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一、影者惊诧论

直到2022年，比利时电影《让娜•迪尔曼》在英国知名电影月刊《视与听》每十年举办一届的史上最伟大电影评选中，仍被推举到排名第二的位置。显然，这是一部需要认真对待的电影。《让娜·迪尔曼》拍摄于上个世纪的1975年，迄今经过了漫长的49年，也足以说明，这部张扬欧洲主旋律的女权主义电影，依然有着稳定且持续推进的影响力。

据说，本届让这部影评位列第二的评选，主办方《视与听》月刊，凭借老牌帝国主义的号召力力，调集了1639名全球顶级的影评人、策展人、电影资料馆负责人和相关学者，可想而知，将这部影评定义为完美，似乎没有人敢反对。

然而，在我询问周围一两个朋友的看法时，他们认为，《让娜·迪尔曼》应该是一部学起来很容易上手的影片，手机拍摄就行，效仿起来，三两下就能让自己和欧洲电影导演站在同一排。唯一的区别，人家是先驱，原创。

《让娜·迪尔曼》在欧洲上映期间，我们东方正经历一场为期10年的运动，而且尚未看到有结束的影子，而欧洲的价值玩家，已经开始向女权主义进发了。

不过，这部影片也有一些溢出的略带醋意的温情。我的意思是，在你观影时，你的第一眼一定会认出，这是一部福利主义国家的电影，或者也可以理解成是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因为电影表现的情节，已经充分说明，任何计划以外让人心烦的个人体验，在这类影片中，都可以变成对男权主义无情也无聊的批判。

当然，对于拥有过欧洲文学阅读经验的朋友来说，在你欣赏这部反映欧洲布尔乔亚的电影叙事时，你也会将这类电影，归档为优雅的沙龙电影。

沙龙是欧洲贵族打发光阴的一项策略，也是欧洲贵族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主旨是，扯老婆舌头。东家长，西家短，约瑟夫家的孩子缺心眼。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欧洲沙龙有一项能力，他们可以把无聊的时光，提升为一种文化生活，供全人类忙不迭的模仿。欧洲自17世纪以来，那些像毒药一样的高级文化发明，都是沙龙躲在背后，怂恿人类干的。

二、新现实主义

真是这样。《让娜•迪尔曼》的沙龙性，以及大女主让娜•迪尔曼的无聊，简直卓越到恨不得狂揍她一顿的程度，以致于任何一场哪怕很小的不幸，都可以看成是对让娜•迪尔曼无聊生活的一种救赎。

而且，我向你保证，在你观看《让娜•迪尔曼》影片不到前5分钟，一定会让你觉得绿教徒和阿拉伯难民，如果不去祸害欧洲，简直天理难容。

只不过，简体中文圈推荐这部影片时，还是比较尊重欧洲权威影评的观点，可能是心理发怵吧。欧洲文明的地位那么高，我们仰视已经是一项荣宠了。

简体中文圈一众影评大咖，也是集体同意，这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并集体同意该作品完美表达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说法。搞的我在欣赏这部影片的时候，分不清自己是在看电影，还是在看女权运动。

巧合的是，《让娜•迪尔曼》一片的导演，还真是一位女性，比利时人，叫香特尔•阿克曼，不用人肉背景，妥妥的欧洲左翼进步主义分子。有关资料介绍，阿克曼当时拍这部影片时，才二十来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身上都有一股子看哪儿都需要革命的气概，再加上出生后，就自带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垮掉一代的余续，所以初现电影江湖，就干了一票大的。《让娜•迪尔曼》影片耗时三个半小时，运用欧洲新现实主义的理念指导，半忠实地记录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比利时家庭妇女连续三天从无聊到杀人的过程。

之所以说半忠实，因为按照欧洲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标准，三天就三天，一分钟都不能减少。后来可能是因为这位比利时女导演困了，所以就裁剪了几个片段。

美国有一部电视剧，后来也挪用了欧洲新现实主义的影视原则，这就是赫赫有名的《24小时反恐》。但不同的是，美国人太肤浅，把二十四小时塞的满满当当的，和真实生活相差太远，不真实了，所以欧洲人也就没从文化上搭理美国人。

香特尔•阿克曼的新现实主义，就不同凡响，甚至让我大惊失色。当然，阿可漫的不同凡响，主要体现在拍摄手法上。这位烟抽的特凶的女导演，在三个半小时内，用了一种实际是超越了现实的摄影技巧，也就是当下才有的，遍布大街小巷监控镜头，原味记录了一位集寡妇、母亲、兼职妓女于一身的女人，如何在最后的崩溃中，突如其来的用尖刀插进嫖客的咽喉，终结了可憎的男权主义的全过程。然后阿克曼导演，让大女主让娜•迪尔曼，坐在桌子前发呆了7分钟，故事结束。

至于接下来的成片过程，我感觉，类似于刑侦人员通过特权从监控录像中取证成功，然后把罪证拿走了。只不过，这次取证的是导演香特尔•阿克曼，取证完后，误打误撞的交给了欧洲左翼电影联盟。

三、翻红的原因

不过，话说回来，《让娜•迪尔曼》对于我们这些庸众来说，可能不可思议，但很可能却承载了欧洲人建构了上千年的价值体系，否则《视与听》不会像我们这边那样，蛮干。谁给钱多，就评选谁。把真正有价值却没钱的，统统扔掉。

《视与听》杂志是欧洲电影行业的翘楚。组织起来的评选队伍，阵势堪比奥斯卡。而正是这个队伍，几乎异口同声地为《让娜•迪尔曼》喝彩，可想而知这部电影所受的待遇，是没得说了。只是，我偶尔也会怀疑，代表欧洲审美传统和价值观的《视与听》评委人员，大约也会立场先于真理。尤其在鼓励女权运动和进步主义方面，《视与听》这个大号沙龙更是不遗余力，要向全世界讲好欧洲故事。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欧洲人见过的类型电影实在太多了，我们以为的好，人家早就看腻了。突然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不围观才怪。你想想看，1975年的我们在干什么？人家那时候，就已经发展到将可预期的稳定的生活，看成是一种折磨的高度。

欧洲人一度看上张艺谋，贾樟柯之流，估计也是出于这种心理，现在当然不同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地主家有余粮了，所以中国的电影，开始走奢华的好莱坞的路子。从定位，到研发，到流量密码，到拍摄，再到推广，院线发行，一条龙，并且知道自己是给谁拍、给谁看的，中美两国主流电影人终于同流合污，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赚不到钱，都扯淡。

欧洲电影就不一样。欧洲社会绅士多，君子也多，都非常高尚——如果你愿意把不好意反对欧洲国家领导人是同性恋当成高尚的话。通常来说，高尚的人，大都乐意倾听，自己说不说倒无所谓。这就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和中美电影对立的欧洲电影现象。

欧洲电影人一般不用考虑观众愿意看什么，也不用考虑市场定位，只要导演本人足够怪咖，就不用担心票房。因为你足够怪异，就会引发欧洲人民的广泛同情，就想弄清楚究竟是谁把你弄成了弱势群体？你究竟需要欧洲人民为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尽管说。如果你说，你有一部电影，是探索电影，前卫类型，主题是，让全世界的人，都跟着我无聊，但是你总担心没有人能懂你，这成了你的心病。欧洲人见此情景立刻会说，我懂你！我去看！接下来你就等着吧，票房不会差。努力懂你的人，都来了。

当然，也会有票房扑街的时候，但是，又怎么样呢？福利国家，不愁吃喝，压根儿也没考虑过票房。但这种情况很少，即使有欧洲绅士不懂《让娜•迪尔曼》拍的是什么？然而为了维持这样一种善解人意的绅士体面，没有哪位绅士愿意打破这种状态。如果打破，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档次太低，不懂得怜悯，上不了欧洲台面。

而香特尔•阿克曼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从容地推进着《让娜•迪尔曼》的剧情。从容到能够让广大观众一个个都成为了偷窥者，丝毫不敢打扰女主《让娜•迪尔曼》在镜头的房间里转来转去，这时候如果你突然大声咳嗽，不仅会让人家女主吓一跳，还会招来绅士们同情的目光。

是的，他们一定会摆出同情的架势。香特尔•阿克曼就担心过欧洲以外的社会，看不懂如此高尚并直击人心的作品，特意为此做了相关解释。有一次，阿克曼细致地描述了她如何借鉴比利时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细致入微的家庭文化，塑造让娜•迪尔曼这一角色的。这不是废话吗？你的故事全部是比利时家庭，难道你要用北京四合院生活塑造比利时女主形象？不过香特尔•阿克曼在解释她的影片使命时，确实显得情深意长。阿克曼说，她拍这部电影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这些通常被低估的行为，在电影中获得生命。

翻译成人类能懂的语言，就是让欧洲妇女的无聊，获得关注：这一点几乎就是女权主义运动和进步主义思潮的支点与核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