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与蔡京、童贯、高俅的组合，看似令人匪夷所思，实际上是封建政治两大真理的体现：

第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什么样的天子，身边就有什么样的大臣；

第二，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和臣之间，经常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古往今来，人们大多斥责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殊不知，宋徽宗赵佶才是罪魁祸首。

“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李后主”。这两句诗，是赵佶还是端王的时候，民间对其为人的总结。

那时的赵佶，可谓早已臭名远扬。他荒淫无耻、迷恋声色犬马，要么跟着一群狐朋狗友游走于各个青楼之间，要么把青楼女子乔装打扮弄进王府，长年累月、乐此不疲，京城所有小有名气的失足妇女都跟他有关系。

但令人吐槽无力的是，如此不堪的人也能当上皇帝。年轻的宋哲宗死后，朝廷在其诸弟中物色人选，此时的赵佶充分体现出自己的城府。他明白神宗的遗孀向太后手握决定权，于是便投其所好、察言观色，千方百计拍马屁，连她身边的仆人、侍从都费尽心思地收买。

通过一番包装，赵佶成功让自己改头换面、塑造起了完美人设。被迷魂汤灌得七荤八素的向太后竟然认为他“有福寿，且仁孝，贤于诸王”。对于这一局面，心知肚明的满意朝文武默不作声，只有被称为“小人”的章惇痛斥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可惜形同螳臂当车。

由藩王变成皇帝，赵佶的个人爱好也就具备了“国家意志”的威力。如果他能划清两者的界限，那将是王朝之福，反之将是国家之祸。

但赵佶之所以费尽心思地钻营皇帝宝座，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彻底地为所欲为，对此甚至丝毫不作掩饰。因此，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人，无论是什么出身、何种素质。只要能投其所好、逗其开心，都能成为宋王朝最为飞黄腾达之人，出将入相不在话下。

比如，比如，带他翻墙出宫、物色青楼的王黼（fu），被他连升八级、官居宰相；

皇宫里的太监童贯，靠着在杭州为宋徽宗搜括书画奇巧、结交蔡京、收买后宫妃嫔这三大秘诀，成功官至枢密使，掌握了全国兵权，而且还肩负起处理与辽、金等国外交事务的重任，甚至还被封为广阳郡王；

至于蔡京，知道宋徽宗酷爱书画，就刻意结交时任应奉官童贯，把自己的作品送进宫里，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知道皇帝贪图享乐，他就虚报账目，声称国库积蓄充裕，鼓励宋徽宗要有天子的气派、敢于花钱、敢于享乐，无需顾忌世俗眼光，他甚至还曲解《周礼》来为赵佶的骄奢淫逸寻找理论依据；知道皇帝修建艮岳、搜刮奇山异石，他就推波助澜、带头兴起“花石纲”。这样的佞臣，在宋徽宗麾下官至宰相、太师；

至于高俅，原本就是个小厮，但因精通蹴鞠、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会使枪弄棒，就获取了宋徽宗的青眼，随后平步青云、官居太尉，让那些辛辛苦苦为国奋战、积累战功的武将大呼服气。

当然，咱们的用人传统里向来主张“举贤不避亲”，且信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想当年卫青身为奴仆，后因姐姐卫子夫的关系而得到汉武帝重用，但后人并不在意他的外戚身份；汉高祖刘邦的开国功臣，大多是诸如屠夫、哭丧的、卖布的“下九流”，但都受到后人尊重。

同样的，大臣与皇帝搞好关系，本身也没什么毛病。在封建政治逻辑中，获得君王、上级的支持，原本就是成事的基本前提。李世勣察言观色、支持李治立武则天为后，这才让他有机会继续建功立业、乃至覆灭高句丽；郭子仪对皇帝、宦官尊敬有加，甚至祖坟被刨了也忍辱负重，所以他有机会立下“再造大唐”之功。

也就是说，出身是否卑微、是否讨好上级，本身并不是界定善恶、好坏的标准，关键在于他是否在其位、谋其政，是否为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

因此，童贯、蔡京、高俅之流的原罪，并不在于不符合规则的提拔方式；毕竟说到底天下是皇帝的，他爱用谁用谁。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匡正、帮助帝王，没有做出过正面贡献，只有助纣为虐、以权谋私、排除异己、祸国殃民。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旦宋徽宗倒台，那些攀龙附凤的投机之徒自然没啥好果子吃。

童贯联金伐辽，却一败涂地，随后面临金军南下，手握重兵的他却望风而逃、窜回京城。宋钦宗即位后命他留守东京，他却拒不接受、陪同宋徽宗南逃，路上还射杀了上百名挡路的将士。大树已到还如此猖狂，他很快被新君清算，先是被连续贬官、发配到英州，随后被下诏历数十大罪状，由监察御史张澄奉诏斩杀于南雄的使院内，首级被带回京城示众，时年72岁；

蔡京是配合宋徽宗倒行逆施的头号“功臣”，也是北宋危局的责任人之一。公元1126年，因金军南下、宋徽宗禅位，早已被勒令辞职的蔡京也举家南下以逃避战乱。但人们不会放过这个“六贼之首”，他在被外贬的途中死去，时年80岁；

相比之下，高俅算是得以善终。他身为太尉，一手把禁军带成了“纪律废弛、军政不修”的酒囊饭袋；而随着金兵南下，特也迫不及待地跟着自己的靠山宋徽宗一路南逃。途中，因为争风吃醋，他被童贯排挤回到了开封，但却也因祸得福，未与其他宋徽宗党羽一同被清算，落得个寿终正寝，也是气人。

对于宋徽宗赵佶，最精准的评价来自《宋史》的主编脱脱：“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而北宋的耻辱性灭亡，正是归咎于宋徽宗的这种不务正业。

赵佶对文艺的爱好与擅长，客观上带动了北宋思想、文化的发展，甚至可以被称为封建社会的巅峰状态。然而，联系到当时岌岌可危的外部环境，当时的北宋最需要的是忧患意识，是励精图治、积极进取，而不是纸醉金迷、奢侈腐败、精神糜烂。面对后起之秀女真，北宋理论上可以凭借雄厚的实力与其斗个有来有回，无论如何也不应以那种极端耻辱的方式灭亡。有其王、必有其臣，这事怪不了别人，还是得从赵氏皇氏自身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