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6月6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司长郭瑞明在答记者问称，根据沪深交易所4月底新修订的《股票上市规则》，今年将严惩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目前已查出7家公司财务造假，但未达退市标示，除处以行政裁罚外，也标记为特别处理，以向投资人充分警示A股的相关风险。

这是自恒大曝出财务造假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且牵连到的是国企。

根据媒体报道，至少有6家国企被标记ST（特别处理）。其中包括锦州港公司因4年虚增营收86亿人民币，而于6月3日被勒令停牌1天，股价杀得近10万股民措手不及。

除此之外，深圳国企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也早于5月中旬因连续5年财务造假而被标记ST。

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身为国企却被爆财务造假，也的确容易引发大众的信任危机。

根据证监会郭瑞明的说法，沪深两市自今年以来共新增99家上市公司被标记，其中44家遭风险警示为ST、55家遭风险警示为*ST，前者不至于直接退市，后者则符合一定条件，有很高比例会退市。

在锦州港被标记ST后，“国企造假”一词也登上热搜，也引发了财经博主圈的热议。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宏观经济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的时候，大A几乎成了地雷阵，国企如果都敢财务造假，那么对投资者来说，更不知道应该相信谁了。

这是赤裸裸的信任危机。

国企财务造假的特征是无实质贸易和并购子公司爆雷，通过资金自循环和提前确认收入，吹大营收和利润泡沫。

以特发信息为例，子公司特发东智为了完成业绩承诺，通过跨期调节营业成本、虚构业务的方式虚增收入。

而国内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模式主要以美化“存货和应收账款”数据为主，以规避账面负债。其目的有三。

一是把蛋糕做大，吸引股民资金，以改善内部的财务问题；二是美化绩效争取升迁机会；三是达成国企资产负债“三年降2%”的目标。

而考虑到我国市场的特殊性，国企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尽管它对科技研发和新增就业的增长没有民营企业那么大，但国企依然不容忽视。

根据财政部5月6日的统计，国企营业第一季总收入同比增长3.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8%，资产负债率65%，虽上升0.3个百分点，但依然符合目标。

国企和民营企业，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在总市场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端发力，都可能导致另一端失衡，尤其是这几年宏观经济迈入存量市场。

在宏观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国企的资金流向、财报等问题，在充裕的财政和多元融资工具的支持下，其造假惯性容易被掩盖，但是当经济下行放缓的时候，国企的财务造假也就更难掩盖。

而一般来说，国企和民营企业的最大不同，还是在于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时候国企还承担着“救市”的作用。

国企和金融风险的压力比房地产可能更为严重，一旦地方失去调节功能，市场失灵没有自我调整的空间，那么最终可能衍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数据能够反映真实的世界，如果数据有造假的风险，那么不仅会影响到市场的走向和判断，甚至还会导致信任危机。

早在2021年12月，前财长楼继伟就曾直言不讳地讲数据不能反映经济负面变化的怪异现象。

楼继伟说，“没有足够的数字反映经济中出现的负面变化，单向的数据很难验证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楼继伟在发言中举例说，尽管有新冠病毒的冲击，但是注册的公司和市场实体却一直在增加，但是，真正的事实是这些公司中的一大部分早已经因为新冠病毒对它们市场的冲击而停止营运，而取消官方的公司注册又非常困难。

就业也是如此，统计数据显示就业人数有增加，但是却没有跟进和追踪，看看这些就业人口是否在半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后又被解雇。

数据的严峻性，不仅仅是要突出好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不好的一面，这是数据两面性的重要之处。

不管是对国企还是对宏观经济而言，数据的客观真实性都非常重要。

而这，也不是国企的第一次造假。

早在2020年5月，证监会就曾公布20起典型违法案件，其中就有一家国有上市企业长期系统性造假的案例。

根据调查，抚顺特钢在2010年至2017年9月期间，滥用特殊钢原料投炉废料可作普通钢原料的特点，伪造“返回钢”入库凭证虚增库存，对部分年份的存货余额、在建工余额、固定资产余额、固定资产折旧、主营业务成本、利润总额等数据都存在虚假记载。

8年时间里，抚顺特钢虚增利润约19亿元、虚增资产40亿元。

财务造假会破坏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继而影响股市稳定，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长期来看，这可能还会影响到国企的信誉，增加债务风险，甚至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

此外，财务造假还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为财务造假扭曲了市场信号，让资本不能有效流向最有生产性的用途。

只有对造假零容忍，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公众都应该保持警惕，这样才能够推动市场透明度和诚信的提高。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