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两朝从公元420年到502年，共计83年，历16帝，每位皇帝在位时间平均只有5年多一点。在位时间最长的是宋文帝刘义隆，在位30年，其次为宋孝武帝刘骏和齐武帝萧啧均在位11年。这一时期的很多时候，政局非常动荡，皇位更迭频繁，内部残杀激烈，统治者尔虞我诈，荒泽无耻，出现了很多昏君、暴君和淫君，百姓朝不保夕，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与东晋前期相比，刘宋和萧齐在政治生活方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高门士族的衰落、寒门士人的崛起以及君权的回归。
在中央官制中，最高权位是所谓的三公。在东晋时期三公由高门士族或者皇族成员把持，但是到了萧齐，三公不再是高门士族的专属物，到齐明帝萧鸾时期，寒门出身的王敬则和陈显达均被拜为三公，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高门士族没有一人位居三公高位。这充分说明了寒门的兴起和高门的没落。
南北朝时期是从秦汉时的三公九卿制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之间的过渡期，在刘宋初期保留了东晋录尚书事一职，但由于录尚书事权力过大，在宋文帝刘义隆清除刘义康之后，继任的刘义恭不再贪恋权力，到孝武帝时期，废除了录尚书事一职。随着录尚书事的废除，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省的权力也有所变化。尚书省的首脑尚书令和副手尚书仆射逐渐被人公认为宰相，尚书仆射下面又设立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尚书左丞负责宗庙祭祀、选用官吏、弹劾不法等，尚书右丞负责仓库保管等，显然，尚书左丞的位置要比右丞重要。尚书左右丞下面又有尚书都令史，职位虽低但也非常重要。
刘宋时期，尚书省下设六曹（六部）;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都官，六曹首脑是尚书、尚书下设尚书郎，负责各曹的具体事务。中书省贴近皇帝、起草诏书而在魏晋时期就掌握了实权，到了刘宋前期，中书省的首脑中书监和中书令都成了荣誉头衔，实权掌握到了他的下属中书侍郎手里;到刘宋中后期，中书侍郎进而也成了荣誉头衔、起草诏书的实权又转至更低级的中书通事舍人（七品）手里。这些人全部出身寒门，却是人主的近臣，权力非常大，出现了"寒人掌机要"这一现象。刘宋废帝时的戴法兴有"真天子"之称，萧齐时人称∶"宁可拒至尊之敕，不可违舍人之命。"都说明了这一点。门下省在刘宋时期包括三个部门∶侍中省、散骑省（改为集书省）和西寺，其中散骑侍郎逐渐成为清闲之职，而侍中则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并负责下达。
在地方上，都督兼任刺史已经成为常态。假黄钺为最高，但非人臣之职;依次为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使持节最高，其次为持节、假节。州下面有郡（王国）、县、乡、亭、里，其中，郡的长官为太守，王国内为内史;大县为县令，小县为县长;五家为伍，二伍为什，十什为里，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设置了平越中郎将、南蛮校尉、西戎校尉、宁蛮校尉、南夷校尉，等等。在地方权力的控制上，刘宋和南齐都施行了行事和典签制度，他们多以皇帝的亲信充任，掌握了地方的实际统治权，并充当皇帝的耳目，平时对刺史管理很严。
在用人上，州所举的秀才大多还是士族，但郡举的孝廉寒门人士逐渐增多，并且，刘宋皇帝开始重视所举秀才、孝廉的真才实学，宋武帝刘裕曾亲自组织对策考试，宋明帝更是明确规定，对于五个问题都回答正确的为上等;答对三四个的为中;答对两个的为下，均可任官;答对一个或者一个都没有答对的，要遣返回家。
农业是古代中国经济的基础，宋齐皇帝也都对农业生产比较重视，奖励垦荒，招集流民，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发展。南朝自东晋以来，不少豪强抢占无主土地，这种圈占土地的行为虽然减少了政府的收入，但是，对于江南的开发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限制占田，刘宋和萧齐政府曾多次颁发命令，规定根据官品确定官员的占田限额。比如，在刘宋孝武帝时期，尚书左丞羊希曾上书，颁布了所谓的占山格。又如、齐高祖萧道成曾下诏严格限制诸王和两宫以下占山封泽，等等。
由于豪强圈占了大量土地，客观上需要占用与之相适应的人户。西晋时期，一般民户的户口叫作黄籍，作为官府征收税赋的依据，到了东晋，由于中原人户大量南下，这些人的户籍叫作白籍，他们是东晋政府为了吸引中原人南下而设立的不用交税的户口。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到了东晋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多次进行土断，将白籍纳入黄籍。经过历次严格的土断，白籍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是，到了宋齐时期，由于内乱频仍，又出现了大量黄籍人户逃亡、假装生病、托名入道等现象，人们通过这种做法来达到逃避官府劳役的目的。刘宋和萧齐政府为此深感头疼，又多次进行检籍，但由于措施过于严苛，从而引发了唐寓之之乱，检籍工作无果而终。
宋齐的赋税劳役制度大致包括∶ 田租、户调、杂税和劳役四种。田租按口征收，每人每年要交纳五石税米，后来，又可以让百姓以杂物折抵租米;户调，从宋孝武帝开始，改过去交纳绢为每户每年要交纳四匹布;在征收租和调的同时，政府还向百姓征收各种临时性的税赋;政府还规定百姓必须服劳役，全丁每年要服二十天劳役。
当时的农作物种类相当多，北方的一些旱地作物比如小麦、粟等农作物开始在南方种植，这使得南方农作物品种从单一的水田作物向水旱田作物兼有转变，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宋齐的手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的手工业门类大致有以下七种∶造船、冶铁、制盐、纺织、造纸、制陶、制茶。
南方的商业也得到了发展。随着观念的转变，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踊跃经商牟利。如刘宋的沈庆之、萧齐的柳世隆，甚至豫章王萧嶷也曾要求朝廷允许自己学习经商以养活自己。商业的发展，让建康、京口、江陵、成都等地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商业发达，三吴之地甚至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
商业的发展对钱币提出了要求，但是，在刘宋时期出现了钱荒，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宋文帝元嘉七年，曾下诏铸造四铢钱，到孝武帝孝建时期又下今铸造比元嘉四铢钱更薄小的四铢钱。由于钱币薄小，盗铸行为屡禁不止，致使物价大幅上涨。永光元年、又改铸形制更小的两铢钱，盗铸之风更加猖獗，有的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根本不能使用。到宋明帝时期只得废止了这些钱，专用古钱币。经过这一番折腾，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原点，钱荒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萧齐建立以后，高帝萧道成曾打算整顿币制，还未来得及实施，他就去世了。齐武帝萧赜永明八年，又打算在南广郡城西汉邓通铸钱的旧矿铸钱，但终因费用太大而作罢。因此，整个宋齐时期钱荒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宋齐儒学是一种玄学化的儒学。这种儒学继承了东晋清谈的学术风尚，不看重儒家经典的章句，而注重对儒学精神言简意赅的阐发。刘宋元嘉时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元嘉十五年，宋文帝征召雷次宗到京师鸡笼山设立儒学馆，次年，又以丹阳尹何尚之设立玄学馆，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设立天文馆，司徒参军谢元设立文学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国学分为专科教育。
南北朝时期，是文字靡丽的时代。在刘宋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一是笔记小说;二是山水诗歌，笔记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临川王刘义庆主持撰写的名著《世说新语》，山水诗歌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
刘宋时期史学的最大成就是范晔所作的九十卷《后汉书》和裴松之给陈寿《三国志》所作的注。范哗的《后汉书》语言简洁、准确，叙事详尽，尤其是传论写得十分精到，抒发了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的注，引用了大量史料，补充了很多历史事件、通过注能够全面了解很多事件的原委，他的注本身就是一部内容丰富、价值很高的史书。萧齐时期，史学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沈约完成的一百卷的《宋书》。另外，与史学相关联的学科，比如家谱学、目录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比较著名的是王俭的《百家谱集》具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他的《七志》是目录学的代表作。
宋齐时期，南方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僧侣人数和寺院数量都有所增加，宋孝武帝时期，朝廷最终确定了僧侣见到皇帝要跪拜的制度，解决了沙门见到王者敬不敬的问题。从宋武帝刘裕开始就对僧人十分尊重。据《高僧传》的记载，刘裕西征长安时就带着智严、慧严等法师随军。此后的宋齐诸帝也都对佛教比较尊崇，热衷于建造寺庙、塑造佛像、举办法会等。在刘宋初年，慧远的弟子竺道生一改渐悟说，倡导顿悟成佛的学说，这一学说到了隋唐经过慧能的发展，形成了在中国具有很大影响的禅宗流派。
在书法艺术方面，刘宋时期羊欣的真书，孔琳之的草书，范晔的篆书，萧思话的行书都为一时之冠，其中羊欣的真书深得王献之书法之意，当时就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的说法。在绘画方面，这一时期主要是人物画，山水画也有所发展。到南齐时期，谢赫写了系统总结过去绘画成就的理论著作《古画品录》，把魏晋到南齐的二十七名画家分成六品，逐一评说，并提出了六法绘画理论，在我国绘画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在饮食方面，宋齐时期江南的主食除了传统的稻米，兼有原产于北方的旱地作物;菜肴还是以水产品为主，主要有鱼、蟹等。由于这一时期，"人独为贵"的呼声很高，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古代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因此，上流社会的人们对于饮食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朝常见的饼是蒸饼、胡饼等，也有直接将麦粒下锅煮成麦饭的，但由于南方人习惯吃米饭，因此，以吃麦饭为廉洁。果品主要有橘、瓜、荔枝、槟榔等。
在服饰方面，追求着装的舒适和优雅，宽衣博带，长袖高冠，脚踏木屐，为当时的风尚。在宋齐时期，除了正式场合的冠之外，还有不少便帽，皇帝的便帽以白纱帽为典型。
宋齐时期的坐卧用具主要有床、榻、胡床、小床、几等。榻是比床短的一种坐卧用具，既可以坐，又可以卧，类似躺椅。胡床，为折叠椅或马扎，来自西域，因其携带方便而受到广泛使用。小床，是仅供一人坐卧的用具。
宋齐继承了东晋乘坐牛车的习惯。一方面是因为南方缺马;另一方面是宋齐恐怖的政治氛围，让士大夫们不愿练习骑马，以免引来杀身之祸。在这一时期，人们还喜欢坐肩舆（轿子），轿子最初是在两个长竿中间放置一把椅子，没有遮盖，由两人抬着、隋唐以后逐渐演变成后来的轿子。
在婚丧嫁娶方面，宋齐时期对于原来严格的士庶不婚有所突破。这是因为，宋齐皇室都是出身庶族，他们的很多功臣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在东晋中期以前一直炙手可热的门阀士族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他们中间的少数人也开始攀附权贵，谢脁与王敬则之女之间的婚姻就是如此，但是，社会主流还是恪守门第传统的。在丧葬方面，刘宋开国以后，宋武帝刘裕即提倡节俭，齐高帝和齐武帝也都主张薄葬，与薄葬并行不悖的是，当时的人们都重视相墓，以求死者死后灵魂的安宁和对后代的护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