊水破裂的情况，为了让她能够顺利生产，邓颖超还请来了当时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

李鹏夫妇来到陵北宾馆后，周总理夫妇请他们吃饭，桌上只有一道红烧鲤鱼荤菜，其他都是素菜，饭也是小米饭。

邓颖超特意对他们说明了原因：“请你们吃小米饭，就是提醒你们不要忘记过去。”

1966年，李鹏调任北京供电局代理书记。这一调令跟周总理还有点关系。

当时，出于对北京形势的担心，周总理担心北京的供电、供水、交通等也出现问题，导致北京不稳定。

为此，周总理特别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对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刘澜波说道：“要给北京供电局调一名得力的干部。”

刘澜波想了想，推荐了一个人：“李鹏。”

周总理听后，问道：“他太年轻了，能行吗？”

“李鹏同志已经在东北工作了11年了，表现一直很好。今年他也已经38岁了，处于中年，而且他现在还是东北选拔的后备干部。”刘澜波冷静地向周总理解释道。

“李鹏同志都38了。看来我们这些人的确是老了。”说罢，周总理当即批准了这一调令。

在北京供电局工作期间，李鹏也受到了冲击。为此，周总理巧妙帮助他度过了难关。

1970年6月，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水电部门代表的会议上，特意当众问李鹏说：“你是否有‘洋教条’？存在对工人有管卡压的现象？”

李鹏承认了这些批评，并做了自我批评。

会后，他情绪低落，说道：“总理今天批评我了。”

李德生劝他说：“这哪里是批评，这是总理在关心你。”

余秋里也说道：“你不懂，批评你就是为了能让你出来工作。”

正如李德生和余秋里所说，不久后，李鹏便担任起了北京电力工业局革委会的副主任。

从李鹏和周总理夫妇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不过，李鹏为何会在后来特意解释自己跟周总理夫妇的关系，并明确表示“自己并不是两人的养子”呢？

众所周知，周总理和邓大姐并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1925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东征军进入汕头，当时，怀孕的邓颖超为了不耽误双方的革命工作，决定用中药打掉了孩子。

然而，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又由于难产和产后没有得到休息，导致邓颖超的身体很难再怀孕。

后来，周恩来曾对邓颖超感慨说：“我去了上海参加领导了三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你在广州难产，我们的孩子夭折了。要是我不离开广州，我们的孩子就可能活下来了。”

邓颖超也内疚地说：“我当年不该背着你打掉第一胎。那个时候，我才21岁，看着广州的革命一片大好，你忙我也忙，就错误地做了打胎的决定。”

周总理夫妇虽然一生没有亲生儿女，但他们却对革命烈士的子女都尽到了最后的父母的责任。

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蔡和森的孩子蔡博、钱壮飞的孩子钱江、钱一平……他们都是周总理夫妇派人找到，并在他们日后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无限的关怀。

其实，不仅仅是革命烈士的孩子们，曾在周总理夫妇身边的每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都曾感受到过他们像父母般的关怀。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荣高棠和管平夫妇有一个三四岁的儿子，由于经常一脸笑呵呵的样子，周恩来便说他是个乐天派。

渐渐地，大家都叫他“小乐天”。小乐天跟邓颖超十分亲密，叫她“大乐妈”。邓妈妈一见到小乐天总要抱着他亲热一番。

如果小乐天跟他们在一起吃午饭，饭后，邓颖超总要“唆使”小乐天说：“去，去找你‘大乐爸’玩。”

小乐天一听，便会朝着周恩来爬过去，然后爬到他身上。又搂又抱，满口童言稚语，闹得“大乐爸”哈哈大笑，开心不已。

1963年1月31日，周总理拜访著名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并感慨道：“这次拜访实现了我8年前的愿望啊。”

谈话中，周总理一边询问他的盆景园艺技术，了解他现在的情况，一边又鼓励他继续创作出好的作品。

这时，周瘦鹃最小的女儿全全恰好也在旁边，周总理情不自禁地抱起她，一边逗着她，一边掏出了糖果给她。

周瘦鹃见周总理如此喜欢孩子，突然眼眶发红，说道：“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全全就送给您吧。”

周总理听后，笑着说道：“周老，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还是我的了吗？”

周总理夫妇膝下没有留下一儿半女，有人曾劝过周总理另娶妻室生育孩子，甚至连邓颖超也曾劝过他。

对此，周总理听后却愤怒地问道：

“新中国的宪法是一夫一妻制，我是堂堂大国的国务院总理，如果照你们说的那样做，普天之下岂不全乱了套？我宁可绝后，也不让人背后指着脊梁骨骂！”

在周总理心中，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童都是他的孩子。正是这样的胸襟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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