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我从滕县峄县联中调鲁南区党委国军工作部，负责交际处的工作。原交际处处长是胡大勋同志，他被调到司令部，因此才调我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时的敌我斗争形势是这样，虽然由于国民党军队重点向山东解放区进攻而形成敌我交叉的局面，但国民党原在鲁南地区的地方游击部队已被我们大部消灭。早在1944年，我们攻打张里元的部队，消灭了他的一个团及李友德的一个大队和李子瀛残余。张里元自知没有出路，脱离部队逃到上海去了。剩下的几个大队有的投靠了枣庄的日本鬼子，张里元的第一支队何志斌部投靠了吴化文。与他同时投奔吴化文的还有魏藩三的第三支队及周广伦的一个团。魏周两部驻陶庄，后来也被我们打垮了，魏藩三死在陶庄，周广伦被我们俘虏了。只有何志斌逃脱，实力也没有受损失。

1946年何志斌率部驻临沂城，我鲁南军区司令部派孙鸣岗同志去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了，让他率部驻西集。鲁南军区担心孙鸣岗同志一人在何志斌部力量太薄弱，决定调我前去协助他．我已经做好了起程的准备，不料事情发生突变，由于何志斌经受不住吴化文派遣的特务的诱骗，又背叛了。一天夜里率部连夜逃回临沂城，但没有加害孙鸣岗同志，天明以后，孙鸣岗同志起床以后，一看部队全部跑光，只好回鲁南军区报告。

现在，我被调到鲁南区党委国军工作部，主要任务是做何志斌的工作。我的老领导韩去非同志任国军工作部长，他向我分配了这一任务。他首先分析了何志斌的情况，认为1946年何志斌逃离西集时没有杀害孙鸣岗同志，说明何可能是为了留有余地，还有争取过来的可能。再说，他不是吴化文的嫡系，老伙伴魏藩三、周广伦都被我们消灭掉，他不能不害怕，从这方面讲也有争取过来的可能。同时，韩去非也给我分析了一些不利因素，一是何志斌现在被吴化文委任为旅长，驻军临城（现薛城），实力壮大，可能翻脸不认人。二是我与何志斌几年来打过多次交道，文的武的都干过，何志斌上次没有杀害孙鸣岗同志，并不等于不敢杀掉我。因此，韩去非部长特别嘱咐我注意提高警惕，能争取过来最好，争取不过来，我们总会有机会消灭他。

韩去非先派我去滕县，找县委国军工作部的王守银部长，这项工作由我和王守银部长一块去做，他早已知道这件事，正在滕县等着我。我到了滕县找到了王部长，他很热情。简单地商量了一下，但具体工作方案，没法确定。于是他又找了一个随员，我们三个人一块向临城进发。王部长是滕县人，这一带关系广，熟人多，但对何志斌这个人的情况知之不多，一路上我把何志斌的事向他一一作了介绍。

到了离临城仅几里路的一个叫火头湾的村子，王部长提议就住在这个村里，于是找到了村长。这个村长50多岁，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为商量工作方便，村长就让我们住在他家里，摆上酒菜招待我，席间便商量具体工作方案。村长说你们安心住在这里，弄不准情况绝对不能进城。我说这是当然，首要问题是想什么办法与何志斌取得联系。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想出一个法儿。即派人去临城买盒点心来，买点心时不让商店里把点心盒封好，把标签拿出来。我写封信放在盒子里，再封上标签，然后想法托人把点心盒送给何志斌。商量定妥，便派人去临城买点心，我在村长家里给何志斌写信。何志斌比我岁数大，我兄长称谓，信的大体内容是，首先叙了叙多年来的交往，“夸奖”了他的性格人品，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以及我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面前“美言”过他。接着提到他去年率部起义，我非常高兴，已决定前去西集慰问。不料又率部投靠了吴化文，太遗憾了，接着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已成定局。希望认清大势，投奔革命阵营。信最后写道：“弟虽职微官轻，但受共产党要人之托，愿从中周全，保证保留职衔，享受优厚待遇，望老兄三思，速回音。”信最后签押了我的名章。信写好了，买点心的人来了，于是把信放进点心盒里，封好了标签。村长主动承担送信任务，他说他城里关系熟。时间已是晚饭以后，村长提着点心盒去了临城。我们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晚上10点钟左右，村长回来了。他通过关系见到了何志斌，何见了信没写回信，只写了个收条，他问村长孙立臣在什么地方。村长很机灵，说孙立臣现在在什么地方说不准，不过你只要想和他联系我就有法找到他。我敬佩村长解释得好，没暴露我的行踪。但疑点很明显，一是只写收条，没写回信。二是打听我在什么地方，只字不提怎么联系。根据多年和这些家伙们打交道，几次幸免于难的教训，现在多几个心眼防备他们是很重要的。于是我对王部长及村长说：“第一步计划很顺利办完了，下步看看何志斌有什么反应，然后再商量下步怎么办。不过今天晚上我们不住这里，转移一下，到别的庄去住。”王部长大概认为我胆小，说：“别怕，我这一带很熟，谁家的锅台门朝哪我都知道。我估计不会出问题，就是出了问题也好周旋。”我不同意，说：“我们防备一下不更好吗？今晚必须转移。”王部长执拗不过我，只好同意，但是他又说：“不能走远，头火湾东三里多路的山脚下有个小庄，我们去那里住。”他又说：“山上还有个洞，里面能住人，必要时咱们就钻山洞，万无一失。”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这个“胆小鬼”。不过他也确实对这一带很熟。

进了小山庄，王部长带领着我们共三个人找了一户人家住下。拂晓时，西面传来一阵急骤的枪声，我们赶忙起来跑到村口，一听又没有什么动静了。我们判定枪声是从火头湾传来的。天明以后派庄里人去火头湾打听消息。庄里人回来说，天明前何志斌派兵包围了火头湾，说是抓共产党派来的联络员，没抓住，把村长逮住了，打了个半死，最后把村长的腿砸断了。我听了很震惊，村长为了我们，为了革命，遭了难，几乎送了命。看来何志斌反动到底，顽固不化，不可能争取过来了。我向王部长提议立即撤回，向鲁南区党委回报。王部长不同意说：“很明显，何志斌是对着你来的，因为信是你写给他的。你不知道，我与何志斌也交往过，但他不知道咱俩现在在一块。下步由我出面想法再和他联系一下，有一线希望咱也要争取。”王部长的话说得有他的道理，但争取何志斌我已彻底失望，况且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即是由王部长再与何志斌联系，也应再过上一段时间。王部长不同意，他总是认为我胆小，说：“你要是害怕就先回去吧，我住两天。如果工作还能做，我就通知你回来。”我只身一人回来了，去找韩去非部长回报。

我到鲁南区党委的第三天，传来了消息，王部长遭到何志斌的搜捕，连同随员都被活活烧死在山洞里。

奉命转移

我的“个别党员”关系信已由鲁南三专署魏今非专员转给韩去非部长。何志斌的工作没有做成，韩部长安排我去鲁南区党委党员训练班学习。他给我写了介绍信，要我去找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同志或鲁南行署主任李乐平同志，这是1947年3月份的事情。我去区党委，正好魏部长在家，他看了介绍信对我说党训班停办了。因为形势非常紧张，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鲁南首当其冲。现在正组建后方司令部，准备率非战斗人员和家属突围到黄河北去。领导人员很缺，你就去后方司令部吧。一两天内还走不了，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后方司令部司令员是胡大勋同志，政委是我的侄子孙哲南。我把党员关系信交给了胡大勋同志，他看了以后高兴地说：“我还不知道老孙你是个党员哩！今天咱得喝喜酒。”胡大勋同志的父亲也接到司令部来了，还有李华源的父亲李鸣石。我们几个人一桌，老杜和几位干部家属一桌。吃了晚饭，当夜就向北出发。行至北庄村以北十余里处，侦察班回来报告，说前面发现了敌人，不能再向前走了。这下可把我们急坏了，四周一片漆黑，不见一点光亮，我们几个人也转了方向，分不清东西南北。幸好通讯员到了下面队伍里问了问，找了几个不转向的，带领队伍原路返回。到了杨家泉庄住下，等待天亮。第二天一早，哲南就去区党委回报，请示下步如何办。哲南走后不多久，上级也来了通知，要我们原地待命，我们只好住在杨家泉庄等着。

不几天，区党委来了命令，要我们把家属都安排在附近各个村庄，拿枪的一律到军区司令部报到，听从分配。我被分配到武工队。队长是王玉甫，政委是魏玉华。我把介绍信给他们一看，他们说，你跟着我们不行，我们不是正规部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整天跑路，吃没地方住没窝，还得要保护你这个骑马的，怎么能行？于是他们把我留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吃完早饭，王玉甫亲自把我护送到军区司令部，向粟培元副司令员说明了情况。栗副司令员又另写了一封信，要我去十七团找匡汉球团长。我找到了十七团，见了匡团长，他看了信，问：“我部队这几天天天打仗，你能参加战斗吗？”我说：“能！”于是我就留在十七团。战斗确实频繁，有时一天打十几仗，连饭也吃不上，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几天，司令部突然来通知，要我立即回司令部。

我回到司令部见到了栗副司令员，他告诉我区党委决定还是要突围，不去黄河北，去滨海地区。要我立即准备，后天动身。我便赶快派人去韦湖村接老杜她娘俩。这时我的老朋友司马盈来找我，他听说我要突围去滨海，问我是否需要钱。能不需要吗？只是时间太紧迫，没法筹措。司马盈便拨给我一百元银洋，他也说是因为突围，上级命他把公家在银厂开办的酒店卖掉，这是卖酒的钱。司马盈对我一直不错，他的对象就是我给介绍的，现在估计我急需钱，主动给我解决，我很感激。有了这一百块现洋，我心里踏实多了。我派人把老杜娘俩接来已是夜里三点多钟了。后方司令部原班人马率非战斗人员和家属连夜出发。过了沂河，天已大明。休息了一下，继续前进，到了一个叫巨峰的村子才住下。我和胡大勋司令员的父亲和李华源的父亲为一个伙食单位，待遇优厚，每餐四菜，吃细粮。老杜和司令员的夫人等为一个伙食单位。

不几天，敌人向滨海区发动进攻，我们从巨峰村转移到贾家桃园，这里离海已很近了。在贾家桃园住了不到一个月，敌人又向桃路一带进攻，我们只好继续向北转移。一直到了日照县一个最大的村子坊子镇，这里住了一些部队和日照县县机关。我们一到，他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家家户户都住得满满的，据说全镇住了一万五千多人。吃饭成了大问题，每人每天发给一斤长着绿毛的地瓜干，一匹马发三斤带壳的高粮。从住下，雨就下个不停，一连下了十几天。

1947年的冬季来了，我们还没有过冬的衣裳，请示了分局。不几天分局来通知，要我们把所有的马匹集中起来，去石臼所运布匹，好做棉衣。四科科长代守瑞率领一部分人，牵了二十多匹马去了石臼所，驮回来的都是呢子，什么颜色的都有。计算了一下，每人能裁缝一身。没有裁缝，自想办法。过冬的衣服总算解决了。敌人又向北进攻，分局指示我们向莒南县转移。后方司令部带的东西较多，过公路必须轻装，我们真舍不得把公家的东西丢下。合计了一下，决定个人的东西尽量少带，送给当地老百姓，公家的东西尽量多带。结果我把在峄县城分给我的一件战利品鸭绒被也留给房东了。胡大勋司令员“哎呀”了一声说：“太可惜了。”我说：“谁用都是用，这本来就不是我的。”

我们连夜急行军，到达了莒南县孟家庄子住下，这里比较安全。这时正执行“**路线”，村村都开展斗争地主的大会。斗地主时天热让地主穿上皮袄，天冷时穿上单衣，吊在木杆上，这杆叫做“望蒋杆”。下边的人问地主“看见蒋介石了没有！”如果地主说“没看见”，就继续往上拉。如果说“看见了”，就一松绳子，把地主摔下来。开斗争会时，我们也去参加，回来后还要分组讨论。我们组里有胡大勋司令员和他父亲，有李华源的父亲及代守瑞、丁广英等几位科长。第一次参加完斗争会回来讨论时，胡司令的父亲第一个抢先发言。老头唉声叹气，说这个斗争法不是硬逼着地主向敌人那边跑吗？胡司令一听他父亲说这样的话，急了，赶忙把我叫出来，要我给他父亲做做工作，发言要有分寸，绝不能乱说。于是我把胡司令的父亲喊出来，刚劝说了几句，老头火了，说：“我不发言了行不？从今往后我什么言也不发，行不？”说完气得转身回屋去了，这老头的性格很倔。这种形式的斗争会一直持续到1948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