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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自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实际上，1966年12月28日，中国便成功进行了氢弹的原理试验，不过，我国当时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模糊处理：“我国又一次成功进行了新的核试验。”

周总理曾提出“要力争在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试验”，后来，聂荣臻元帅则提出“争取在1967年国庆节前完成”。不过，在科学家们快马加鞭的努力下，氢弹爆炸的日子被一再提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为了打破美苏对我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保卫祖国和人民。党中央立足于当下需求和长远发展，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重大战略决策。

1964年10月，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有了原子弹。然而，国际社会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更多的是指具有巨大威力的氢弹。

于是，原子弹之后，氢弹成为了新中国和科学家们的又一目标。早在研究氢弹时，中国科学家便提出了要采用空投的方式引爆。

1954年，美国曾第一次在地面上爆炸了实验性的氢弹装置。两年后，才完成了由轰炸机运载空投爆炸的方式。

然而，我国从一开始便决定要采用空投的方式，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为了完成庞大复杂的运算工作，研究人员频繁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就这样，依靠当时我国唯一一台最大容量的上海J50计算机，氢弹的相关数据终于被准确地算了出来。

核试验场的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大家伴着砂石吃馒头，一到太阳落山，蚊子便追着人咬，晚上，更是经常能够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饿急了的老鼠在啃着电缆的外皮。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在无数专家的努力下，氢弹空爆试验最终获得了成功。

选择氢弹爆炸试验的日期是跟天气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在高原执行任务，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飞机飞行的天气。加之高原多风沙天气，如果刮风，极易影响飞行员投弹的视野。

1967年6月17日，这一天风和日丽，天气状况良好。驾驶员徐克江机组于早上7时40分起飞，按照计划，他们将在8时整执行氢弹空爆试验的任务。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8时许，飞机由远及近逐渐接近目标，大家一个个屏息凝神，目光死死盯着前方。

氢弹一旦爆炸成功，其威力波及范围甚广。因此，飞机在投下氢弹后必须立刻飞离区域附近，否则，极有可能受到冲击，从而造成机毁人亡。

然而，8时整，飞机在飞抵空投氢弹的预定上空后，却没有投下氢弹，反而飞走了。

坐镇指挥中心的聂荣臻元帅好奇地问道：“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空军指挥员了解情况后，立即汇报道：“报告，飞行员在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20分钟后，飞机再次飞抵指定空域，随即，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被投下，氢弹成功爆炸后产生了巨大的火光，这颗火球宛如挂在天上的另一颗太阳。这也预告着世界，中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飞行员在空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他没能在预定时间里完成任务呢？

多年后，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才向外界透露了真相：“当时，忘记按自动投掷器了。因为那次执行的任务十分重要，心情一直很紧张，我还在心中一直默念着毛主席语录。但没想到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导致第一次飞抵预定空域时忘记按下自动投掷器。”

1967年，中国氢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应，尤其是美国。

据悉，美国中情局在收到消息后，立即展开了氢弹技术泄密的调查事件。当然，中情局自然什么都没有查到，因为并非新中国成功爆炸氢弹，也不是美苏氢弹技术泄密被中国截获，而是因为这是中国独立自主完成的一次氢弹爆炸试验。

关于研制氢弹和原子弹的相关问题，所有的参与者自然知道其保密的重要性。可以说，当时的相关人员将保密工作做到了滴水不漏。

在氢弹和原子弹还处于理论准备阶段的时候，211厂的基地已经在青海金银滩草原破土动工了。

作为我国的第一个核武器工厂，新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和第一颗原子弹都是在这里组装完成后被运往试验场的。

早在1958年，研究基地选址小组便先后前往四川、甘肃和青海三个省份勘察合适的地点。在经过反复比较后，最终将地址选在了青海的金银滩草原。

1963年，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先后迁往这里，直到1964年，位于北京的核武器研究所也迁往青海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力量便正式集中在了211基地。

对外，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单位名称，即“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始终坚持着“不该问的不问，知道的也不说”这样一个原则。不仅如此，上至父母，下至妻儿，他们对家人更是守口如瓶。

1987年，距离第一颗氢弹爆炸已经过去了20年时间，一本名为《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出版发行。书中第一次向外界“解密”了一些关于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情况和细节。

不过，关于研制氢弹背后的功臣于敏这个名字则是在1988年被解禁的。于敏被称为中国的“氢弹之父”，在1988年之前，他连名字都是高度机密。

于敏在“隐身”三十年被解禁后，就连他的妻子都表示“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1988年，由于身体原因，于敏逐渐退出了研究一线，并卸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继续担任“顾问”。

尽管这时他的名字已经被解禁，但由于当时解密程度非常有限，还有很多不曾被公布的史实。其中还包括他的很多没有公开发表的著述。

不过，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我们仍然能够窥探到于敏为氢弹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

《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写道：“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有这样一条批注：“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926年8月16日，于敏出生在河北宁河芦台镇的一个普通家庭。1932年，6岁的于敏进入当地小学学习。学校“孝、悌、忠、信”的四字校训一直影响着他。

于敏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这一时期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了惨痛又难忘的记忆。

1944年，于敏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在更注重实践的工学院，于敏大都被老师告知知识会用就行，至于其背后的根源并不清楚。

当时，于敏却更喜欢探索背后的理论，1946年，于敏转去了理学院学物理。事实证明，这个专业换对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展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并赢得了教授们的一致认可。

1949年，于敏从北京大学顺利毕业，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张老师病逝后，于敏又接受了胡宁教授的教导。在两位老师的教导下，于敏于1951年毕业。

毕业后，于敏便进入了刚刚成立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该所的所长是钱三强。

1957年，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领域的代表团来华访问，接待代表团的人中就有于敏的身影。彼时，年轻的于敏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的才华给日本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代表团成员回国后，在发表的文章中将于敏称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于这样的称号，于敏却表示：

“‘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

1960年，在所长钱三强的领导和组织下，于敏等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默默投入到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中。

于敏当时在基础研究方面已经颇有成绩，为此，钱三强曾专门找于敏谈话，向他提出了“参加氢弹原理研究的工作”。对此，于敏毫不犹豫当场便答应了。

从基础研究转向了对国内来说一片空白的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而言，这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从此将做一个隐姓埋名的无名英雄。

可以说，于敏是国内第一个开始涉足原子核理论的科学家，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没有出过国，在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之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留过学的人。

由于当时国内也没有熟悉原子核理论的专家。所以，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完全要靠自己，没有老师教。尽管如此，这也丝毫没有影响他成为中国的“氢弹之父”。

为了填补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于敏从头开始，拼命学习，汲取着国外的各种相关信息。当时，我国被西方国家重重封锁，在这一背景下，他依然顽强地进行着理论探索。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耗时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氢弹的原理之所以费时，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计算的繁杂。

对于技术发达的美苏来说，计算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时，中国全国上下只有一台能够计算复杂问题的计算机。而且，这台计算机的使用时间几乎全被分配到了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工作中。

在缺少设备的情况下，于敏领导手下的工作人员每天拿着一把计算尺开始人工计算。就这样，一篇接一篇的论文被送到了钱三强的手中，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成功解锁。

于敏等人的努力为新中国关于氢弹的基本理论和情况开辟了道路。

1965年，毛主席提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根据这样指示，关于氢弹的理论研究被放在了首位。于敏率领一组工作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展开了夜以继日地计算工作。

在于敏的领导下，大家在计算了一批模型后，终于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于敏虽然一生都在默默无闻地开展核武器研发，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正是因为心中有着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才支撑着他渡过了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关。

他明确指出我国的核武器属于战略防御性质，完全是为了自卫。因此，并不追求核武器的多样化：

“我当然不愿意打仗，我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可是，在50年代，核大国几次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我们，你要想不受人家欺负的话，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有过三次异常惊险的经历。

1969初，由于长期过度奔波劳累，加之身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于敏的胃病越发严重。当时，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

尽管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但他仍然坚持参加。因为走路困难，同志们用手帮他抬着腿，一步步慢慢走到了试验场地。

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更是脸色苍白，冒着冷汗，不停地喘着气，他几乎在现场休克晕厥。

1971年10月，中共中央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照料他的生活。一天深夜，于敏突然身体难受，实在忍不住便叫醒了妻子。

孙玉芹见状，立即将他扶起来。谁知，这时于敏却突然休克。幸亏当时身旁有人，被及时送到了医院抢救，不然，后果不敢想象。

1973年，于敏正乘坐列车返回北京时，突然开始便血，一下火车他便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期间，他又一次休克。

长期以来，为了尽快完成国防战略任务，于敏没日没夜地透支着自己的身体。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于敏这个名字终将流芳后世，永载史册。

于敏在退休后，仍然关心着核武器领域的最新动向。在新的时代背景和挑战中，于敏敏锐地意识到：

“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同时，我们也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番话无疑再正确不过了。

无论是名字、身份处于高度机密的时期，还是被公开、解密后的时期，于敏始终保持着谦虚、低调的风格。

1999年9月18日，于敏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公开露面，他被授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获奖科学家发表了讲话。

2015年1月9日，于敏第二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这次，他被授予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虽然在核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于敏从不摆架子，对同事、后辈十分友善，平易近人。私下，大家亲切地称呼他为“老于”、“于老爷子”。

晚辈很喜欢向他请教问题，因为他从来不会因为问题的难易程度苛责他们“怎么连这个也不会”。相反，于敏十分有耐心，会向他们仔细讲解，有时候，草稿纸上写满了他教后辈的各种推导过程。

于敏虽然在退休后挂着“顾问”的头衔，但这并不是虚职。每逢单位遇到难题或者要作出重大决定时，总会请教于老，听取他的意见。

与在学术研究领域始终保持着一丝不苟、严谨的工作作风不同，于敏生活中最大的爱好并不是物理，而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

于敏尤其爱读《史记》《三国演义》等，除了阅读，只要有时间，他还会去看京剧。

2019年1月16日，于敏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同年9月17日，于敏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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