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任何时候都不缺少想造反的人，但他们基本上属于少数派，关键在于当权者给不给机会。

这个机会，其实就在人心，毕竟寻常老百姓都是希望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一旦把他们逼得无路可走，原本那些少数派，往往就变成了多数派。

秦、汉两朝就分属于两种情况。至于背后的原因，则可以理解为“屁股决定脑袋”，是由两朝的政府性质决定的。

首先明确一点：秦与六国之间，也许存在家恨（尤其跟六国王室之间），但绝对称不上国仇；毕竟帮助秦国灭六国的，就是六国自己人。

从商鞅开始，秦国借助源源不断的东方六国人才输入，迈上了持续上百年的强盛之路。商鞅，来自魏国的卫国人；张仪、公孙衍、范雎，魏国人；甘茂，下蔡人，当时应属楚国；蔡泽，燕国人；吕不韦，卫国人；至于李斯，以及帮助嬴政平定嫪毐之乱的昌平君、昌文君，都是楚国人。

而且，上述这些人，大多都不是传统贵族，而是新兴的知识分子“游仕”（所以得名“布衣卿相”）。从商鞅、范雎入秦的过程就可以理解，这些人之所以选择为秦国服务，主要原因在六国自身——传统贵族政治过于强大，那些海量涌现的新兴知识分子难以获得一展所长的机会，甚至还被排挤、边缘化。

因此，秦灭六国，其实是各国人才假托秦国之手，推翻了山东六国的贵族政治。这也说明了，结束数百年的战乱、建立大一统王朝，实际上有着深厚现实民意基础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书把这句话的原创者归为出身底层的陈胜，但也许早就成了那个时代的共识。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彻底推行郡县制，而且“以吏为师”，政府的各级管理人员都不是传统贵族，而是出身各异、来自不同区域的普通人。

萧何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本是楚地沛县的小官，有一年，来自咸阳的朝廷御史莅临泗水郡督查工作，萧何表现极为出色，在考核中名列第一。因此，御史计划回京后就请求朝廷征调萧何。

由此可见，那时的秦朝统治者虽是贵族，但官僚机构基本上打破了阶级、地域界限（连丞相李斯都不是秦人），相对于春秋战国的世卿世禄制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所以，如果说六国人骨子里反秦，显然是不成立的。顶多也就是些遗老遗少怀念自己曾经的特权而已，但在帝国机制运行正常的前提下，他们是闹腾不起来的。

但秦朝的问题，就在于过度消耗民力。也许是出自世代贵族的原因，秦朝皇室对民力的极限没啥概念。秦始皇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直接组织的兵员已达80万，加上后勤运输、土木建设的其他支援人员，总数何止百万？骊山陵墓、阿房宫，又征调民夫70万。而且，这些征调都属于苦役，不能享受到战国时期的“军功爵”，这让人们哪能看到奔头？

更何况，如今是统一的帝国，疆域之辽阔远非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所能比拟。以往人们服役，来往距离短、时间少；如今却要跋山涉水、远赴千里之外，水土不服、气候难熬造成的损失，往往比战争本身还要高。

据史书记载，出于对前路的恐惧，当时的许多人甚至选择了在发配途中吊死路边大树上。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不过是这种民不聊生情况的大爆发。

秦末大起义，虽然成了东方六国复辟的大好契机，但毕竟时代已变。在草根精英的冲击下，以项羽为代表的传统贵族军事集团上演了一番回光返照，最终还是败给了历史发展的大潮。分封制是行不通的，它只会制造无尽的战乱；满足更广大群体利益的大一统帝国才是唯一选项。

相对于秦，虽然同为击败各国贵族后建立的王朝，但西汉的特点在于它的统治集团基本出自平民阶层。除了张良之外，刘邦、萧何、曹参、任敖、申屠、陈平、王陵、周勃、樊哙、灌婴等等基本都出自草根。至于传统贵族，已经在秦末大战中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对于久经战火之后的民心所向，西汉初年的治理者们拥有更直观的理解与感受，因此，连续几任政府，都选择了恭俭无为、与民休息。这既是“作业剧而财匮”客观大环境的需要，也是执政者朴素民本思想的反映。

因此，虽然汉随秦制，汉初的制度、法律一切沿用秦朝，但由于对民力的爱惜，西汉不仅避免了重蹈秦朝的覆辙，甚至还在经济恢复后摸索出了王道、霸道相结合的成熟治理模式，奠定了封建王朝的统治思路。

从这层意义来理解的话，秦朝虽败，但它也是极为伟大的，没有它的基本框架与经验教训，强汉何从谈起？对于汉朝而言，秦朝就是“巨人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