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毛主席率团访问苏联。一天，他在会客室里和赫鲁晓夫谈话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这并非心血来潮，早在1953年，毛主席就提出高层领导“一线二线”制度，目的是提前培养接班人。他自己也想辞去一些职务，“退居二线”。

赫鲁晓夫好奇地问：“有人接替吗？”

毛主席说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刘少奇，一个便是邓小平。

在此之前毛主席就已经做了准备。1952年7月，他把邓小平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岗位上调到中央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邓小平获得快速擢升。1954年4月，他出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1956年9月，邓小平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核心中的一员。

刘少奇长期在中央工作，处理大事的经验丰富，选他作为接班人并不意外。但长期在地方工作的邓小平，为何也会被毛主席选为接班人呢？

老蒋、汪精卫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周恩来、贺龙等人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在此危急时刻，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上，毛主席慷慨发言，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也是在这次会议上，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见到34岁的毛主席。

两人自此相识，以后联系日渐增多，不断密切。这次会面是短暂的，不久毛主席便奉命前往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邓小平则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并第一次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职务。

此后，毛主席带着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上创建了根据地。又与朱德一道杀下井冈山，开辟了地跨赣闽粤三省的中央苏区。

邓小平在上海任职一段时间后，被派往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并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他与李明瑞领导的红7军还转战千里，前往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

1931年8月，邓小平到达中央根据地，担任苏区首府瑞金县委书记。那时毛主席是苏区中央局代书记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正在筹备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他把领导机关迁到瑞金。

邓小平和江西省的领导人一起迎接毛主席和朱德的到来，这也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这天晚上他向毛主席汇报了瑞金局势以及大会的准备工作，毛主席对邓小平的工作非常满意。

但几个月后，毛主席的主张遭到错误的批评，他还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邓小平与毛主席的关系还算不上密切，但他从自己的革命经验中得出判断，认为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他极力为毛主席辩护，反对军事冒险主义等错误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他也坚持抵制错误路线带来的干扰。

百色起义纪念馆

因此，邓小平也受到了牵连，被指责为“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甚至被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数十年后，邓小平谈到这段往事时说：“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我“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他替毛主席辩护，完全是因为认同毛主席的主张。

毛主席晚年仍然记得此事，1972年他在批转给周总理的信上表示：邓小平与其他人是有区别的，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毛主席对他始终有一定的保护。

由于执行错误的斗争路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作战失利，被迫进行长征。那时邓小平已经被老战友贺昌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主编《红星》报。长征时，他随军委第二纵队行动。

由于错误路线未被纠正，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严重，尤其是湘江战役后，出发时8.6万余人的部队仅剩3万余人。

遵义会议前夕，邓小平突然第二次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为何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一是，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因患病无法继续工作。

二是，越来越多的干部对错误路线强烈不满，并向毛主席反映意见。被剥夺军权的毛主席开始有了一些发言权，在他影响下，邓小平出任中央秘书长。

遵义会议，大多数干部支持毛主席，邓小平虽然没有发言的机会，但他内心无疑是支持毛主席的。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对军队的领导权，也在极端危险的困境下挽救了中国革命。

会后，邓小平因负责中央首长的生活、办公以及警卫工作，所以一直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行动。他们一起经历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等艰辛险阻，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邓小平被调往红一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重新回到部队对邓小平来说是重大转折点，此举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家。

青年时期的邓小平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与刘伯承成了搭档。

他们挺进敌后，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缺乏补给的严重困难情况下粉碎了日军的“治安肃正”计划和连续5次“治安强化”运动。

最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这年8月，刘伯承回延安参加会议，129师由邓小平独立领导。后来，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罗瑞卿也要回延安，太行山的重担全部落在邓小平一个人肩上。

基于对邓小平的信任，10月初，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合并。邓小平接替彭德怀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

39岁的邓小平开始独当一面，成了华北敌后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治理地方的水平，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展示。当时太行区进入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

一是连续两年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农田水利荒废，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环境艰苦。

二是日军实行“三光”政策，还发明了所谓“滚铁式扫荡”，对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三是伪军庞炳勋、孙殿英部从太行南部向北进犯，与日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

邓小平结合中央指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生产自救的政策，领导太行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就是在这里，他日后发展经济的思路日趋完善和成熟。

针对农民，他提出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邓小平倡导发展商品生产。他鼓励私人商业发展，要给商人“合法赚钱”的机会。这一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极具智慧和远见的。

邓小平还非常重视科技的发展，看到玉米杂交能够增加产量，他大力推广，并鼓励群众：“我们不要把科学看成什么神秘的东西，科学本身就是实际经验的总结。”

邓小平认为生产任务不应该全压在老百姓身上，部队也要尽量分担。他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提出每人开荒种地2亩的任务。为了提高积极性，还提出了奖惩措施，给予生产模范、劳动英雄100元到200元的奖金。

抗战时期的邓小平

有人认为奖金太高，邓小平表示：“不高，这是劳动所得，又不是贪污，是应该的。”

到1944年，太行军区开垦荒地120042亩，各类收入折合大米9709276斤，基本覆盖了部队的各项经费支出。

不仅如此，太行区还建立了几个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甚至试制成功了迫击炮。除满足自身需求外，还支援了延安大批军事物资。

在军事方面：日军所谓的“滚铁式扫荡”，即从左右两翼将八路军压迫到一条狭长地带，再以重兵从正面冲击。

据陈锡联后来回忆：邓小平领导军民广泛实施游击战争，以内线与外线紧密配合的方针，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粉碎了敌人“滚铁式新战法”

毛主席给予太行区的大生产运动很高的评价，他在复电中说：“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

抗日战争中，129师解放了109座县城。创建了地跨四省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2400多万人口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也从9100余人发展到30余万人，成为当时中共领导的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邓小平为这些成就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邓小平与刘伯承等129师干部

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邓小平作为前委总书记领导了淮海战役。后来又执行“大迂回”战略解放大西南，战功卓著。

最值得一说的，还是在大西南开展的地方治理。大西南解放后，邓小平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担负起了主政大西南的重任。

抗战时期，解放区多为小县城和农村。解放大西南后，多了许多城市，工作与此前有很大不同，更加复杂，也更加考验治理水平。

有部下问邓小平：“仗打完了没有？”

他回答说：“今后大西南的工作，比军事斗争还要复杂，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的。”

邓小平总结，西南主要有三个任务：90万、6000万、60万。

90万是指国民党投诚和被俘虏的部队。要将他们的思想彻底改造过来，成为人民的军队，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军队。

6000万指的是大西南人口。由于历史原因，西南地区非常封闭，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要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土改，发展经济。

60万是指解放军在西南的部队。全国已经基本解放，要将这些英勇战斗的战士变成普通工作队，提高质量，加强纪律建设，以便让他们更好地投入到西南的建设当中。

治理城市，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当时大量国民党散兵上山当了土匪，他们煽动地主“抗粮抗税”，还严重威胁地方干部的安全，使得农村工作难以开展。

西南军区一成立，邓小平、贺龙便发出第一号《剿匪指示》，大批部队投入到剿匪作战中，先后剿灭土匪116万余人，这为接下来的土改工作扫清了障碍。

邓小平视察四川农村

邓小平要求在1951年内基本完成土改任务。土改一实施，落后的封建制度被彻底摧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农业得到快速发展。

在城市面临的任务主要是稳定经济秩序，恢复工商业，这些工作最关键的是要恢复信心。

解放军入城之初，重庆爆发挤兑货币风潮，甚至发展到恢复了以货易货和银元交易。邓小平一边向中央请示，调拨大批纸币空运到重庆；一边取缔银元黑市，打击银元贩子。

仅几天时间，金融挤兑潮就被平息。更重要的是，这向顽固分子宣示了共产党人的决心，也向老百姓证明了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邓小平在西南干了一件大事——修建成渝铁路。这是西南地区第一条铁路干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早在1904年，清政府就在筹建成渝铁路，从民间搜刮了大量财富，却被挪作他用或进入贪官污吏口袋，最终未能建成。

后来军阀混战再到国民党统治，也只完成了14%的基础工程，连一根钢轨都没有铺设。巴蜀人民整整期盼了47年，却没有任何结果。

作为四川人，邓小平跟巴蜀人民有同样的感情。上海刚刚解放时，邓小平认识了陈毅的堂兄陈修和。

陈修和介绍重庆钢铁厂能年产4万多吨铁路钢轨，完全能满足修建成渝铁路的需求。邓小平委托陈修和拟定铁路修建方案并帮忙物色了一批技术专家。

为修建铁路，邓小平向中央申请经费。但刚刚解放，中央政府也非常穷，只能先拨2亿斤大米充当经费。当时西南财政出现很大赤字，各方面必须压缩开支。但邓小平仍明确指示：“铁路要修，其他可以缓办。”

这种果断体现出的是一种先见之明。

为了保障修路顺利进行，邓小平组织了5个军工筑路队，共3万余人，率先投入到成渝铁路的修建工程。在各方面的努力下，1951年9月1日，成渝铁路重庆至永川段开始客运。

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熊克武，过去是称霸一方的四川军阀，他看到铁路建成后感叹地对记者说：

西南解放不到两年，铁路兴工只有一年零两个多月，几十年来人民期望的铁路交通便开始通车了。这是腐朽无能的反动政府与人民政府在实际行动上最明显、最尖锐的对照！

1951年，民主人士梁漱溟等人在四川参加土改后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他们的收获，他给予了邓小平极高的评价：

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

毛主席也大声地赞同说：“梁先生看的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不久，邓小平便被调到中央当成接班人培养。综合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毛主席选中邓小平无外乎两个：

其一，毛主席对邓小平非常赏识。两人有很深的渊源和革命友谊，毛主席对邓小平非常了解，深知他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其二，内因是决定事物本质的根本原因。邓小平有超群的智慧和卓越的地方治理能力，不仅能打仗，更会搞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