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32岁，历史终将铭记这一个载入史册的特殊年份，就像2008年一样。2008年，世界经历了美元的金融危机，而中国还额外经历了雪灾、地震和股灾。

时隔12年之后，今年与当年很类似，世界经历了新冠肺炎带来的生物危机，只不过这次中国没有额外经历一些灾难，反而率先完成对新冠疫情的控制，经济也率先恢复增长而且是今年经济正增长的唯一国家。

在这个魔幻的2020年，中国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同时显得格格不入的还有我们这些“打工人”。

今年是打工人觉醒的元年，一方面是因为疫情之后，长时间处于隔离状态下的人们对于往日生活有了结构性的反思，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倒逼中国走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坏”经济战略。

“内卷化”、“中美脱钩”催生出了“打工人的觉醒”。

那会儿我刚毕业，二十出头的年纪，在北方保守的舆论环境下与自我人脉构成的信息茧房中，我一门心思地刻意追求“稳定的生活”，而导致自己在改制国企里晃荡了几乎我整个青年时光。

我在企业里呆的第三年因为岗位的调离，让自己陷入了间歇性奋斗、间歇性颓废的畸形职场发展路径。

我曾经三次尝试摆脱自己对于这种畸形路径的依赖性，终于在第三次成功了，2019年4月我正式辞职，成为了一位灵活就业人员，那年我31岁，已经步入了壮年。

我的数学一直不好，这让我在很长时间甘于落入“温水煮青蛙”的铁锅之中，其实算算房价和自己薪资的差距就应该清楚，我即使月薪再翻一倍，也逃不掉房子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储蓄的暴力收割。

既然横竖都是一刀，为什么不早点跳出来，为自己拼搏呢？

为了弄得懂这个浅显的道理，我花了整整七年半的时间，也只是比大部分打工人的觉醒早了那么一年。

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最终还是走出了人生的弯路，离自己想要的生活又进了一步。

人们习惯在反思过去之后，就做出当下相应的改变，然后再对未来做出畅想，我也处于这个思维惯性之中。

2020年8月随着今日头条平台停掉青云计划之后，我经过调整，放弃了继续在历史自媒体深耕的发展计划，转而把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小说创作。

故交旧友们得知我清贫的状况后，纷纷为我将来的发展出谋划策，但大多不过是包装着各种PUA话术的制造业前景，在感谢他们的好意后，我依旧对制造业打了个叉。

即使抛开国内产业升级和“双循坏”经济战略的布局不谈，就个人发展而言，在制造企业里也没有什么前景，我再干个十多年，不过是混成狗主任那般模样的高级打工人，不靠灰色收入，依然过得拮据，还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应付明枪暗箭，只为在职场上的夹缝中求存。

当然作为高级打工人，不是一点乐趣都没有，可以使矛盾向下转移，看着下属们愁眉苦脸的样子，瞬间获得翻身做主把歌唱的临时体验感，好像又变回到了那个初升职时意气风发的自己。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98年有下岗，08年有金融危机，2020年来了新冠病毒，谁知道后面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你费尽心机稳住了在公司内部的生态位，一次危机到来，就可以让你在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在我看来，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环境下求稳，是“满纸荒唐言”。毛主席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六十年代提倡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才是符合疫情之后世界的硬道理。

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形上升的，事务的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稳如磐石，一帆风顺，不过是人们的美好祝愿与某些人的瞎猫碰上死耗子，如果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在经历过魔幻的2020年之后还认识不到这一点，依然把偶得当必然、把突变当常态、把愿景当现实，那么也许在下个危机来临之时，你连打工人的生态位都保不住，会向边缘人的生态位滑落。

世界的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预知，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的美国是这个鸟样，中国是这样的抗揍。

就像我在2016年之前，未预想到自己也会秀恩爱死得快；在2017年之前，未预想到出过车祸的我也开上了车；在2018年之前，未预想到我的青年生涯就这么结束了；在2019年之前，未预想到我就这么麻利地辞职了；在2020年之前，未预想到新冠病毒会改变整个世界。

我已经经历了五个超预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超预知在等着我们，我们都要学会在将来如何与超预知和谐共存，因为超预知才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必然、常态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