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期，美国总统拜登试图继续在俄乌冲突、哈以冲突等战线上提供援助，但却遭到更多民众甚至本党议员的质疑。本文作者认为，当前美国低迷的经济、萎缩的国防工业和混乱的政治局势很难再维持拜登所做出的国际承诺，伴随当今世界呈现出“权力快速分散”的大趋势，美国难以维持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然而，自二战以来，美国国际主义理念已经与维持全球军事霸权深度绑定在一起，因此很难放弃“全球警察”这一角色。最后作者借学者观点呼吁，美国应当重新定义“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外交传统，理性讨论目前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并减少无节制的国际援助。
本文摘编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评论文章，原标题为《美国真的又再次“不可或缺”吗》（Is America Really ‘Indispensable’ Again?），作者为《外交政策》杂志专栏作家迈克尔·希尔施（Michael Hirsh）。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
历史似乎正在重复上演：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充斥着孤立主义情绪的共和党，再次因美国的对外承诺而走向分裂。在哈以冲突爆发之前，共和党就已经在乌克兰问题上打了退堂鼓。现在，新任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Mike Johnson）又制造了新的裂痕，他坚持提出单独针对以色列的援助法案，并将之与削减国内预算的议案挂钩（编者注：约翰逊的单独援以法案计划向该国拨款143亿美元，但要求取消《通胀削减法案》中分配给美国国税局的143亿美元等量资金）。参议院少数党（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则一直希望在对外援助相关法案中加入对乌克兰援助的部分，但现如今，他也寄希望将这笔钱用于改善国内的边境安全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则雄心勃勃，试图在多条战线上展现军事实力，即同时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和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提供补给，并为太平洋战略的实施积蓄力量。虽然相比之下，民主党更加支持拜登的大胆尝试，但在该党派内部也出现了对美国对外承诺的重重疑虑。本周，参议院民主党进步人士致信该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要求拜登在其10月19日椭圆形办公室演讲（编者注：Oval Office Address，被认为是总统发表讲话最庄严的场合）中明确为乌克兰、以色列及印太地区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紧急补充援助，同时也为国内一些工程提供额外资金。而与此同时，拜登已承诺将否决众议院通过的援助法案。
▲麦康奈尔和约翰逊就乌克兰和以色列援助问题争论不休
这些在国会山内部爆发上的“新”争端实际上并不是新鲜事。一直以来，美国人总是会遵循他们自开国以来的“默认模式”，即避免过多的外部纠葛。然而，最近的哈以冲突使得美国再次深深地卷入到国外纠纷当中。而最棘手的问题在于，目前在美国国会发生的辩论，完全是混乱无序的。一方面，共和党对于确定立场正踌躇不决，他们无法认清自己是想成为国防鹰派的“老共和党”，还是遵循前总统特朗普新孤立主义的“新共和党”；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也面临着身份危机。仅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拜登政府就从寻求与中东脱钩、从阿富汗撤军、将安全重担转移到欧洲，转向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援助，并承诺在可能蔓延的中东战争中全力支持以色列。
与此同时，拜登似乎正在将美国与世界第二强国中国推向一场所谓的“新冷战”。尽管他否认自己有这样的意图，且其政府中的部分官员正努力与中国进行接触，比如拜登计划在本月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与中方领导人会面，但他仍旧蠢蠢欲动搅扰着中国台湾问题，并试图将北约的重点扩大到东亚。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对华“遏制”政策。
仿佛忽然之间，美国再次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或者说是“世界的灯塔”。正如拜登在10月19日的椭圆形办公室演讲中所说，美国正再次以“世界民主的兵工厂” （编者注：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于1940年12月29日在一次关于国家安全威胁的广播讲话中使用了这一中心词。当时，罗斯福承诺帮助英国对抗纳粹德国，向其出售军事物资，但美国不参与实际战斗）这一姿态向前迈进。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正在萎缩，经济持续低迷，国内政治两极分化，整个国家一度陷入瘫痪。
对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政治学家、《明天的世界：美国全球霸权的诞生》一书的作者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来说，华盛顿的这种混乱和“战略漂移”证实了他多年来所主张的观点。沃特海姆认为，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国际主义理念已经与维持其全球军事霸权的理念深度交织在一起。因此，即使充当“全球警察”已经使美国的经济和国家认同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它也无法摆脱这一角色。这种狂妄自大曾导致了20年前伊拉克战争的惨败，而如今，它很可能再次导致美国在中东、欧洲和印太地区过度扩张并招致新灾难。国会内部正对此高度警觉。
沃特海姆还表示，迄今为止，拜登一直在按照政治学家所说的“冲突威慑模型”（威慑模型认为，冲突源于绥靖行为，因为人们错误地期望绥靖会使另一方做出更好的行为，而事实上绥靖会导致更糟糕的状况）行事。然而，一个与日俱增的危险是，随着局势失控，美国反而会被卷入所谓的“螺旋模型”（螺旋模型认为，冲突的起因是错误地认为惩罚会使另一方做出更好的行为，但事实上却导致了更糟糕的行为）之中。正如沃特海姆所说，“有些事情正在改变，因为在当下维持拜登所称的‘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身份需要极高的成本，风险也比1990年代高得多。”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自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不认为自己是军事霸主。而美国在二战后被卷入国际事务的时间和方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德国和日本摧毁了当时的国际体系之后，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和意愿来重建并维护一套新的体系。
然而，在永久接受并适应其战后角色的过程中，美国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将“陷入所有牵连利益和阴谋的战争中无法自拔”。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的演讲中警告的那样，“美国永远不该去寻找‘需要被消灭的怪物’，否则国家的立国原则会不知不觉地从自由至上转变为武力万岁。”（编者注：亚当斯是美国第六任总统，时任国务卿的他在美国独立45周年纪念日即1821年7月4日，发表了一场被后世称为“美国不去寻找怪物摧毁”的演讲。在演讲中，亚当斯表达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特别是关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寻找外部冲突或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强调了美国不应该寻求成为全球警察或世界霸主的观念。）
这恰恰是当下所发生的情况。一旦通过武力获得了权力，尤其是在有庞大的国防工业复合体参与其中的情况下），放弃这一权力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权力观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正如沃特海姆所说，“在成本和风险较低的时候，美国决定将其军力分散到世界各地，天真地认为这将是历史的终结，且投射美国的力量不会激起太多暴力反应”。冷战后的美国霸权并不一定会引发这种反应，但在两党历届政府决策出现严重失误之后，美国霸权无疑触发了这一反应。北约向俄罗斯边境的无效扩张，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无理入侵，使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维和者”的威信一扫而空，也促使俄罗斯等其他国家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美国国内对其国际主义精英未能发挥有效作用感到愤怒，这便为特朗普的本土民粹主义敞开了大门。特朗普试图用粗鲁的方式重新定义美国的霸权。例如，他要求北约盟友为美国的防御保护伞支付费用，而这笔资金恰好可以用于美国国家福利。他还大胆提出质问，为什么美国只是惯性地维持着一个陈旧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却是为了对抗一系列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威胁而创建的。这包括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在特朗普眼中，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备受争议，但他领导的只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二流国家”，毕竟俄罗斯与前苏联的全球影响力相差甚远，不会构成同样的威胁。
特朗普下台后，尽管美国的全球防务开支占全球总额的39%，但美国的经济规模却已下降至不到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一。相反，人们仍在就全球参与与孤立主义的观点进行着老套而简化的“非黑即白”式辩论。事实上，美国国内的“厌战”冲动非常深刻。美国自建国以来实际上一直是一个孤立主义国家，竭力避免卷入对外战争。而纵观历史，二战后美国在全球发挥的领导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反常而非常态现象。
特朗普对北约的谴责，实际上源于美国根深蒂固的愿望，即“避免与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结成永久联盟”，这是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对孤立主义提出的标志性的呼吁。沃特海姆认为，“孤立主义”是国际主义者为了让“美国优先”派保持沉默而发明的贬义词，但用华盛顿的话来说，保持“超然和疏离的状态”一直深深根植于美国基因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通常需要一场可怕的灾难才能让美国人摆脱这种状态，二战前的纳粹和日本侵略是这样的“灾难”，911恐怖袭击亦是如此。今天，美国很可能将迎来另一场灾难，而它将横跨世界的多个地区。
尽管如此，美国人实际上并未就华盛顿在长远计划中的所作所为进行真正的战略讨论。当拜登在10月19日发表讲话时，他似乎并不清楚以色列除了“摧毁”哈马斯以外的具体计划。同样地，拜登政府也没有深思熟虑过乌克兰危机的结局。美国乔治敦大学政治学家、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查尔斯·库普查（Charles Kupchan）还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拜登在面对中俄的问题上也没有明确头绪。他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欧洲无法单独应对乌克兰的局势，印太地区也需要美国的存在和引导。到目前为止，拜登在这两个地区以及中东的工作都做得不错。他让美国的大部分力量远离危险，却让其盟友去战斗。”
然而，库普查也表示了更深层的担忧。当拜登在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时，美国“仍然在运作于过去的世界，而不是正在成形的世界。”1990年代的美国是无可争议的霸主，但2023年的世界已不再是原先的模样。如今的世界是一个“权力迅速分散”的世界。对于俄乌冲突而言，库普查表示，“现在是时候转向一种替代战略。这种战略不再太过专注于乌克兰的胜利，而是更加关注缓和局势、停止杀戮并减少资源消耗，因为我们的资源储备已经达到了极限。”
尤其是随着拜登即将进入选举年，美国似乎亟需一个替代方案。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发现，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美国在帮助乌克兰方面做得“太多”了，这一比例自6月份以来已经增加了两位数，而对于对以色列无限制援助的怀疑也在上升。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拜登似乎也意识到，与中国不断升级的对抗也正变得过于昂贵而危险，并非是一项长久之计……
原文标题《战争接二连三，但美国还是不可或缺的“世界警察”吗？》，文章来自公众号“民智国际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