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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0日下午，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便跟李先念、叶剑英等人密谈，为结束国家混乱商讨对策。
面对党内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家，10月6日，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华国锋果断采取行动，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混乱局面。
随后，华国锋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毛主席逝世后能够果断采取行动，做出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也使他深得民心，党内的老同志也对他刮目相看。
这一时期，叶剑英在各种公开场合，为华国锋保驾护航，坚定地站在他身后。然而，受到毛主席时代对个人崇拜的影响，华国锋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全党、全国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
不过，华国锋十分清楚，现在的中国在经受了十年风雨的摧残后，已经面临着崩溃的局面。要想力挽狂澜，改变这一危局，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够扭转局面。
于是，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的口号，虽然依旧没能跳脱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但不同的是，他已经将重点放在了“治国”方面。
然而，作为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华国锋是不可能摆脱毛主席时代的影响的。因此，可以看到，华国锋虽然强调发展经济，但他依旧秉持着毛主席晚年的模式，定下了不少不切实际的经济指标，更是不考虑实际情况大规模进口外国设备。这也被人们称为“洋跃进”。
此外，在政治方面，华国锋还提出了“两个凡是”：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帜。”
显然，“两个凡是”早已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
紧接着，违背时代发展的“两个凡是”方针受到了邓小平等同志的批判，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广泛讨论。
最终，“两个凡是”被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获全胜，中国开始从思想上步入新的阶段。
与此同时，华国锋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他的退位是历史的必然。
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华国锋提出的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
实际上，当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逐渐偏离“两个凡是”时，华国锋还在中央会议上检讨发言，称自己的“提法片面了”。
虽然作为一名中央领导人，能够公开检讨已经是件十分罕见的事情，但他的被动局面仍然没有被改变，而他本人的政治危机也没有真正化解。
1980年，在华国锋正式辞去中央领导职务前，《人民日报》等媒体以及中央文件中先后指出要减少个人崇拜。虽然都没有直接点名，但众所周知，这其实是对华国锋的又一次批评。
此后，华国锋的处境变得十分微妙。从1980年8月至11月，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少关于“华国锋已经不适合担任中央主席”的声音。在政治局会议上，以陈云为代表的老同志更是态度鲜明地指出“希望国锋同志珍惜既有功劳，多做加号，少做减号”。
从1977年至1980年这几年里，在许多老同志眼中，华国锋是有过历史功劳的，但他缺乏政治和组织能力，更不擅长军事工作。因此，陈云等老同志出于国家未来发展和历史潮流的考虑，才会做出这样直接的表达。
1980年底，随着批评华国锋的声音越来越多，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带着个人情绪、针对华国锋的声音，甚至对华国锋的个人历史提出了质疑。
在这一情况下，胡耀邦作了中肯地发言，为华国锋讲话：“有人说华主席是坐着‘直升机’上来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也很不公平。”
胡耀邦和华国锋有什么交情？他为何会为华国锋说话呢？
原来，胡耀邦和华国锋早在湖南湘潭就曾共事过。
1962年11月，胡耀邦奉命下放湖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原本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改任第二书记。就这样，胡耀邦成为了华国锋的直接领导。
到1964年7月，胡耀邦才离开湖南，两人在湘潭共事一年多，相处得十分和谐。这一点，从胡耀邦和叶剑英儿子的一次谈话中便可窥见一斑。
在粉碎“四人帮”的几天后，叶剑英的儿子来看望胡耀邦，他问了胡耀邦一个问题：“你跟华主席熟不熟？”
胡耀邦说道：“很熟，我们还一起工作过一年半哩。”
可以看出，当年两人在湘潭共事的一年半时间里相处得很好。
1977年3月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华国锋前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则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也是胡耀邦复出后的第一个岗位。此后，华国锋成为给了胡耀邦的直接领导。
经过十年的混乱，中央党校交到胡耀邦手里时，已经是一个烂摊子了，连校舍都被别的单位占用着。
1977年9月，在胡耀邦的努力下，停办了十多年的中央党校在9月下旬顺利开课。胡耀邦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党校的办学计划，但华国锋却十分信任他，并对他说：“中央就不讨论了，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就行。”
在负责中央党校工作期间，胡耀邦还创办了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受到了华国锋的重视和称赞。
1978年7月，胡耀邦应邀来到华国锋处，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从前天下午的三点一直持续到凌晨的一点多，九个多小时的时间两人没有休息，到了饭点也只是一边吃饭一边谈话。
华国锋多次问胡耀邦：“耀邦，你看步子能不能再放大些，让我们的国家迅速富强、兴旺发达起来。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啊。”
胡耀邦回答说：“华主席，现在群众中流行两句民谣：要吃粮，问紫阳；要吃米，问万里。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已经有好多省抓住了这一点。”
华国锋听后，点点头，充满信心地说道：“实现现代化，我看是可以提前嘛。”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的学员王立本在参观位于北京市郊的红星养猪场的机械化养猪时，发现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热水壶、茶杯等都被摆在了特制的玻璃橱柜中，供人们参观。
回去后，王立本便给华国锋写了封信，在信中批评了搞个人崇拜的做法。
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复信，他在信中写道：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敬礼
华国锋 1月16日
1月18日，在中央党校第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大会上，胡耀邦当众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国锋的复信。借此，胡耀邦指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虽然没有点名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称赞他的话，中央党校在这次搞反对个人崇拜的事情上影响很大。
虽然胡耀邦反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也反对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个人崇拜。但胡耀邦明白，华国锋同志是有着坚定的党性的，他是发自内心想要为国家发展和建设出力的。
所以，在华国锋遭到不公平的批评时，胡耀邦才会挺身而出，为他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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