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想用一万字写完民国文化，越写越多，于是，干脆分开写。看，光教育就写了一万多字。

1.北洋时期的教育改革。

1912年1月，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下令学堂改称学校、堂长改称校长，废除清朝教科书，废除读经，3月至暑假为第一学期、小学男女同校……7月10日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公布《学校系统令》，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自由平等博爱共和），以实利教育（生产技能、知识）、军国民教育（体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美术、音乐）完成其道德。”规定的学制是：普通教育分为初等小学4年（义务教育）、高等小学3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3年、本科4年；师范教育分为高小毕业后考入师范学校、中学毕业后考入高等师范学校；事业教育分为高小毕业后考入实业学校（乙种）、高中毕业后考入专门学校（甲种）。

1922年新学制。6岁入学，高等小学改为2年，中学改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各3年，高中分农、工、商、师范等科，小学考师范读6年，初中考师范读3年。大学4-6年，取消预科，采用选科制。

2.教育团体。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等，积极推动教育改革。

3.教育思潮。

1】平民教育。1915年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提出要实现“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国家，就必须给人民以各种权利，包括教育权在内，主张贯彻“唯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蒋梦麟等人助成，杜威访华也宣传平民教育。

1920年3月，北大学生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为宗旨，通过露天讲演和刊发出版物形式，在城市、乡村和工厂开展平民教育。同年，晏阳初根据在法国实施华工补习教育经验，先在上海试办，后在民沙、烟台、杭州等地推行平民教育。1922年3月，他在长沙联合各界举行全城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平民学校60多所。1923年6月，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组成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8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一次全国平民教育大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

2】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1917年5月，由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蔡元培、黄炎培、余日章等40余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黄炎培为办事处主任。该社的任务是推行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以为适于生活之准备。定期出版刊物《教育与职业》和《生活周刊》。1919年，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开始注重农村教育问题。

黄炎培，1878年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一个塾师家庭，父母早逝，9岁到外祖父家读私塾，作过百货店的临时售货员、塾师，一面劳作，一面读书和习作诗文。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首届），选学外交科，特班总教习是蔡元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给黄很大影响。学校发生风潮，南洋公学解散，回乡办川沙小学堂。因毁谤皇太后被逮捕，得牧师营救，亡命日本，加入同盟会。江苏独立后，任江苏教育司长。

川沙办学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开始，1904年归来后，办广明小学和广明师范讲习所，与张骞组织江苏学务总会，创办浦东中学和浦东小学。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

辞职以后，黄炎培潜心研究国内外教育学说，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个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广泛接触各界人士，考察美国职业教育。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记录，并结集出版。他的结论是采取实用主义，发展职业教育。

黄炎培于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界实业界名流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黄炎培等48人联名发表《宣言书》、《组织大纲》，提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题之莫大障碍。”“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黄炎培是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

1927年5月19日，黄炎培以“学阀”罪名被通缉，避居大连。后经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蒋介石说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

1939年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参政员飞抵延安。7月2日下午、7月3日晚上、7月4日下午与毛泽东长谈。中共整理成《延安会谈纪要》交他们带回重庆。内容是：“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方面建议：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和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1）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2）政治会议之性质：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3）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一、关于民主改革的紧急措施；二、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四、关于将来国民大会的召集。（4）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5）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

在延安，黄炎培同毛泽东畅谈了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说：“有一次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将在延安的活动与见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8月7日由《国讯》书店出版发行，成了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黄炎培作为民盟9名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参加了施政纲领组的讨论。他主张将施政纲领称为和平建国纲领。1月26日，黄炎培的住宅“菁园”被非法搜查。经中共、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议，国民政府不得不向黄道歉。政协闭幕会上，黄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并发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政协会议后，黄炎培往来沪宁间，协助国共两党南京和谈，维护政协五项协议，抵制国民党一党召集非法国民大会。1946年7月27日，陈立夫派杜月笙劝黄脱离民盟，黄当即拒绝，说：“（一）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脱离民盟，我不能自毁人格。”11月11日，黄炎培为民盟中央起草了《民盟对参加国大问题之态度》：“民盟历次宣言维护政协决议，一切行动以此为唯一依据。同人当竭尽最后一切努力，以求政协决议关于国大开会以前各项手续之完成。完成以后，即一致参加国大，未完成以前暂不参加。”12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员以此为决议拒绝参加国大。接着民盟及黄炎培又谴责了非法国大及其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

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黄炎培拟出民盟总部解散的“善后办法”，黄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月15日发表《我与民盟》一文，说：“民盟已矣，自我发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1948年，中共中央邀请他赴解放区共筹新政协会议。1949年2月15日，经中共地下党安排，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黄乘船离沪，19日抵香港。3月14日又乘船离香港北上抵天津，转乘火车，于3月25日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即去西郊机场欢迎从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共中央人员和毛泽东。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3】生活教育。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歙县，15岁那年，母亲在省城歙州耶稣教堂帮佣，他经常挑菜进城，顺便助母干活。主教兼崇一学堂校长英人唐俊贤，喜爱他聪敏勤快，让他免费进学堂就读，学习优异，提前一年毕业。1910年秋，还是受唐俊贤的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科学习。他任金大学报《金陵光》编辑，他敬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常用笔名陶知行发表文章。1913年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他宣读论文《共和之精义》，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这就是陶行知教育救国思想。

1914年，金陵大学保送他去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1915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为杜威和孟禄的学生，和胡适同学，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1917年获都市学务总监证书后回国，同年9月他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主讲各门教育学科外，经常去市郊作教育调查。

1921年，教育界的三个团体（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任《新教育》主编。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等16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鼓吹“好政府”。1923年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共同倡议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1926年在考察南京燕子矶北固乡小学和江宁县师范等学校时，他发现这些乡村学校不仅教学生读书，并且教学生做事、劳动、做饭，由此得到启示，他提出，乡村学校的教员、校长，要有农夫的身手，教师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办用钱少成绩好的活教育。1926年冬，他拟订了乡村教育计划，着手筹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7年3月15日，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16人。晓庄师范是一所集资的私立学校，上设乡村师范董事会，蔡元培和王云五分别任正副董事长，陶行知任秘书长兼校长。生活教育理论在实践中渐次形成。其代表作有：《从野人生活出发》、《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如何教农民出头》、《平等与自由》、《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等重要文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有用即真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他指出：教学做合一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唯独贯彻在劳力上劳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劳力上劳心的人类。人人在劳力上劳心便可无废人，便可无阶级。

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派兵占领了晓庄师范，陶行知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师生30余人被捕，14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牺牲。陶行知意识到：“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中国革命要得到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

1933年，陶行知在上海组织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先后组成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和他亲自组建的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家庭亭子间工学团和读书班等。

1935年华北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高潮。12月12日，陶行知和沈钧儒、马相伯、胡愈之、邹韬奋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要坚持领土、主权完整，反对华北自治，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等8项救国的主张。1936年5月，他与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7月，陶行知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会后他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访问欧、美、亚、非28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的抗日形势，动员各国人民抵制日货和联络华侨发动募捐救国，历时4年多。1938年回国后，他将从国外捐募所得的物资，经由宋庆龄转送给八路军。

1946年1月陶行知和李公朴等组织民主促进会，陶行知离开重庆到了上海，在上海爱棠新村的朋友家里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

4】乡农学校实验。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生于北京。梁家是名门望族，始祖也先帖木儿是忽必烈的第五子。

父亲梁济比较开明，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地球韵言》来教他，入“中西小学堂”、“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顺天中学堂”学习，1911年中学毕业，任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报》外勤记者，1913年辞去了《民国报》记者，回家潜心佛学，过起了隐居生活。

1916年，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批评古今中外的各家学说，唯独推崇佛学一家”。对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人生问题的探索，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蔡元培邀请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教书，讲授印度哲学。他宣称，“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当时思想文化界围绕什么是东方文化，什么是西方文化，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中国文化的出路是东方化还是西方化等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大都醉心于西学，对东方学无大兴趣，他只好在哲学研究所开办了一个“孔子哲学研究会”。1920年秋，他开始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部分讲稿陆续在《少年中国》上刊载。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了40天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是年秋，演讲稿整理出版。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他“批评东西文化各家学说，而独发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续”，“事的相续”又是“意欲”活动的结果，由于意欲的不同，产生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宇宙间的因果法则。与这种问题相适应，便形成了人类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调和持中”和“反身向后去要求”，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别是西方、中国和印度，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异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书中依据中国的陆王心学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梁漱溟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在理论上不赞成中西文化的互补调和，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事态度重新拿出来”。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经济、思想、学术之“变迁”的考察，得出“世界未来的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结论。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再版5次，盛况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

1924年秋，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新设想”，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但迅即辞职。1927年应李济深的邀请去了广东，实验他的“乡治”计划。所谓“乡治”，“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无果而终。

1929年，梁漱溟北上，一路考察了陶行知的晓庄乡村师范，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办的乡村改进会，晏阳初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办的乡村改革实验区，以及阎锡山的山西地方自治。1930年1月，王鸿一等在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梁漱溟先后出任《村治月刊》主编和河南村治学院教务主任。1930年10月，韩复榘由河南调往山东，梁漱溟等到了山东，他们改“乡治”、“村治”为“乡村建设”。1931年6月，梁漱溟等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从事乡建运动的机关。到1937年山东沦陷，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从文化的角度来阐发乡村建设的意义。

梁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防参议员、参政会驻会委员。1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会谈。1939年10月，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张澜、左舜生、李璜、曾琦、罗隆基、章伯钧等在重庆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蒋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皖南事变后，梁漱溟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以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梁漱溟起草社论，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9名代表之一，主张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内战。他出任民盟秘书长，积极调停两党争端，为国内和平奔走。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梁漱溟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

1949年《中国文化要义》出版，重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分析，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1949年11月底毛泽东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学者之一，遭到一系列的思想批判。1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激烈批评。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27年。

梁漱溟立意写作《人心与人生》，1960年正式动笔，1975年完成，主要讲的是“以理性为体，本能理智为用”的文化心理学。八十年代，梁漱溟重新恢复了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重返大学讲坛。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这些教育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局部的改良改变不了整体的溃烂，不依靠军阀即被通缉逮捕，所以，只有国家进行彻底变革之后，教育才有希望。

1】确立三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国民党党化教育。学校领导必须加入国民党。

2】学区制。蔡元培引进法国学区制，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规

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管理全国教育行政及学术研究，直属于国民政府。下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文化事业、总务、秘书六处。高等教育处主管大学、专门学校、留学、各种学术团体及学位考试等；普通教育处主管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及师资训练等；社会教育处主管博物馆、民众剧场、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公共体育及特殊教育等；文化事业处主管出版、图书馆、文物、教材图书的编辑和审查等；总务处主管文书、会计和职员的招聘及辞退等；秘书处主管机要及院长委办的事项。另外设立大学委员会，以大学院院长、副院长、国立大学校长、副校长为当然委.员，另聘专门学者为委员，为全国最高的教育学术审议机关。同时设立中央研究院，主管学术研究工作，研究院下设观象台、地质调查所、动植物园、社会科学研究听、理化实验研究所等。

1927年国民政府在中央设立大学院的同时，废止各省教育厅，改设大学区。以1省为1个大学区，每省设国立大学1所，以省名为大学名；由国立大学接替原教育厅主管省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区内国立大学校长，负责管理区内一切学术及教育事宜；在校长之下设立评议会为本区的立法机关；设秘书处协助校长办理本区行政上一切事物；设研究院为本大学研究专门学术的最高机关；设高等教育处管理各学院及区内其他大学、专门学校及留学事宜；设普通教育处管理区内公立中小学及监督私立中小学教育事宜；设扩充教育处管理区内农学院及社会教育事宜。

1927年6月，大学区制在江苏、浙江及河北3省试行，遭到各地教育界的反对，1929年8月下令停止试验。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被迫改大学院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独立为中央学术研究机构，直属行政院。教育部下设总务司、高等教育司、普通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蒙藏教育司、编审处及体育、训育、医学、音乐、史地、国语、侨民等教育委员会。恢复各省教育厅，直属各省政府领导。县设教育科，1946年后改为教育局。

3】大力推行6年义务教育。小学生入学最好达到3817万人。

4】大学分为文、理、法、教、农、工、商、医八院，具备三院以上才能叫大学。党义、国文、体育、军训、外国语为公共必修课，其余各校自定。

5】训育制度。先设于中小学，后推广到大学。学潮与反革命无异，罢课集会非法。

6】毕业会考。学校会考、学区会考才能毕业，升级大学必须再次参加考试。

7】高等学校内迁。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北大、清华、南开内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组建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内迁四川；中山大学迁云南；浙江大学迁贵州遵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内迁的有上海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迁四川。豫湘桂战役时有第三次内迁，如河南大学迁陕西。当时，大学学生有3万多人。

8】1944年县设立中心学校，强制推行义务教育，要求达到90%以上。

1】苏区教育。厉行全面义务教育，扫盲。

1933年8月成立苏维埃大学，毛泽东任校长。普通班招基层干部，特别班招区县级干部。马克思主义大学，有新区班、党团班、高级班。中央农业学校，半工半读，农业学校。

教导队、随营学校、短训班。1933年11月，创立红军大学，分指挥、政治、参谋三科，长征到陕北改为抗日军政大学。

还有夜校、星期学校、半日学校、识字班等。

列宁小学5年制，初小3年，高小2年，有全日制、半日制两种。

2】抗日根据地教育。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林彪、徐向前相继任校长，有12 所分校，挺进东北后称东北军政大学。

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培养民政、民运、文化干部，有普通班、高级班，后并入华北联合大学。

鲁迅艺术学院。分戏剧、美术、音乐、文学，培养文艺干部，后并入华北联合大学。

延安大学。由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泽东干部学校组成，培养高级干部。

1939年，陕北公学、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挺进敌后晋察冀根据地中心阜平，有社会科学部、文艺部、工人部、青年部、师范部等，培养敌后工作干部。

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设物理、化学、生物、地矿，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

还有医科大学、俄文学院、民族学院、白求恩卫生学校、鲁迅师范学校等。

陕甘宁边区小学，1939年只有130所，1940年达到1240所，1945年2297所。

3】解放区教育。

为解放战争服务。为迎接解放。

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接收国民政府的教育。

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时间歌颂列强在中国的教育，我实在想不通。

1】教会教育。教会是列强侵华的急先锋，你只看近代那么多“教案”你就知道了，最大的教案就是义和团运动。但是，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这是肯定的。

教会学校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体系完备，为列强培养了许多代言人，胡适就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招收的留学生，终身为美国呐喊。1926年，教会大学学生8404人，占全国大学生总数五分之一。

教会高等学校，如新教教会创办的有兰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合大学、之江大学(之江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和华中大学等。天主教教会创办的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天津工商大学(先后改为工商学院和津沽大学)等。它们最先是为了培养牧师，后来见很多人毕业了并不传教，逐渐转变为综合大学。

2】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随着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展开，教育也提出来了。

1924年4月，中华教育改进会要求政府调查凡外人办学确属侵略者，应勒令停办；外人办学一律注册；要求政府于相当时间里接收外人学校。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教育与宗教分离案》：不得布置宗教或使学生诵经、祈祷、礼拜等；学校对教师或学生无论是否教徒，应一律平等对待。同时通过了《取缔外人在中国办理教育事业案》，认为外人在华办学有四种流弊：（1）外人在中国办学不向中国政府注册是侵犯中国教育权；（2）外人所办学校不合中国教育本义；(3)外人所办学校迹近殖民，有使中国之独立精神被撕去的危险；（4）办学人无意办学，只把办学作为附属品，因此，任意设谋不切中国需要。提出三项解决办法：外人办学应一律向中国政府登记注册；注册后应听从中国政府的监督与指挥；不得利用学校传布宗教。

五卅运动爆发后，大批师生退出教会学校，广州国民政府着手接管教会学校。1927年1月，由美国纽约“万国传道总会”主办的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率先由中国人收回办理。3月，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法科等相继由中国人收回自办。4月，东吴大学改组董事会，由中国人任校长。6月，南京金陵大学也改由中国籍教员维持。教会学校纷纷让步，声称要采用1922年新学制，设置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科；中学除外国语外，一律用中文教学；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管理。

3】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