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吉勒图案”，是近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冤假错案之一。

1996年6月10日，18岁的呼格吉勒图因流氓罪、故意杀人罪，被执行了死刑。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宣布：呼格吉勒图无罪。

十八年的沉冤昭雪，但来得太迟了。

“呼格吉勒图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呼格吉勒图被捕后又经历了什么呢？

1996年，呼格吉勒图只有18岁，是呼和浩特卷烟厂的工人。

4月9日晚上，他和工友闫峰一起出去吃饭，一人喝了一个口杯的白酒。

闫峰和呼格吉勒图是工友也是朋友，他们同时进的卷烟厂，在同一个车间工作。

早晚两班倒的工作，枯燥，但也简单。

检查切好的卷烟有无残次，没问题的就放进生铁兜里，拉到包装车间。

那天他们上的是晚班，也就是下午3：30到凌晨12：00，所以吃完饭后他们还要回车间干活。

但是烟厂规定，上班时间是不能喝酒的，闫峰就说得买个口香糖，至少能遮一遮嘴里的酒气。

于是二人在厂子门口分别，闫峰先回了车间，呼格吉勒图去买口香糖。

小卖店离得不远，呼格吉勒图来去应该很快才对。

但是那天他刚巧没带家门钥匙，毕竟是晚班，没钥匙的话，回家时肯定会打扰家人睡觉。

所以在路过毛纺厂的家属区时，他又回了一趟家去取钥匙。

回来路上他突然想要上厕所，就去了家属区旁边的公厕。

可一进去，呼格吉勒图就听到了隔壁有女人喊叫的声音。

他下意识地想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但毕竟是女厕所，他也不敢贸然闯进去。

不一会儿，喊叫声停了，女厕所很久也没有动静。

他走进去一看，只见厕所蹲坑的隔档上，有一个女人正仰躺在那里。

呼格吉勒图吓了一跳，转身就跑了出来。

回到车间时，呼格吉勒图一言不发，扔下两颗糖给闫峰后，就走向了自己的机床。

但没过几分钟，他又折回到闫峰的机床前：“你跟我出去一趟。”

闫峰一愣，问：“怎么了？”

呼格吉勒图表情很难看：“出事了。”

闫峰没多想就跟着走了，直到走到公共厕所附近，呼格吉勒图才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

他刚才一时不知所措，这才魂不守舍地回到了厂里，可冷静下来又觉得这样不对。

他猜测那个女人很可能已经死了，但是还不确定，因此叫闫峰和他一起去看看。

而且自己遇到了这种事，要是装作没看见的话，也不会安心。

来到女厕所门口，闫峰先是朝里面喊了两声，没听到动静，这才往里面走。

两人壮着胆子走近去看，又拿出打火机来照亮。

结果就看见那个女人仰面躺着，头倒垂进蹲坑里，看不见脸，下半身还赤裸着。

两人吓得转身就跑。

跑到治安岗亭时，闫峰拦了呼格吉勒图一下，劝他先回去再说，但他仍是坚持要报案。

呼格吉勒图带着警察去了女厕所，没过多久，他就成为了犯罪嫌疑人。

当天晚上，闫峰、呼格吉勒图就被押往新城分局，进行了一次单独的审问。

据闫峰回忆，光是从发现到报警的过程，他就在警察的反复询问下讲了十几遍。

中途有警察问他，他和呼格吉勒图有没有看过黄色录像，他回答“没有”。

他一直在说，呼格吉勒图的人品很好。

闫峰的父母都是聋哑人，他从小是在孤独和排挤中长大的。

呼格吉勒图是他第一个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

烟厂晚班到凌晨才下班，夜里冷，呼格吉勒图就经常带他到自己家里过夜。

呼格吉勒图还找母亲借钱，帮闫峰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他上下班能方便一点。

但是他没机会说这些，警察只是不停地让他讲，呼格吉勒图干过什么不好的事。

警察还对他说，呼格吉勒图已经认罪了，再为他说话就是包庇。

闫峰被吓到了，无奈之下，他告诉警察：呼格吉勒图曾和自己开过与女性有关的黄色玩笑。

这是真话。可年轻的男孩子之间偶尔开这种玩笑，也没什么吧？

闫峰是这样想的，可警察听完后满意的笑容让他感到了不安。

只是当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句话，将会成为他心里永远的痛。

到了夜里12点左右，闫峰听到隔壁审讯室传来了桌椅挪动的声音，以及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

他想，呼格吉勒图应该是被打了。

桌椅挪动一下，他就叫一下，就这样一直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离开前，闫峰趁着警察开门请示时，从门缝偷偷瞄了一眼呼格吉勒图所在的审讯室。

只见他半蹲着，被锁在了暖气片上，或许是为了防止他自杀，还戴了一顶摩托车头盔。

这就是他与呼格吉勒图的最后一面。

所有经过的来源，是闫峰的回忆和呼格吉勒图的口供。

可由于呼格吉勒图的供述并不稳定，因此在一些细节上比较模糊。

1996年4月20日的《呼和浩特晚报》上，一篇法制通讯记载了整个侦破过程。

其中提到，呼格吉勒图在审讯过程中“狡猾抵赖”，案情难有进展。

市公安局局长王智听取情况后，给出了几点指示：

一、检验呼格吉勒图指甲缝内的附着物。

二、让呼格吉勒图丢掉侥幸心理。

三、重视审讯环节，从供词中找破绽，抓住不放，一追到底。

大概是王局长的指示给了分局的同志们鼓舞，他们“认真贯彻”这三点指示，终于使审讯结果发生了扭转。

两天之后，呼格吉勒图“认罪”了。

在唯一的一份有罪口供里，他是这样说的：“我溜进女厕所假装大便，实际上是企图强奸进厕所的女人。”

“我将她抱住，用一只胳膊将她的脖子掳住，怕她喊，用另一只手掐住她的咽喉。”

“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怕将来追查到我，便回厂叫了闫峰，以便让他证明我是上班来着，是偶然发现女尸的。”

“我报案一是怕闫峰说漏了嘴，二是想转移你们追查的目标……”

警方还提取了呼格吉勒图指缝的附着物和受害人杨某进行血型比对，结果证明“血样完全吻合”。

至此，警方侦查完毕，报案人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手，案子被移送到了检察院。

而呼格吉勒图也在这时开始喊冤。

移交检察院一周后的一份笔录中显示，呼格吉勒图曾多次提到，在公安局的审讯中，疑似存在逼供诱供的行为：

“公安局的人非要让我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让我解手……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人其实没有死，我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而对于自己承认的“犯罪事实”，呼格吉勒图表示，自己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才编造出了一个故事来“认罪”：“她身上穿的秋衣等特征，都是我没有办法之后……猜的、估计的……我没有掐过那个女人……”

然而这份笔录在当时却没能引起重视，检察官只用“你胡说”三个字，就否定了呼格吉勒图的翻供。

当时，全国正值“严打”运动期间，追求“从重从快”。

因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检察院和法院也会提前介入。

本意是希望批捕审判的过程能够加快，但在某些时候，也让本该相互制约防止冤假错案的公检法，变成了互相打配合的关系。

1996年5月17日，呼和浩特市检察院以呼格吉勒图涉嫌流氓罪、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6天后，呼和浩特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呼格吉勒图被判处死刑。

呼格吉勒图坚称自己无罪，并向内蒙古高院提出了上诉。

13天后，内蒙古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月10日，呼格吉勒图被押往了刑场。

行刑地点，是距呼市50公里的霍寨沟。

呼格吉勒图和4个年轻的男孩子一起，背靠着山脚，跪在地上，面前是4个深大坑。

但是枪声却响了5次。

呼格吉勒图的大哥把弟弟拉出来时，发现多出来的那一枪打在了弟弟头上。

法医验尸时，也发现呼格吉勒图被补了一枪。

后脑射入的第一枪子弹从左眼冲出，之后补的一枪是从太阳穴射入，震裂了他的半边脸颊。

从4月9日案发，到6月10日执行枪决，只用了62天。

两发子弹，迅速给此案画上了句号，也将呼格吉勒图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十八岁。

呼格吉勒图死后，母亲终日抱着他的遗像以泪洗面，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弟弟因他的“丑事”，总要遭受周围歧视的眼光。

闫峰也不容易，他被迫离开了卷烟厂，所有人都说，他是爱瞄女厕所的流氓。

他们都是普通的工人，没有什么法律知识，只知道要接受法院的判决。

就算有冤屈，又能到哪里申辩，如何申辩呢？

渐渐地，呼格吉勒图和这起命案很少被周围的人提起了，那间公共厕所也拆除了。

时间能洗刷一切，但又突然带来了转机。

2005年10月的一天，有警察向小卖店店主肖大姐打听：这附近原来是不是有一间公厕？

第二天，警车押着赵志红来到公厕原址拍照时，附近的邻居们也开始意识到：呼格吉勒图会不会真是冤枉的？

赵志红是轰动全国的变态强奸杀人犯，作案21起，奸杀9名女子。

2005年10月23日他被捕后，承认自己是“4·9”命案的凶手。

当时，呼格吉勒图的父亲刚做完胆结石手术，从邻居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不顾疼痛也要出院。

呼格吉勒图的家人重新燃起了希望，认为真凶已经落网，很快就能还他清白了。

然而无论公安局、检察院还是法院，都没能给他们一个公正的结果。

奔波了几年，冤案的平反还是原地踏步，复查也陷入了停滞。

2007年年底，竟然是看守所中的赵志红自己递出了一封《偿命申请书》，请求检察院能重新彻查此案，还冤者以清白。

这无疑是为此案又增添了一丝荒诞。

好在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此事，几大门户网站也相继转载，为此案带来了很高的社会关注度。

2011年，复查重启。

2013年年初，内蒙古高院正式认定，呼格案原审判决证据不足。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召开了发布会，宣布呼格吉勒图案故意杀人罪、流氓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发布会上，列出了改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的三点原因：

第一，犯罪手段供述与尸体检验报告不符。

在呼格吉勒图的供述中，他自称自己采取了掐脖子、捂嘴等手段，这一点与被害人的尸检报告内容不符。

第二，血型鉴定的结论不具有排他性。

呼格吉勒图是A型血，指甲缝内的附着物里检出O型血。

可是血型鉴定并不具有排他性。不能因为受害人恰巧也是O型血，就以此作为犯罪证据。

第三，呼格吉勒图的供述与证据有很多出入的地方。

从作案手段到外貌、衣着等方面，呼格吉勒图的供述与受害人的实际情况以及证人之言，都有一些不吻合的地方。

2014年12月30日，内蒙古最高法作出了赔偿决定：支付呼格吉勒图父母的2059621.40元。

很快，检察院又成立了调查组，对当年负责此案的工作人员进行追责。

正义迟到了，但好在它毕竟没有缺席。

2015年11月11日，呼格吉勒图的骨灰被转运到呼和浩特市安佑生态纪念陵园。

在呼格吉勒图的新墓地前，母亲反复抚摸着墓碑上儿子的遗像，已经泣不成声：“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清白的了！”

参考文献

[1]汤计. 一篇写了九年的新闻——新华社记者汤计报道呼格案的心路历程[J]. 中国记者

[2]王石川.公平正义该有的样子[J].北京观察

本文由“文史江山”原创，已开通全网维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