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勇
任弼时与女儿任远芳在一起
1921年5月，上海外滩码头一艘苏联邮轮起锚了。船上有一批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他们是任弼时、肖劲光、任岳、刘少奇、罗亦农、蒋光慈等。这些年轻人将奔赴社会主义国家苏俄寻找救国之路。
注目渐渐远离的祖国，遥望水天一色的远方，憧憬着光明的未来，任弼时心潮起伏。
还是去年夏天在湖南长沙联立中学读书的时候，一日，任弼时外出，路遇在船山中学读书的同乡任岳，得知长沙正在筹组“俄罗斯研究会”，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这个学会由毛泽东、彭璜等人负责。
任岳就读的船山学校校长贺民范也是学会一员。任岳说，可以通过他介绍加入俄罗斯研究会，争取去苏俄留学。那天中午，任弼时和同学肖劲光躺在宿舍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商量的结果，两人决定加入俄罗斯研究会。肖劲光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
1920年8月，作为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派出的第一批学生，任弼时和肖劲光等一行2人从长沙乘小船至岳阳，换乘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文，做赴苏准备。8个月后，他们踏上了赴苏俄的旅程。邮轮在日本长崎加水加煤，稍事休整直奔海参崴。在海参崴，他们与共产国际机关秘密接上了头，换好介绍信，作了职业化装后，改乘火车继续前进。对这段历史，肖劲光后来曾回忆说：
我们俩人为一组，分别化装成理发和裁缝学徒工人，一路来到西伯利亚。开始还算顺利，在通过最后红白交界的关卡时，弼时同志不幸被白匪以“鼠疫患者”为由给扣留了。我们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这对只有17岁的弼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他表现出惊人的沉着、镇静和随机应变的能力，终于摆脱了白匪的盘查，过了关卡，只身一人赶到伯力与我们会合了……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我们乘的是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少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闷罐车载着我们，直到1921年7月9日才爬过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抵达莫斯科。
到达时，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会议组织者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身份轮流列席大会。会后，任弼时等人于8月3日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10月21日，正式开学。
任弼时和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任岳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个俄文名字，任弼时叫“布林斯基”。也是在此时，他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国班设有政治经济学、西方革命运动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他们最初的学习很吃力，教师全部用俄语授课。课堂上，要靠翻译一句一句地译，断断续续，很影响听课效果。任弼时不甘于只听翻译“译课”，下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学俄语。
1922年3月5日，“东大”下发旅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调查表，以了解留俄学生近半年来的学习和对革命的认识情况。现在的俄罗斯档案馆里，仍保留着当年任弼时填写的调查表。笔者挑选几条，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一代青年志士的爱国深情和政治素养。那时，任弼时才18岁。
1．来俄的目的：实际考察劳农俄国，观念明确，回国做革命运动。
2．政治经济和俄文学得怎样以及有何心得：政治经济以前是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一个大概，算是有进步，俄文也算有进步。
3．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旅俄青年共产党的意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我觉成分太复杂，办事欠人才，共产党应有?眼负?演责任整顿才对。对于旅俄青年共产党，也是要养成个人能信主义。
4．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意见：中国农民，无产业者少，这是很难宣传的地方。要到乡村组织一种农会，向农会去宣传，以这种农会做宣传的动机，用经济眼光去解释他们将来的危险地位，使他感觉到将来的危险，或者也可使他为自己的地位，加入无产阶级斗争。
5．现在想做什么，什么目的：现在是想求点革命的工具，使自己的观念明白，将来也要做点革命工作。
6．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后，干什么事情：回国问题，只是工作之缓急，不过自己的工具，还觉不足供用。若是回国，没有相当可以运动的机会的工作，少也要到工厂做点工人运动的工作。若是有机会，我很愿意多求点应用的工具。
那时的任弼时虽然青春年少，但我们从上述字里行间能体会到他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追求进步的强烈信念。一年以后，原来担任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由于任弼时出色的俄文水平，他接替了瞿秋白的课堂翻译工作，一直到1924年结束在“东大”的学习生活。
旅俄学生初到“东大”时，物质生活条件极差，标准很低。学生们享受供给制，吃饭、穿衣、住房子都是学校供给。剪发、沐浴、洗衣也是学校负责。每月有1元5角新卢布的零用钱，吸烟的人可以领到一些烟草。和任弼时一起学习的肖劲光曾回忆道：
食品供应，“东大”的学生们享受着红军的待遇：每日两块巴掌大的黑面包和几个土豆。午饭，有时每人有一勺汤，是海草和土豆煮的，偶尔放一点咸鱼。他们穿的衣服，都是欧洲工人捐献的。
任弼时个子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大，也分得一双很重的大皮靴、一件黄色麻布上衣、一件军大衣、一条皮带、一顶尖尖的上面缀着红五星的帽子。晚间，房间里烧一些木柴烤火。睡觉时大家都是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被子，只盖一件军大衣和一条毯子。
1922年冬，陈独秀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共产国际特意慰劳了一次中国班的学员们，发给每人半磅米、一磅土豆、半磅咸猪肉，这在当时都是稀有的珍品。任弼时和好朋友肖劲光、任岳、周昭秋等几个老乡凑在一起，找到一个盛开水的罐子，在四楼的教室里，把所发的全部吃食都放在一起煮，美美地大吃了一顿！这种匮乏的物质生活状况，直到1924年随着全苏经济的好转才逐渐得到改善。
在中国班，无产阶级政党严格的组织训练与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是同时进行的。1922年12月，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后来，分散在法国、德国等欧洲各国的青年共产党人请求转到“东大”学习，得到陈独秀的同意，由赵世炎率领第一批12人于1923年4月来到莫斯科。旅欧同志的到来，壮大了旅莫支部的队伍，党员从13人增至23人，占当时中共党员总数的5％，团员达35人。按中共党章的规定，成立了支部委员会，有系统、有组织的训练自此开始。
在“东大”的三年，任弼时有机会参加过几次大型的国际会议，开阔了眼界。1921年11月12日，帝国主义为重新划分远东及太平洋势力范围召开华盛顿九国会议。为对抗此次会议的召开，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起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中国派去了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进步团体的广泛的社会代表，中共代表张国焘为团长。任弼时和刘少奇、肖劲光、卜世奇等数名“东大”学生也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当时，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物质生活尚处在极度匮乏中，尽管东道主尽了最大努力，代表们仍不免感到饥饿。任弼时等节省下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到代表团的住地去慰问他们。这让代表们在几十年后提起来还十分感动。张国焘在回忆“东大”的中国学生时写道：
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到异常亲切，留下了永久不忘的印象：当时东方大学的8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1924年1月22日，列宁逝世的噩耗传到“东大”，任弼时满怀痛悼之情率先描摹了一幅领袖肖像，摆放在自修室供大家吊唁。由于他的俄语讲得好，又曾担任中国班支部的执行委员，与“东大”支部的人比较熟悉，得到一个和“东大”支部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机会，不用排队。于是，任弼时叫上萧三一起加入到“东大”的行列中。
当他俩随队沉重地步出瞻仰大厅后，在走廊里又被指派代表东方民族参加“荣誉守灵”。这是葬仪中一项特殊荣誉性任务。每批4人，每次5分钟。4人分立距列宁遗体周围约六七米远的四角。任弼时站在列宁右肩方向，萧三站在列宁左脚方向，垂头默立。20多年后，萧三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不无激动：
在短短的5分钟里，感想千千万万。我低着头，眼睛望着安详静睡的列宁，5分钟内没有眨一下眼。
1924年，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内急需大批干部，旅莫支部即陆续派人回国。同年7月23日，任弼时“东大”毕业。回国前，任弼时的堂哥任作民前来为他饯行。任作民在回忆时说：
临行前夕，我和他来到列宁墓前。我问他：“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么？”“决定了。”他简短而明确的回答。那时他20岁。
不久，任弼时和陈延年、郑超麟等启程返国，于8月抵达上海，开始投身于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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