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下旬，一场突如其来的降水，困住了渭河两岸29万人。

当时，渭河水肆虐地倒灌流入罗纹河中，38.9万亩良田被淹。

闻讯赶来的部队官兵们立马展开搜救。

直到9月11日傍晚，罗纹的西堤决口才被成功堵住。

随后不久，一场世纪大辩论爆发，陕西和河南二省开始唇枪舌战。

陕西15位人大代表联名，要求废止三门峡水电站。

渭河某县长薛东江更是大怒：我迟早要把三门峡水库给炸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渭河平原遭强降雨被淹，和三门峡水库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事情还要从1938年开始。

1938年，日军压境，上海、南京、徐州接连沦陷，蒋介石向中原地区转移。

为阻止日军进犯，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

一时间，沿岸40余县遭到水患，80多万国人被淹死。

紧接着，饥荒出现，威胁到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民。

这时候，人们都深刻的认识到，洪水的威胁始终如影随形，不仅会对沿岸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还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饥荒问题。

因此，解决洪水问题，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人的粮仓。

那么如何解决洪水问题呢？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就已经开始对三门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他们深知，在这里建设一座大型水库，对于有效地控制洪涝灾害，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领袖以及众多的专家学者们，经过了长达八年的深入考察和热烈辩论，终于在1957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在三门峡建设一座宏伟壮观的大坝！

然而，正当这项伟大工程即将启动之际，陕西省却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

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明了：

为了这座大坝的建设，陕西人民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七十万人口需要背井离乡，大片肥沃的土地也将被淹没。

但是，启动这一项目的负责人却说：

三门峡，处于黄河的心脏地带，扼守着在黄河中游，是水流调控的关键所在。

这里水流湍急，携带着大量的泥沙，不仅塑造了独特的地貌，也蕴藏着巨大的水力发电能量。

此外，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未来还将有小浪底等水库相继建成，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水资源调控网络。

届时，黄河将被赋予更加科学的管理，帮助整个黄河流域的和谐与平衡。

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只是整个黄河治理工程的第一步。

尽管陕西人民对失去家园和土地感到痛心，但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国家的决策。

1957年4月，中国有史以来最气势磅礴的宏伟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宣告开工！

这是一座令人瞩目的重力坝，主坝高度达到了惊人的103米之巨。

其水库水位在满储状态下高达360米，总库容量高达360亿立方米。

预计总投资40亿元人民币。

那时，人们对这座大坝充满了期待，他们期望这座大坝能像一位英勇的战士，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水患这个困扰中原大地千百年来的难题，成为中原大地的守护神。

然而，现实往往比理想更加复杂多变。

大坝建成之后不久，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

黄河，以其蜿蜒曲折、携带大量泥沙而闻名，每年约有16亿吨泥沙随波逐流，占到了全球河流输沙量的9%。

这些泥沙在三门峡大坝前被拦截，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游逐渐积累，形成了河床的显著抬升。

岁月流转，泥沙在大坝前不断沉积，渭河河床随之抬升，20年间竟上升了3至5米。

在某些河段，河床高于周围平原，形成了令人胆战心惊的“地上悬河”。

渭河，这条关中平原的生命线，转瞬间变成了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旦决堤，西安及整个关中平原都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

陕西省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长期以来，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运营，虽然对下游地区如河南和山西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对陕西而言，却似乎成了一种牺牲。

渭河水患的加剧，不仅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陕西人民对三门峡大坝的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高涨。

他们认为，随着黄河下游小浪底等水库的相继建成，三门峡大坝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因为，三门峡大坝不仅未能带来预期的福祉，反而成了制约陕西发展的枷锁。

除了洪水的威胁，泥沙的淤积还导致了关中平原地下水位的上升，进而引发了土地盐碱化的问题。

从1960年到1990年，短短30年间，渭河两岸的土地变得贫瘠，40万亩曾经的良田变成了盐碱荒地。

农民们站在自己曾经辛勤耕作的土地上，心中充满了无奈和辛酸。

而在大坝的另一端，河南和山西的人们却享受着大坝带来的利益。

他们感激这座大坝，因为它不仅守护了他们的家园，还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动力。

两相比较，陕西人民的心情更加复杂。

特别是2003年的水灾，将这一不满情绪推上了高潮。

陕西15位人大代表联名，要求废止三门峡水电站。

渭河某县长薛东江更是悲愤：迟早要把三门峡水库给炸掉！

面对这一指责，三门峡人感觉很委屈。

2004年9月，三门峡市长绕过了常规的行政层级，直接将一份长达5000字的紧急报告呈递给了国家水利部。

这份报告中，他们用直白而迫切的语言表达了一个核心的忧虑：

如果失去了三门峡水库，三门峡市的人民将面临生存的危机。

在他们看来，三门峡水库不仅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维系着整个城市生活命脉的存在。

没有了水库，他们担心庄稼将无法灌溉，工业将缺乏水源，甚至日常生活用水都会成为问题。

大战一触即发。

92岁的张光斗院士和钱正英院士出山，支持陕西人们的建议，废弃三门峡水电站。

眼看陕西省的建议得到了支持，河南政府着急了。

10月，河南32名人大代表联合起草了一份报告。

报告里面，他们用详尽的数字和逻辑，算了一笔明白的经济账。

最后，他们还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难道每年2亿的发电收益就这样放弃吗？

如果大坝不复存在，那90万的居民和6万亩的土地又将何去何从？

一旦大坝被拆除，这些居民将如何重新安置自己的生活？

可以说，双方都不退让，各有各的立场。

最后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

陕西输了。

因为，三门峡水电站至今还屹立在黄河畔。

那么，河南到底是如何说服陕西的呢？

一开始，陕西人说，三门峡大坝是引起渭河平原泥沙堆积的重要原因。

但是河南人不承认。

他们说，黄河里水少沙多，三门峡大坝在这里，不仅是个拦截泥沙的屏障，更是一个调节器，能够按照环境的需求有序地进行排沙，再将泥沙转化为可利用资源。

也就是说，虽然小浪底等水库修成了，但三门峡仍旧担负着存蓄洪水，守护下游安全的重任，依旧是“万里黄河第一坝”，并非毫无作用。

一方面是陕西渭河平原人们的利益，一方面是黄河中下游人们的利益。

最终，陕西人还是像67年前一样，做出了让步。

而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让步。

早在建大坝之处，就有超过十位专家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

他们预见到了大坝可能引发的严重泥沙淤积和大规模的移民问题，但这座大坝最终还是建成了。

从建国前夜开始，国家就反复收到关于修建三门峡大坝的提议，但因为预计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口迁移，这些提议一直未能通过。

然而，苏联专家组的到来，为大坝的建设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

他们坚持认为，为了获得一个能够有效调控洪水的水库，牺牲土地和迁移居民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观点在国家决策层面引起了重大影响，许多人的态度开始转变，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迅速被提上了日程。

这一决策意味着将有333万亩的土地被淹没，90万人需要离开他们的家园。

苏联专家的影响力和中国对解决黄河水患的迫切需求，共同推动了大坝的建设。

周总理后来也承认，当时的决定有些仓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苏联专家也指出了大坝的潜在风险，特别是泥沙淤积问题，他们警告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减沙措施，水库可能在几十年内被泥沙填平。

但当时的许多中国水利专家持有乐观态度，认为通过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持，可以减少泥沙的产生。

尽管有清醒的声音，如黄万里和温善章所强调的淤积问题和对关中平原的担忧，但这些声音并未能阻止大坝的建设。

他们提出的降低水位和保留导流底孔的建议，虽然得到了陕西省的支持，但最终导流底孔还是被封闭，导致水库运行不久后便出现了严重的泥沙淤积问题。

到了1964年，情况已经十分严重，陕西和国家领导人都感到了紧迫性，甚至提出了炸毁大坝的极端方案。

但是，依旧有人以“大局为重”劝再考虑考虑。

当时周总理都罕见批评：

“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的坏现象呢？”

可是，考虑到大坝的巨大投资和已有的效益，最终选择了折中方案，对大坝进行了改建，以减轻泥沙淤积问题。

尽管经过改建，三门峡大坝的效益有所降低，但它在小浪底大坝建成前，确保了黄河没有发生决口。

如今，再来讨论三门峡水库的是非功过，已然没有了任何意义。

因为，这不仅水利技术之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地方利益之争。

如今，如何将水库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