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中国之殇。这场战争的失败让全国哗然，从而在政治、文化各方面引起了一番震动。可是，在整场战争中，有些将士直至今日仍然被传颂，可也有些人明明为国殉难，却被抹黑成了卖国贼，蒙受不白之冤。丁汝昌就是其中之一。
丁汝昌（1836年11月18日——1895年2月12日），原名丁先达，字禹亭，号次章，安徽庐江县石头镇人。清朝晚期将领，官至北洋水师提督。
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庐江县石头镇，家境贫穷，幼年曾入私塾三年，自十岁起失学，在外做工补贴家用。
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此时丁汝昌仅十五岁，只能在豆腐坊当学徒为生。
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被征入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部下。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太平军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湘军投降。但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些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程学启、丁汝昌每战在前，作战勇猛，在安庆之战结束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李鸿章
同治元年（1862年）3月，李鸿章奉命组建淮军，程学启、丁汝昌等安徽人划入淮军前往上海驻守。同年8月，名将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其麾下，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丁汝昌跟随刘铭传与捻军作战。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被清廷剿灭，丁汝昌因功被授为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被迫解甲归田。
光绪五年（1879年），家居数年的丁汝昌前往天津投靠已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李鸿章知其与刘铭传有矛盾，故将其安置在正在筹备中的北洋水师。期间，正在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多次向李鸿章索要丁汝昌，均被李鸿章拒绝。
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李朝京城爆发壬午兵变，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李朝，抵达仁川后，发现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回天津搬兵支援。七月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余人往李朝登陆。七月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李朝大院君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李朝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为其请功，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任天津镇总兵。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因沙俄觊觎永兴港，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永兴港附近海面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随后到海参崴附近巡视，威慑俄军。
因定远等铁甲舰在长期航行后需要涂油维护，此时旅顺港尚没有建造完成，于是丁汝昌决定率前往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保养。8月1日，当定远4舰在长崎码头靠岸时，引起日本的艳羡、妒恨。8月13日，北洋水兵休假上岸购物时与日本警察及浪人发生冲突。北洋水兵直接将定远舰12寸巨炮对准了长崎市区，最终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长崎清国水兵事件”被日本视为奇耻大辱，定远舰也成为日本心中的噩梦。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北洋海军正式建军，丁汝昌为海军提督。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看到日本海军在疯狂购舰造船，心知日本必然是中国心腹之患，回国后多次上书购买新舰，增强北洋海军实力，以防日本，但未被采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朝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和日本都派兵赴李朝，日本蓄意挑起战争，但李鸿章以准备不足为由要求尽力拖延。
六月二十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清政府被迫向日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在完成护航任务后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随即爆发了黄海海战。战斗历时5个多小时，北洋舰队沉毁5舰，伤4舰，日本联合舰队重伤4舰。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因此丁汝昌被革职留用。
爱新觉罗・载湉
丰岛海战后，丁汝昌便做好了与敌决一死战的准备，他命令各舰仅留一艘舢板，可燃物品、装备一律拆除。这种破釜沉舟的表现，足以证明丁汝昌之勇。而在大东沟海战失利后，丁汝昌却受到了“怯战”的指责。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1894年11月26日），光绪帝下旨：“丁汝昌着即革职，仍暂留本任，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第二天，60多位御史言官上书，集体要求诛杀丁汝昌。他们还怂恿皇帝：“事宜密速，以防该提督线索潜通，预谋逃叛。”第三天，山东巡抚李秉衡也上了密折，称不立即诛杀一两名海军主将，不足以震慑军心。
在朝廷言官的屡次弹劾后，光绪帝要丁汝昌到刑部治罪，在李鸿章和北洋海军将士的苦谏下，光绪帝才又降旨，令丁汝昌戴罪督阵。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光绪二十年除夕（1895年1月25日），丁汝昌收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的劝降信。丁汝昌未作任何答复，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将劝降信转寄给李鸿章，表示绝不降敌，誓死作战到底，由于威海卫陆地炮台全失，刘公岛成为孤岛。
此时，丁汝昌已为自己打造好棺材，决心“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在困守刘公岛的过程中，他先在“定远”上指挥作战，“定远”被鱼雷击中后，他又转移至“镇远”继续指挥 。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光绪二十一年元宵节（1895年2月9日），冒着日军枪林弹雨，丁汝昌登上“靖远”，站在舰首主炮炮位旁亲自督战，靖远被击沉后丁汝昌落水，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1895年2月8日），一些海军官兵离舰上岸，大批陆军也离开炮台，岛上发生了哗变。这些哗变官兵连同岛上百姓千人来到海军公所门前，“哀求生路”。丁汝昌向军民承诺：“若十七日救兵不至，届时自有生路。”光绪二十一年元宵节（1895年2月9日），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的制高点摩天岭，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大寺安纯为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三天后等来了援军西撤的消息，北洋海军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
日本侵略军企图消灭北洋舰队，以迫使清政府在最屈辱的条件下求和，是准备了两手的：一手是用兵力战胜，一手是用书信诱降。可是，它五次全力进攻都被击退，第一手没有奏效。那么，它的第二手又如何呢？
早在日军登陆龙须岛之前，伊东祐亨即策划对丁汝昌实行诱降。先是，伊东祐亨派其参谋长海军大佐鲛岛员规到金州，向日本第二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大山岩提出诱降丁汝昌的计划。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四日（1894年12月10日），伊东祐亨又亲自往访大山岩，商谈诱降的具体办法。光绪二十年腊月二十四日（1895年1月19日），即日军登陆龙须岛的前一天，大山岩派军司令部参谋步兵少佐神尾光臣等，携带劝降书到松岛舰交给伊东祐亨。这份劝降书是根据大山岩的授意起草，由伊东祐亨署名的。
劝降书炮制出来后，一时无法递交。直到1月25日，伊东祐亨才委托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裴利曼特转交给了丁汝昌。
伊东祐亨为什么要对丁汝昌进行诱降呢？没有别的，是因为他觉得丁汝昌有接受劝降的可能性。首先，伊东祐亨自认为丁汝昌跟他有“私交”，并且一贯对中日两国关系抱持重态度的。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间，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操巡至海参崴回航，折赴长崎进坞修理。因北洋舰队水手与日捕发生口角，日捕寻衅，因而发生杀伤中国水手多人的事件。当时总教习琅威理“力请即日宣战”，丁汝昌不同意这种轻率作法，坚持按法律程序解决，避免了两国间的一次武装冲突。
丁先达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日本邀请北洋舰队到日本进行访问。毫无疑问，其目的是观察北洋舰队的实力。当时，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艘主力战舰到日本东京，含有表示友好和制止日本扩张野心的双重意思。丁汝昌在赠日本友人的一首七律中写道：“同车合书防外侮，敢夸砥柱作中流”。便委婉地规劝日本当局不应觊觎中国。但是，伊东祐亨却把丁汝昌的持重态度视为害怕日本。
其次，伊东祐亨以为用个人的恩怨得失可诱使丁汝昌背叛祖国。丁汝昌当时的处境确实是很困难的，各方面的责难纷至沓来，后竟被朝廷递职，又要逮京问罪。
丁汝昌在一封信中便透露了自己进退维谷的艰难处境和愤慨心情，他说：“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不暇过计也。”对丁汝昌当时的这种处境，伊东祐亨当然是了解的。他之所以决定要对丁汝昌进行诱降，其原因就在于此。
伊东祐亨在劝降书中，先是大谈其“友谊”：“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斯书，询发于友谊之至诚。”继则谓清政府“不谙通变”而致败，“固非君相一己之罪”，对丁汝昌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劝其不值得为之而死战到底，而应待诸将来。最后，指出投降仅是权宜之计：“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愿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
这封信极尽劝诱之能事，伊东祐亨自以为是足以能打动丁汝昌的。但是，他的估计完全错了。丁汝昌接书信后，说：“予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 坚决地拒绝了敌人的诱降，并将此书上交李鸿章，以表示自己的抗敌决心。日本方面的，第一次诱降失败了。
但是，伊东祐亨并不就此死心，仍然幻想有一线的希望，于是等待时机继续进行诱降。2月3日，威海卫城及南、北两岸炮台全部被日军占领，刘公岛成为一个孤岛，北洋舰队已陷入重围之中，局势愈益险恶。伊东祐亨以为诱降的机会又来到了。2月4日，日军停止了对威海港的进攻。而恰在这时，裴利曼特再次要求进港会见丁汝昌。得到允许后，裴利曼特乘坐英国统领差船拉格兑号由镇北舰领进港内。但是，裴利曼特第二次做说客，也同样地遭到了拒绝。
事实上，丁汝昌早就抱定了誓死战斗的决心。丰岛海战后，他即对其家人说：“吾身已许国！”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后，丁汝昌将海军文卷全部妥送烟台，以防万一，并对李鸿章表示：“惟有船没人尽而已。” 即使在清政府下令“拿交刑部治罪”的情况下，他以民族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仍然“表率水军，联络旱营，布置威海水陆一切” ，因而赢得了海陆两军广大将士对他的信赖。
日本侵略军头目大山岩和伊东祐亨看到硬攻攻不下，诱降又不成，便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以消耗北洋舰队的力量，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此后，日军每天海陆两路轮番轰击刘公岛和港内的北洋舰队。
2月8日天明后，日军即开始炮击刘公岛及港内北洋舰队。刘公岛上的水师学堂、机器厂、煤厂及民房均遭毁伤。此时，港内北洋舰队的战舰仅余镇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五艘，虽竭力还击，终究寡不敌众。炮战中，靖远舰中弹甚多，“伤亡四十余人。” 丁汝昌感到情况危急，单凭刘公岛一座孤岛势难久守，当时唯一的希望是陆路有援军开采。他相信，只要陆上援军来到，水陆夹击，则刘公岛之围立即可解。因此，他派了一名可靠的水手怀密信凫水到威海北岸，潜去烟台向登莱青道刘含芳求援。
在这危急的时刻，北洋舰队中一部分洋员却在刘公岛上的俱乐部里开会。他们认为“图谋恢复已不可能，乃派人向丁汝昌说知。”所派的人就是原定远副管驾英人泰莱和陆军教习德人瑞乃尔。当事人泰莱回忆此事经过说：“瑞乃尔与余以夜二时往见提督，说明现在之境地，并劝其可战则战，苦兵士不愿战，则纳降实为适当之步骤。” 他们还以“保全兵民”为名，把话说得非常娓娓动听：“事势至此，徒多杀生灵，无益也，请以船械让敌，兵民尚可保全。” 这次劝降虽由泰莱、瑞乃尔二人出面，背后策划的则为总教习英人马格禄和美人浩威。另外，北洋海军威海营务处提调道员牛昶昞，也参加了洋员们的策降活动，并“与之商量办法”。但是，丁汝昌坚持民族立场，决不动摇。他严词拒绝泰莱等的劝降，说：“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他还向全军将士发布命令：“援兵将至，固守待命！”
北洋舰队“苦战无援” ，处境越来越困难。2月9日天明后，日军又发动第六次进攻。其大小舰艇四十余艘全部开到威海南口外海面上排列，以战舰在前开炮，势将冲入南口。同时，又用南北两岸炮台夹击。“北岸皆子母弹，纷如雨下；南岸皆大炮开花子、钢子”，“岛舰共伤亡一百余人。”丁汝昌亲登靖远舰驶近南口，与敌拼战。刘公岛诸炮台也始终“欣然发炮。” 在激烈的交战中，黄岛炮台“击毁鹿角嘴倭大炮一尊，刘公岛炮台击伤倭两舰”。但战至近中午时，靖远舰被皂埠嘴二十八公分口径大炮击中，“弁勇中弹者血肉横飞入海”，丁汝昌和管带副将叶祖珪仅以身免。靖远舰中炮搁浅，使北洋舰队的力量更为削弱。
2月10日晨四时，忽降大雪。日本鱼雷艇四艘乘雪偷进威海北口，被北洋舰队发觉，用小炮击退。到上午八点钟，南北两岸又开始炮击刘公岛和港内的北洋舰队。这是日军的第七次进攻。双方炮战持续三个多小时之久。这时，威海港内仅存战舰镇远、济远、平远、广丙四艘，炮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艘，练舰康济一艘，共十一艘，“药弹将罄”，而且“粮食亦缺乏”。虽然陆上援军不来，势难久守。但只要同心协力拼战，北洋舰队还不至于几天内就全军覆没。问题是北洋舰队内部的叛变活动日益猖獗起来。马格禄等洋员与牛昶昞“已密有成议，将仍以众劫汝昌。”
这天，他们一伙煽动一些士兵起来闹事，“拥护军统领张文宣到旗舰镇远，” 企图以此来达到迫降的目的。牛昶昞佯为不知内情，随后赶来，向丁汝昌提议召洋员议事。瑞乃尔对丁汝昌说：“兵心已变，势不可为！”牛昶昞也随声附和道：“众心离叛，不可复用！”丁汝昌怒斥道：“汝等欲夺汝昌，即速杀之！吾岂吝惜一身？” 揭穿了他们一伙的险恶用心。
当时，丁汝昌虽然仍存有陆援可至的一线希望，但也看出他们一伙并不会就此罢休。因此，他于当天下午派广丙舰用鱼雷炸沉了搁浅的靖远，以防日后为敌所得。同时，刘步蟾也用炸药炸沉了搁浅的定远。这天夜里，刘步蟾毅然自杀，实践了自己“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
2月11日晨三时半，日本鱼雷艇又乘风雪偷进南北两口，仍被北洋舰队发现，用小炮击退。天明后，日本各舰与南北两岸又进行水陆夹击，炮火更为猛烈。上午十点前后，日本军舰十余艘发动第八次进攻，猛冲威海南口，刘公岛东泓炮台伤其两舰，日舰始退。但是，南岸的日军大炮仍然猛轰不已。到下午一点多钟，东泓炮台两门二十四公分口径大炮均被炮火击毁，守军伤亡殆尽。当天晚上，丁汝昌接到先前所派水手的回报，始知鱼雷艇管带王平逃到烟台后，捏报刘公岛已失，陆援已告绝望。
丁先达
《甲午战事记》载：“先是山东巡抚李秉衡方在烟台守御，闻威海急，欲截留南省勤王兵改防威海，电咨总署奏陈。值新年休沐期内，七日始得旨允如所请，然而稽延多日，各营已由烟台趋北矣。又以逃艇捏报登莱青道刘含芳，云威海已陷，刘含芳据以转告李秉衡，于是山东趋防之兵遂以径退莱州。威海舰犹日盼救兵，冀得抢复龙庙、皂埠炮台，收拾余烬，与日军再决死战。以烟威道梗不可通，丁汝昌缮函裹蜡，雇人怀之，凫水登岸，假行乞以达。犹告众以援兵不日可到，当水陆夹击以解围。至是，得复书，知希望已绝。”这样，丁汝昌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
丁汝昌接此信后，便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会议，提出“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复于敌。”但是，马格禄、牛昶昞等早有密谋，均不答应。“汝昌使人将镇远用水雷轰沉，亦无应者。”马格禄、牛昶昞等竟带头自动散会，并指使一些兵痞持刀威逼丁汝昌。丁汝昌步入舱内，派人召牛昶昞来，对他说：“吾誓以身殉！”并命其“速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以防止有人盗印投降。牛昶昞佯作应允。丁汝昌遂自杀。张文宣宁死不降，也随后自杀。“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此之前命人炸沉“定远”后以手枪自杀。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1895年2月12日），刘公岛上还响着零星的鞭炮声，心灰意冷的丁汝昌却默默地走进书房，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大雪，回想他戎马的一生，泪水早已模糊双眼，不禁老泪纵横，转身端起案桌上的鸦片水一饮而尽！年近六旬的丁汝昌宁死不降，用生命捍卫了一名中国军人的尊严，他用责任换来岛上数千军民的生命，选择忍辱负重的结局，这就是他所说的“届时自有生路”的真实含义。
北洋海军如此悲壮的谢幕令日军都肃然起敬，日舰特别优待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舰可以带着殉国将领返回故土，随后，萨镇冰驾驶康济舰并载着丁汝昌等六人灵柩离开刘公岛萨镇冰驾驶康济舰并载着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杨用霖、戴宗骞、黄祖莲等六人灵柩离开刘公岛。
当载着丁汝昌灵柩的康济舰驶离威海卫军港时，日本联合舰队一片肃然，鸣炮致哀，以示敬重。
《纽约时报》发文：“三名中国海军将领，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将军、右翼总兵兼“定远”舰长刘步蟾将军和刘公岛护军统领张文宣将军，在目前的战争中表现出了比他们的同胞更加坚贞的爱国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值得中国人民引为骄傲。他们是通过一种令人哀伤的、悲剧性的方式——自杀来表现出这种可贵品质的。但是，看来他们也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方式来表达情操了……他们向世人展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马关谈判
清朝政府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等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百年甲午、春秋轮回。当年，丁汝昌曾在刘公岛内亲手栽下一株紫藤。如今它生机盎然、枝繁叶茂，每当五月花团锦簇，清香四溢，让人们不禁怀念提督的芳泽，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打，它悄然伫立于丁汝昌寓所内，仿佛诉说着它所见证的百年沧桑。
王平率领中国鱼雷艇部队逃跑对北洋海军和陆军部队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威海守军的士气。为挽救五千守军的生命，最终北洋海军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95年2月14日）投降。
丁汝昌死后，牛昶昞召集诸将和洋员议降，公推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主持投降事。杨用霖当即严词拒绝，走进舱内用手枪自击而死。于是，牛昶昞便与马格禄、泰莱、浩威、瑞乃尔等商定，由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名义向敌投降。十二日早晨，广丙管带程壁光乘镇北舰将投降书送到日本旗舰松岛号。十四日，牛昶昞与伊东祐亨在松岛舰签订《刘公岛降约》十一条，规定将镇远、济远、平远、广丙四艘战舰和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六艘炮舰，以及刘公岛各炮台和岛上军资器械全部交给日本。十七日，日本联合舰队开进威海港，并在刘公岛登岸。至此，威海卫基地完全陷落。
北洋舰队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11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服鸦片自尽殉国，至次日死亡。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把丁汝昌大印交给了美籍洋员浩威（George Howie），假借丁汝昌的名义投降，浩威亲自起草降书。降书曰：“本军门始意决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因欲保全生灵，愿停战事，将在岛现有之船及刘公岛并炮台、军械献与贵国，只求勿伤害水陆中西官员兵勇民人等命，并许其出岛归乡，是所切望。”丁汝昌自尽前下令终舰自沉，避免被日军俘获，然而却受到抵制，一群贪生怕死之辈怕此举激怒日军，竟将军需，器械等完整留给了日军。14日，《威海降约》签订，北洋海军残余的十多艘舰艇均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
牛昶昞
一纸伪造的降书不仅将北洋舰队残余的十一艘军舰、刘公岛炮台及数不清的军资器械拱手送给了倭寇，使大清皇室颜面扫地，牛昶昞还诬告降书是丁汝昌生前就已经写好的，并委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送交日军总司令伊东佑亨的。
光绪帝听信了牛昶昞诬告之词勃然大怒，将皇室尊严被辱，北洋水师覆没，以及签订卖国投降条约等等罪名一股脑全扣在丁汝昌头上，使丁汝昌从本该受奖的殉国烈士，沦为令人不齿的卖国贼。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党、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
光绪帝随即下令没收丁汝昌全部家产，给丁汝昌遗体穿上意为“罪衣”的黑色寿衣，棺材不但漆成黑色，还被“披枷戴锁”加勒三道铜箍，以取尸体“腰斩三截”之意。更不讲人道的是“不准入土下葬”，用石头把棺材围砌在丁汝昌原籍村头，永作卖国反面教材“昭告世人、以儆效尤”。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直至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丁汝昌沉冤昭雪之后才被准许下葬，此距丁汝昌殉国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已经过去整整17个年头了。
