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善作奇奇怪怪之文字，而此等文字多有深意。如《好了歌》，又如秦钟临死之前的鬼话，皆是如此。

《红楼梦长卷人物》

《红楼梦》第二回中有“正邪两赋”论，我们且来看文中的叙述：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馀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版，2008，28—30页）

在“正邪两赋”论中，曹雪芹借北宋张载“气本体论”这一哲学基础，创出以气赋人理论，并借此将人群加以划分，继而通过这种划分，将情上升到哲思的层次。这就使得“正邪两赋”论既可作为哲思来进行解读，又有着很强的小说叙事功能。

《张载集》

这一过程的实现是极为巧妙的，而又颇为隐曲，读者若粗略读来则颇易忽视。

“正邪两赋”论的提出，乃是基于曹雪芹对历史人物的总结。其分类依据了儒家的评价标准，然而这只是表面的表达。小说中，在贾雨村的长篇大论之后有一段文字：

子兴道：“依你说，‘成则王侯败则贼’了。”雨村道：“正是这意。……”

此种论说无疑是一个大的翻转。

戴敦邦绘冷子兴

从正与邪所列人物而言，都是极有功绩的。这种功绩或被歌颂，或被批判，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成”与“不成”，因为结果的不同，从而成为“王侯”或“贼”，其根本却是建立在事功之上的。

小说中，“正邪两赋”论的提出是贾雨村通过“读书识事”，继而再去“致知格物”“悟道参玄”才得出的结论，其所下功夫自是不少。初始的贾雨村尚有几分书生意气，在经历了起而复败之后，这种意气已经所剩无几了。

冷子兴是一个依赖于世家大族的商人，当他将冷子兴视为“有作为大本领”之人来看，他的评价已经偏离了儒家的标准。在谈论“正邪两赋”之时，贾雨村的一句“正是这意”，使二人的表达与理解达成共识。而这种共识，才是曹雪芹借二人之口所表达的真实涵义。

如果就此对曹雪芹的历史观加以解读，我们就会发现曹雪芹有着更深一层涵义。曹雪芹是在借贾雨村之口，在儒家的评价标准之外，以自我的历史观去重新构建了一种评价。

《史记•孔子世家》

《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笔”与“削”，就成为撰史者的权力。如此境况之下，史书的书写中难免会有对“仁”的修补，或对“恶”的加强，以书写者的理想与需要作为雕刻史书之基础。

曹雪芹自然是深知这一道理，在他的创作观中，好人全好与坏人全坏的脸谱式书写是被批判的，“千部共出一套”的创作模式是被作为对立面的。

他更注意的并非是史传式的“事之真”，而是倾向于“理之真”。在这种历史观照下，历史人物的事功就会被消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就被突出出来，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

“正邪两赋”论中，无论是正，抑或是邪，实质上只是铺垫。他们均是为这段理论的主角“正邪两赋中人”服务的。

孙温绘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儒家入世，以“仁”为根本，以事功为要，强调的是人之于社会的关系，却未免有些忽略了人之于自我的内心慰藉。至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提出，对人的桎梏更为加强。

然而任何时代都会有“异类”产生。如“正邪两赋中人”的陶潜、阮籍、嵇康，乃至红拂、崔莺。曹雪芹在列这个名单的时候，刻意将部分戏剧小说中人列入，从而与前二者形成明确分界。

当我们去解构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发现其中无论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还是“奉旨填词”的柳耆卿，更或者一生落拓的唐伯虎，他们都是无法从事功的角度来评价的。

正如贾雨村所说的，他们要么是“情痴情种”，要么是“逸士高人”，要么是“奇优名倡”，但他们不会成为“仁人君子”。他们既“聪明灵秀”，又“乖僻邪谬”。他们的“聪明灵秀”表现在他们的兴趣点上，他们的“乖僻邪谬”却是在人情世故之上。

电视剧《红楼梦》中贾雨村剧照

他们不是儒家所推崇的人物，但也不会是大凶大恶之徒。他们关注自我，关注本真性情，追求的也不是人之与社会的事功。而正是由于这种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与不妥协，才会使得他们成为失败者。

在他们关注的领域内，他们是顶尖的天才，是居于“万万人之上”的。他们的生活是自我的、真实的、艺术的、审美的。他们只是不符合于主流的价值观，不符合于主流价值期待而已。

贾雨村说：“方才你一说这宝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这一派人。”至此，曹雪芹的目的已经明确，他就是要将贾宝玉列入“正邪两赋中人”，此中人的特性都是关注本真，关注自我的。而贾宝玉关注的是情。

正是为了表达情的重要性，曹雪芹才创作出“正邪两赋”这样独特的理论，以此来为贾宝玉的行为提供理论基础。

程乙本插图贾宝玉

在小说第一回中，有“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句。此句正是贾宝玉悟世的过程总结，“空”“色”之间的情就卓然独立，成为《红楼梦》的最主要表达对象。

在“木石前盟”神话中，曹雪芹就赋予了贾宝玉的本真性情“情不情”。《红楼梦大辞典》中对“情不情”的释义为：“宝玉对不知情者（无情者）也忠于情。”当神瑛侍者日日灌溉绛珠仙草之时，这种“情不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神瑛侍者下凡成为贾宝玉的时候，“情不情”又有了拓展。在小说第五回中，警幻仙姑谓之为“意淫”。无论是“情不情”还是“意淫”，都是有着特定对象的。

在小说第三十五回“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中，曹雪芹借两个婆子之口，将贾宝玉的日常行为做了简写：“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这正是“情不情”的表现。绛珠仙草、燕子、鱼、星星月亮，都是具有美好属性的事物，是美好的符号化表达。

《红楼梦图咏》之通灵宝石、绛珠仙草

至于意淫，也是有着特定对象。小说第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中，有一段贾宝玉的著名言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

未出嫁的女子，少受世俗污染，保留了人的美好，是一颗“无价之宝珠”。而只有具有美好属性的人，才会是贾宝玉意淫的对象。

如此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作为贾宝玉“情”的付出对象的“色”，并非是佛教所言的事物存在方式，而是美好的事物。只有美好才是使神瑛侍者生出凡心、使贾宝玉所留恋的“色”。

桑田剪纸贾宝玉

换言之，对美好的向往、呵护、付出，才是曹雪芹认知中的情。在神瑛侍者凡间之旅的“悟”的过程中，他在体悟美好，享受美好。他付出以情，又在享受这种付出。因此他才能成为“正邪两赋中人”。

“天下古今第一淫人”的贾宝玉，正是“天下古今第一情人”。他又是“正邪两赋中人”。如此的曲折表达，使得《红楼梦》不仅是一本小说，更是一本哲人的思考之书。

贾宝玉执着于情，故而他是“正邪两赋中人”。情的提出，是人性的舒张，这种舒张，是必须要放置于社会中去实践的。《红楼梦》的创作，也可视作曹雪芹的实践：他将自己的认知幻化为人格，变成小说中的人物，又以他所认知的社会规则，构建小说中的社会规则。他让小说中的人物游走于他所认知的社会规则之中，去经历、去推演，更是去追求。

叶朗先生在《“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一文中提及《红楼梦》的人生感悟集中在一点，那就是对人生（生命）终极意义的追问（《曹雪芹研究》2019年第2期）。而构建“有情之天下”大观园，正是曹雪芹关于人生价值的理想表达。大观园中集中了世间之美好，成为情的乐园，贾宝玉在其中恣肆着，留恋着。

《“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叶朗谈红楼梦》

然而，我们知道《红楼梦》是一个悲剧。大观园毕竟是在人间世的，美好也终归是毁灭了的，色终归是空的，“有情之天下”终归是不能存在的。这也就使得《红楼梦》的悲剧尤为震撼人心。曹雪芹的“他乡”与“故乡”之问，也就成为永恒的追问：无心安处，何处又是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