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在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香港，一群苍老年迈的老人，一丝不挂、被护工推到天台上，任水冲淋。他们没有丝毫的遮掩、也没有任何挣扎，只有听命任命。

就像一场触目惊心的展览，一次残忍剥削、一场精神屠杀。

残疾院舍就是这么粗鲁地给老人们洗澡。

年老无用的人，在这个社会里就不配有丝毫尊重吗？这到底是所谓的文明社会，还是践踏弱者的兽性丛林？

人类社会发展这么多年，却依然循环着《楢山节考》的残酷内核。在1983年的电影《楢山节考》中，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被视为家族的负累，他们的结局就是被亲人背到深山之中，然后自生自灭。

几百年过去了，香港社会里失去劳动能力、自身也毫无资源的老弱病残，依然被塞进像残疾院舍这样的机构中，躺在狭小阴暗的格子间里，被任意侮辱虐待，苟延残喘等着毙命的那天。

这就是《白日之下》里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讨喜，它所揭示的人性真相太难看太沉重，然而，这样难看的真相，也许就是我们的现实。发生在这些老人、病弱身上的虐待和凌辱，也许有一天，会发生在变得衰老、变得无用的我们身上。

想到这一点，《白日之下》里的故事突然离我们近了许多。

香港，这座高度发达、寸土寸金的城市，正因为它的高速发展、人口拥挤和生活资源稀缺，在激烈的竞争和沉重生活压力之下，残酷生存法则被演绎得格外刺眼醒目。社会越发达，资源只会越流入强势阶层、强者恒强，而对于弱者来说，境遇始终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衰老无用的老人、痴傻无法自理、身有残疾的人，是每个家庭沉重的负担，他们被送到这些依靠社会福利投资、却靠私人运营的残疾院舍，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残疾院舍只关心如何使私人利益最大化，一再克扣护理的费用和护工。在这里寄宿的老弱病残只能吃过期的食物，遭受着非打即骂的待遇。这些人是彻头彻尾的弱者，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甚至大部分人包括他们的家庭都在盼着他们早死。他们是家人的负担、是社会的负累。家人已经遗弃了他们，社会也放弃了他们。他们失去了价值，没有任何依靠，在这里他们命如蝼蚁，毫无尊严，生命岌岌可危。

如果说政府的福利支持系统不健全、无法荫蔽很多人，那香港社会的亲情冷漠、唯利是图，也照样令人咋舌。但凡送进去的老人和残疾人，哪怕他们的亲人只是做到日常探望，就可以使他们免受被虐待和被性侵的不幸。然而，就连日常探望，这些所谓的亲人们都做不到。

就像通伯和水哥，他们的亲人十几年都未出现过。

痴呆儿明仔的母亲，任由残疾院舍的护工对自己的儿子又打又骂，明仔跳楼自杀后，他的母亲脸色平静，对记者说“跟你说句实话，我都盼着他死，他死了我就解脱了”。

这句话出自一位母亲，真令人灵魂震颤。唯利是图的金钱社会，人性亲情都被扭曲，人的价值观被塑造为慕强厌弱。只要你是弱者，连亲人都厌弃你。合伙把弱者送入虎口，不能只怪老虎，也要怪那些助纣为虐的人。

性侵痴傻少女的残疾院舍院长章剑华被记者质问，他理直气壮地说：“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别人很容易，但遗弃他们的正是他们的家人和这个社会！”

章剑华是个狡猾的惯犯，他有数次侵犯痴傻少女的前科，然而，因为被害者失智、很难对他做出有效的指控，章剑华屡次逃脱惩罚。在与记者对峙时，章剑华的发言，却有着发人深省的分量。狡猾邪恶的他，却对社会、对制度、对人性看得很透彻。他是个怪物，因为这个社会存有滋养他这样的怪物的土壤；他的施恶，是整个社会纵容和成就的。

《白日之下》里的记者们，为了揭露残疾院舍里的虐待、性侵真相而一直奔走，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换来他们想要的正义。一间残疾院舍关停了，在里面寄居的老弱病残只会被赶出来，他们被转运到下一个残疾院舍，继续这种生活。归根结底，无论人类社会发达与否，资源永远不会白白施舍，强食弱肉、淘汰弱者的根本自然法则并无改变。

别说是这些老弱病残，就连纸媒的记者们，也将面临社会的更新换代下的淘汰。当下纸媒日渐势微，何去何从，连他们都要遭受命运残酷的挑选。

《白日之下》有助于我们清醒看到每个人的实际处境，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只要沦为弱者，一样遭受遗弃和倾轧，欺负你的人络绎不绝、坏人只会更坏。这不是妥协或者讨好所能改变的；也不是一味谴责社会或制度，就能改善的。

只有自己强大了，为自己筹谋好前程和后路，坏人就变少了，自己也免受许多苦。

这些本质和真相亘古不变。千万别寄希望于文明社会或者他人良知。所谓的道德和文明，很多时候只是优胜劣汰的遮羞布。

理解到这些，有助于人清醒自强。每个人惟有自强自立，才能躲过命运的镰刀。（原创影评，署名党阿飞，转载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