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庆衡
编辑|李国政
出品|帮宁工作室（gbngzs）
2024年10月8日，吴邦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新华社电讯说，在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吴邦国同志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脱困三年目标如期基本实现，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加强再就业工作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对此，我有切身感受——北京现代轿车项目就是吴邦国同志亲自主持审查批准的。
2002年1月30日，我（当时任北汽控股公司董事长）率领代表小组（成员来自国家经贸委、机械工业部、北京市经委等国家相关部委及北京市政府主管部门）抵达汉城，开始了与现代签署在北京合资合作生产轿车意向书的工作访问，当天下午就与韩国现代起亚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见面。
经过几天富有成效的工作，2月5日上午，双方签署合资意向书，确定了下一步合资合作有关工作的原则。
中韩地理位置相近，给项目谈判带来很多方便。当天下午，我们坐飞机回到北京，3点半就在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的办公室汇报了。
刘海燕代表市政府，充分肯定了我们签定的意向书，确定了北汽控股一对一和韩国现代干50万辆轿车的合作方向，确定了暂时先不谈福田与现代的合作，确定了零部件要整合、发动机和关键零部件要与韩方合资合作等大原则。市领导的肯定让我们受到很大鼓舞，申报现代项目的立体战役继续全面进行。
之后，几项关键工作的安排和开展，为我们后来成功完成向国务院领导汇报、项目成功获批打下了基础：
一是，2月18日是农历正月初七，当天中午，我和北汽控股另两位负责人，与中国汽车界杰出领导者之一、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见面。
当时距国务院把吕福源从机械部调到教育部任副部长已经好几年了，但作为他的部下和好友，我们在春节期间和吕福源一起欢聚，详细汇报了现代项目的前前后后。从产品到规划，从重组到零部件，从市场到价格，吕福源逐一问到。我们也向他讲了遇到的困惑。
这不是一般的下级向上级汇报。俗话说，干小事靠才，干大事靠德。我们对吕福源的尊重、在吕福源离开汽车行业后仍请求他指导的安排，事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是，3月2日，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欧新黔来北汽看车。现代的新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场说了很多表示支持的话。那次看车后，她得到了第一印象，这对后来项目获批起了重要作用。欧新黔后来成为现代项目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
3月4日，北汽正式向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现代项目。项目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当时的市领导贾庆林、刘淇、孟学农、阳安江、杜德印、刘海燕和金生官等很重视，参加了汇报会。这是北京市向国务院汇报前份量最重的一次汇报会。
会上，市领导充分肯定了我们在韩国签署的意向书，充分肯定了尚处讨论阶段的项目建议书。会议听取了市场调查的结果，听取了向国务院汇报的准备情况，听取了北轻汽重组的安排和新合资企业的组建设想。
我们介绍了了解到的广州标致重组情况，介绍了广汽本田的成功运营，让各位领导对北轻汽重组充满信心。
那次会上，也谈到邀请郑梦九访问、最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安排等。当时，我们真有大战前夜的感觉。
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会后，相关方面齐心协力推动现代项目准备工作，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就等着向中央汇报后中央领导表态。
2002年3月12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副总理吴邦国，在中南海主持听取北京市关于汽车工业发展特别是申请现代轿车项目的汇报。
全部汇报材料以北京市政府名义准备，汇报由刘海燕宣读，贾、刘坐在那里听，市经委主任金生官和其他领导、北汽控股全部领导参加。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到场。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在参加全国“两会”后赶过来。
特别令人意外和兴奋的是，那天，按中央新安排，吕福源第一天到外经贸部工作。部长石广生对他说：“今天国务院听北京汽车汇报，你对汽车熟悉，就代表外经贸部出席会议吧。”吕福源出席让我们兴奋不已。此前2月18日的见面，在无意中为吕福源出席汇报会做了很好的准备和铺垫。
北京市的汇报十分充分，真是不好驳回，但我们没想到，一些部委负责人在发言中提出反对意见。有人提出，现代不是世界主流汽车企业，属于二流，合作是否合适应斟酌。还有人提出，现在全国轿车企业这么多，要避免重复建设。会议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贾和刘坐在那里也不好说什么。
倒是邦国同志问到了戴姆勒-克莱斯勒（简称戴-克）、问到了现代、问到了福田，把北京汽车的现状问得一清二楚。
有人在会上提出，既然北京要和戴-克合作，戴-克又是现代的大股东，就只与戴-克合作得了，没必要再与现代合作。
邦国同志问我的意见。我很坚决地回答：“那恐怕不行，戴-克和现代是在两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独立法人实体，不可能互相代替决策。”我的话得到领导认同。
还有人提出，既然与戴-克和现代合作，还有什么必要再搞福田？让福田打回山东去得了。
邦国同志又问我的意见。我说，北汽与戴-克、现代合作，主要发展轿车，而福田主要发展商用车，而且福田是咱们自己的企业，现在福田发展得不错，不好替代。邦国同志表示理解。后来我在顺义见到邦国同志时，他还提到：“我明白那天你说的，北京要把3个板块搞起来。”这就是后来经常谈到的北汽“三大板块”的来历。
会上，邦国同志显然要支持北京。我们看得出，邦国同志希望国务院相关委办负责人说些支持的话，他才好表态。他提出：“福源同志是部级领导里最懂汽车的，你说说看法。”
吕福源的发言不长，但击中要害，让会议风向一下子大变。他说，与其让外国汽车公司往中国卖车，还不如让他们投资在中国造车，这是个大道理、大前提。北京的汽车工业有基础，但长期以来没有变革，十分困难。春节期间，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物无不变，变无不通”。让咱们支持北京变一变，北京也许就通了。
吕福源的发言深入浅出。邦国同志接过吕福源的讲话，明确表示：“同意北京发展汽车，同意北京干轿车，同意北京和现代合作。”他还亲自动手修改并定稿了汇报会纪要。
5月4日，邦国同志没有事先通报，亲自到北轻汽顺义工厂现场考察，明确支持北京汽车发展“三大板块”的方向。
得到国务院肯定后，我们正式申报了现代项目。
当年4月29日，北汽控股与现代汽车集团举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5月28日双方签约。10月8日，国家经贸委批准可研报告。10月15日，外经贸部批复同意设立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10月18日，北京现代开业。12月23日，北京现代索纳塔汽车下线。
从此，北京的汽车工业插上了翅膀，开始腾飞——福田汽车得到发展，北京现代项目迅速展开，北京奔驰项目也取得了成功。
今天，我们怀念邦国同志，永远忘不了邦国同志对北京汽车发展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